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絕沒有想到，過了一個來星期，至多不過十天，錫予先生忽然告訴我：我已經被聘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係係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兩者我已經不敢當，後一者人數極少，皆為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的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夥子，竟也濫竽其間，我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這是誰的力量呢?我心裏最清楚：背後有一個人在，這都出於錫予先生的垂青與提攜，說既感且愧，實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這無疑是北大的新紀錄，後來也恐怕沒有人打破的。我隻能說，這是一種恩情，它對我從那以後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還在起著激勵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總還有一點遺憾之處：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錫予先生開“魏晉玄學”這一門課，課堂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這真是天賜良機，我焉能放過!解放前的教授，相對來講社會地位高，工資收入豐，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就“決定”出來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沒有架子的也得學著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認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有沒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錫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嶽，架子何從端起!而且聽先生講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當時，一位教授聽另外一位教授講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徵得了錫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誠的學生之一，一整年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且每堂課都工整地做聽課的筆記，巨細不遺。這一大本筆記，我至今尚保存著，隻是“隻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有朝一日總會重見天日的。這樣一來，我就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夙願。
錫予先生對我的關心是多方麵的。他讓我從紅樓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裏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聞而觳觫的特務機關東廠，是專殺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獄，據說當年的水牢還有遺蹟保留著。“庭院深深深幾許”，我住在最裏麵一個院子裏，裏麵堆滿考古挖掘出土的漢代磚棺，陰氣森森，傳說是鬧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沒有人敢來找我，除非他在門房打聽得萬分清楚：季羨林確是在家裏，才敢邁步走進。我也並非“季大膽”，隻是在歐洲十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個“無鬼論”者，所以能處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經常在縷縷的馬櫻花香中，怡然入夢。
當時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簡政。隻有一個校長胡適之先生，還經常不在學校，並沒有什麽副校長。一個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一個秘書長主管全校的後勤工作。六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各設院長一人。也沒有聽說有什麽校院長聯席會，什麽係主任聯席會。專就文學院而論，錫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職等等現在非開上無數次會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時一次會也不開，錫予先生一個人說了算。大概因為他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從來沒有出過什麽婁子。我們係裏遇到麻煩，我總去找錫予先生，他不動聲色，幫我解除了困難。他還幫我在學校圖書館中要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書都從書庫中提到我的研究室裏，又派一位研究生馬理女士當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室內窗明幾淨，我心曠神怡。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於錫予先生之賜。我的文章寫出後，首先送給錫予先生，請求指正。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隻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我們共同迎來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軍圍城期間，南京方麵派一架專機，來接幾位名單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錫予先生單上有名，但他卻堅決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國。有一段時間，錫予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算是一個“過渡政權”。總之，北大師生共同度過了許多初解放後興奮狂歡的令人難忘的日子。
1952年，我們北大從城裏搬到了現在的燕園中來。政府早已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隻有兩個副校長，其中一個是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實際上主管教學和科研的就是錫予先生一人。馬老德高望重，但實際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個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據我們局外人看，校領導是團結的。當時的北大，同全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樣，幾乎是天天搞“運動”。然而北大這樣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隻無形的帶頭羊，卻並沒有出什麽婁子，這與校領導的團結和江隆基同誌的睿智正直是分不開的。
還是講一講我自己的情況吧。出城以後，我“官”運亨通，財源大發。先是在城裏時工資被評為每月一千一百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種物價一小時一漲，火箭似地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後來按級別評定工資，我依稀記得：馬老(馬寅初)是三級，等於政府的副總理。以下是湯老(湯用彤)、剪老(剪伯贊)、曹老(曹靖華)等，具體級別記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幾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國評定教授工資的活動，根據我的回憶，這次活動用的時間較長，工作十分細緻，深入謹慎。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同誌，曾幾次徵求我的意見：中文係教授吳組緗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紅樓夢》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他問我吳能否評為一級教授?我當然覺得很夠格。然而最後權衡下來，仍然定為二級，可見此事之難。據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隻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竟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於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評為一級，這實在令我誠惶誠恐。後來聽說，常在一個餐廳裏吃飯的幾位教授，出於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與不可理解之間的心理，背後賜給我了一個諢名，曰“一級”。隻要我一走進食堂，有人就竊竊私語，會心而笑：“‘一級’來了!”我不怪這些同事，同他們比起來，無論是年齡或學術造詣，我都遜一籌，起個把渾名是應該的。這是由於我的運氣好嗎?也許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後有一個人在，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錫予先生。
俗話說：“福不雙至。”可是1956年，我竟是“福真雙至”。“一級”之外，我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一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從人數之少來說，比起封建時期的“金榜題名”來，還要難得多。除了名以外，還有頗為豐厚的津貼，真可謂“名利雙收”。至於是否又有人給我再起什麽諢號，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話，我也會一笑置之。
總之，在我剛過不惑之年沒有幾年的時候，我還隻能算是一個老青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榮譽和利益，就都已穩穩地拿到手中。我是一個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說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於機遇，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但是，我心中總還有一點遺憾之處：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錫予先生開“魏晉玄學”這一門課，課堂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這真是天賜良機，我焉能放過!解放前的教授，相對來講社會地位高，工資收入豐，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就“決定”出來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沒有架子的也得學著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認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有沒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錫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嶽，架子何從端起!而且聽先生講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當時，一位教授聽另外一位教授講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徵得了錫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誠的學生之一，一整年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且每堂課都工整地做聽課的筆記，巨細不遺。這一大本筆記，我至今尚保存著，隻是“隻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有朝一日總會重見天日的。這樣一來，我就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夙願。
錫予先生對我的關心是多方麵的。他讓我從紅樓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裏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聞而觳觫的特務機關東廠，是專殺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獄，據說當年的水牢還有遺蹟保留著。“庭院深深深幾許”，我住在最裏麵一個院子裏，裏麵堆滿考古挖掘出土的漢代磚棺，陰氣森森，傳說是鬧鬼的凶宅之一。晚上沒有人敢來找我，除非他在門房打聽得萬分清楚：季羨林確是在家裏，才敢邁步走進。我也並非“季大膽”，隻是在歐洲十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個“無鬼論”者，所以能處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經常在縷縷的馬櫻花香中，怡然入夢。
當時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簡政。隻有一個校長胡適之先生，還經常不在學校，並沒有什麽副校長。一個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一個秘書長主管全校的後勤工作。六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各設院長一人。也沒有聽說有什麽校院長聯席會，什麽係主任聯席會。專就文學院而論，錫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職等等現在非開上無數次會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時一次會也不開，錫予先生一個人說了算。大概因為他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從來沒有出過什麽婁子。我們係裏遇到麻煩，我總去找錫予先生，他不動聲色，幫我解除了困難。他還幫我在學校圖書館中要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書都從書庫中提到我的研究室裏，又派一位研究生馬理女士當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室內窗明幾淨，我心曠神怡。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於錫予先生之賜。我的文章寫出後，首先送給錫予先生，請求指正。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隻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我們共同迎來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軍圍城期間，南京方麵派一架專機，來接幾位名單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錫予先生單上有名，但他卻堅決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國。有一段時間，錫予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算是一個“過渡政權”。總之，北大師生共同度過了許多初解放後興奮狂歡的令人難忘的日子。
1952年，我們北大從城裏搬到了現在的燕園中來。政府早已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隻有兩個副校長，其中一個是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實際上主管教學和科研的就是錫予先生一人。馬老德高望重，但實際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個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據我們局外人看，校領導是團結的。當時的北大，同全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樣，幾乎是天天搞“運動”。然而北大這樣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隻無形的帶頭羊，卻並沒有出什麽婁子，這與校領導的團結和江隆基同誌的睿智正直是分不開的。
還是講一講我自己的情況吧。出城以後，我“官”運亨通，財源大發。先是在城裏時工資被評為每月一千一百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種物價一小時一漲，火箭似地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後來按級別評定工資，我依稀記得：馬老(馬寅初)是三級，等於政府的副總理。以下是湯老(湯用彤)、剪老(剪伯贊)、曹老(曹靖華)等，具體級別記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幾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國評定教授工資的活動，根據我的回憶，這次活動用的時間較長，工作十分細緻，深入謹慎。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同誌，曾幾次徵求我的意見：中文係教授吳組緗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紅樓夢》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他問我吳能否評為一級教授?我當然覺得很夠格。然而最後權衡下來，仍然定為二級，可見此事之難。據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隻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竟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於上青天”了。
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評為一級，這實在令我誠惶誠恐。後來聽說，常在一個餐廳裏吃飯的幾位教授，出於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與不可理解之間的心理，背後賜給我了一個諢名，曰“一級”。隻要我一走進食堂，有人就竊竊私語，會心而笑：“‘一級’來了!”我不怪這些同事，同他們比起來，無論是年齡或學術造詣，我都遜一籌，起個把渾名是應該的。這是由於我的運氣好嗎?也許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後有一個人在，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錫予先生。
俗話說：“福不雙至。”可是1956年，我竟是“福真雙至”。“一級”之外，我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這是中國一個讀書人至高無上的稱號，從人數之少來說，比起封建時期的“金榜題名”來，還要難得多。除了名以外，還有頗為豐厚的津貼，真可謂“名利雙收”。至於是否又有人給我再起什麽諢號，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話，我也會一笑置之。
總之，在我剛過不惑之年沒有幾年的時候，我還隻能算是一個老青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期望的最高的榮譽和利益，就都已穩穩地拿到手中。我是一個頗有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步，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說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說一點都沒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於機遇，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