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義，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所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空軒》十二首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舊詩的“詩人”決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決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麽叫做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古今中外各種學問而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當今第一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係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復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繫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隻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麵。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倖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麽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決不會投機說謊，決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鍾毀棄，瓦缶雷鳴的時代，我們又有什麽話好說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麽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吳宓先生回憶錄》的編集出版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不一樣又不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
我是雨僧先生的弟子之一，在貢獻上我自己那一份回憶之餘，又應主編的邀請寫了這一篇序。這兩件事都是我衷心願意去做的，也算是我獻給雨僧先生的心香一瓣吧。
西諦先生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係。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係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裏，“架子”這個詞兒同“麵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裏，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麵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係不同，但卻常常會麵，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裏，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蕩。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麽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隻在那時候能有，以後隻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義，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所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空軒》十二首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舊詩的“詩人”決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決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麽叫做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古今中外各種學問而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當今第一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係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復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繫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作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隻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麵。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倖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麽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決不會投機說謊，決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鍾毀棄，瓦缶雷鳴的時代，我們又有什麽話好說呢?雨僧先生受到的苦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麽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汙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吳宓先生回憶錄》的編集出版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不一樣又不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
我是雨僧先生的弟子之一，在貢獻上我自己那一份回憶之餘，又應主編的邀請寫了這一篇序。這兩件事都是我衷心願意去做的，也算是我獻給雨僧先生的心香一瓣吧。
西諦先生
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係。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係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裏，“架子”這個詞兒同“麵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裏，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麵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係不同，但卻常常會麵，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裏，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臧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蕩。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麽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隻在那時候能有，以後隻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