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麵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一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裏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20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決不是隻限於西方。20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紀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隻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決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閑時常思考漢語歷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決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係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麵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隻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隻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麵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麵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嚐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癡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麵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係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係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係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係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幹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係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係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係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係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係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係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麵，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麵，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嚐試。整個20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麵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係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21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係語言的比較研究。隻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
談吳宓
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裏表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裏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20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決不是隻限於西方。20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紀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隻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決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閑時常思考漢語歷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決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係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麵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隻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隻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麵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麵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嚐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癡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麵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係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係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係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係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象，歸納為若幹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係統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係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係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係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象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係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係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麵，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麵，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嚐試。整個20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麵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係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21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係語言的比較研究。隻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
談吳宓
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裏表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