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誌”。《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採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西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已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察·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麵”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藉助經驗，而不是抽象地邏樣，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裏說出來似的。這裏決不會有什麽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隻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的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裏先不討論，我隻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隻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係列明顯的特徵的印歐語係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析、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係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和藏緬語係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析、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5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湯姆孫(j.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裏隻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麽。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裏：
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徵到這裏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麵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係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20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21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麵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麵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東方人似乎更“全麵”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藉助經驗，而不是抽象地邏樣，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裏說出來似的。這裏決不會有什麽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隻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的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裏先不討論，我隻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隻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係列明顯的特徵的印歐語係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析、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係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和藏緬語係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析、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一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5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本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湯姆孫(j.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裏隻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繫。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麽。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繫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的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裏：
19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徵到這裏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台，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麵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繫”，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係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20世紀是微觀分析的世紀，21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麵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麵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