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6年起直到1964年錫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次運動，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開始而登峰造極。在這些運動中，在歷次的提職提級的活動中，我的表現都還算過得去。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與人無爭，至今還在燕園內外有頗令人滿意的口碑。難道我真就這樣好嗎?我的道德真就這樣高嗎?不，不是的。我雖然不敢把自己歸入壞人之列，因為除了替自己考慮外，我還能考慮別人。我絕對反對曹操的哲學：“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但我也決非聖賢，七情六慾，樣樣都有;私心雜念，一應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兩個方麵，我早已達到了頂峰，我還有什麽可爭的呢?難道我真想去“九天攬月，五洋捉鱉”嗎?我之所以能夠獲得少許美名，其勢然也。如果說我是“浪得名”，也是並不冤枉的。話又說了回來，如果沒有錫予先生，我能得到這一點點美名嗎?
所以，我現在隻能這樣說，我之所以崇敬錫予先生，憶念錫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麵理由以外，還有我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對別人說起過的動機。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隻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幾位，盡管我對我這一生並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
我自己現在已經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過了我的期望。因為我的父母都隻活了四十多歲，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五十歲。可是，到了今天，超過這個最高期望已經快到四十年了。我雖老邁，但還沒有昏聵。曹孟德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竊不自量力，大有“老驥伏櫪，誌在萬裏”之勢。在學術研究方麵，我還有不少的計劃。這些計劃是否切合實際，可另作別論，可我確實沒有攀登八寶山的計劃，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願我回憶中那一點最亮的光點，能夠照亮我前進的道路。
學習大師的風範——談趙元任先生
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火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麵，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麵，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聽到了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才。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麽像什麽，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麵，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麵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這一點將由語言學功底遠遠超過我們的陳原先生去完成，我現在在這裏隻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裏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漢語。兩方麵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鬥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麽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麵，隻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紮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隻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乎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隻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裏麵，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麽叫分析?什麽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裏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繫。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所以，我現在隻能這樣說，我之所以崇敬錫予先生，憶念錫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麵理由以外，還有我內心深處從來沒有對別人說起過的動機。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謬托自己是錫予先生的知己，我隻能說錫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幾位，盡管我對我這一生並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
我自己現在已經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過了我的期望。因為我的父母都隻活了四十多歲，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五十歲。可是，到了今天，超過這個最高期望已經快到四十年了。我雖老邁，但還沒有昏聵。曹孟德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竊不自量力，大有“老驥伏櫪，誌在萬裏”之勢。在學術研究方麵，我還有不少的計劃。這些計劃是否切合實際，可另作別論，可我確實沒有攀登八寶山的計劃，這一點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願我回憶中那一點最亮的光點，能夠照亮我前進的道路。
學習大師的風範——談趙元任先生
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火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麵，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麵，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口中聽到了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才。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麽像什麽，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麵，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麵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這一點將由語言學功底遠遠超過我們的陳原先生去完成，我現在在這裏隻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裏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也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漢語。兩方麵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鬥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麽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麵，隻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紮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隻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乎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隻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裏麵，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麽叫分析?什麽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裏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繫。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