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麽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隻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麵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沽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隻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裏麵大煙筒下麵。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麵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麵有走廊，屋子裏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裏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後常常談到他，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後議論人當然並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隻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於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僕僕，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後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隻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後，什麽時候有了錢就還帳，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願意拿什麽書，就拿什麽書。他什麽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嶽，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隻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麽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裏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戧。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繫。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裏，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撅，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麵。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作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麵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麵：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隻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麵，對另一麵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裏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係，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裏，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麵，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槓而不知是抬槓。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槓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槓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槓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裏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麽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隻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麵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沽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隻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裏麵大煙筒下麵。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麵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麵有走廊，屋子裏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裏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梁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後常常談到他，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後議論人當然並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隻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於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僕僕，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後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隻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後，什麽時候有了錢就還帳，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願意拿什麽書，就拿什麽書。他什麽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嶽，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隻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麽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裏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戧。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繫。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裏，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撅，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麵。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作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麵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麵：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隻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麵，對另一麵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裏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係，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裏，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的研究工作者們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裏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麵，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槓而不知是抬槓。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槓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槓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槓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裏也表現得非常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