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隻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係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烙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格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格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回憶湯用彤先生
自己已經到瞭望九之年。過去八十多年的憶念，如雲如煙，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煙霧中，卻有幾處閃光之點，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萬，其中有大星數顆，熠熠閃光，明亮璀璨。無論什麽時候回想起來，都晶瑩如在眼前。
我對於湯用彤先生的回憶就是最閃光之點。
但是，有人會提出疑問了：“你寫了那麽多對師友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單單對於你回憶中最亮之點的湯錫予(先生的號)先生卻沒有寫全麵的回憶文章呢?”這問得正確，問得有理。但是，我卻有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說出來過的說法。試想：錫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這個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時候，階級鬥爭已經快發展到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程度。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還沒有爆發，但是對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會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氣氛。錫予先生和我都屬於後來在十年浩劫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號的人物，我若一寫悼念文章，必然會流露出我的真情來。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的範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隻差毫釐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到了今天，環境氣氛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能夠把真情實感從心中移到紙上來了。
因為不在一個學校，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讀過的，他的道德我是聽說過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對象。我也崇拜一些別的大師，讀其書未見其人者屢見不鮮。但我卻獨獨對錫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像他是一個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綹白須，飄拂胸前。對於別的大師，沒見麵過的大師，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種深奧難言的原因。既然“難言”，現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國呆了整整十年之後，二戰結束，時來入夢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我了。我必須回國了。回國後，必須找一個職業，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搶一隻飯碗”。古人雲：“民以食為天。”沒有飯碗，怎麽能過日子呢?於是我就寫信給我的恩師、正在英國治療目疾的陳寅恪先生，向他報告我十年來學習的過程。我的師祖呂德斯(heinrichlüders)正是他的老師，而我的德國恩師瓦爾特施密特(ernst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學。因此，我一講學習情況，他大概立即瞭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長信，信中除了一些獎掖鼓勵的話以外，他說，他想介紹我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實在是望外之喜。北大這個全國最高學府，與我本有一段因緣，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夢想出國，棄北大而就清華。現在我的出國夢已經實現了，陰陽往復，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終究又要回到北大來了。我簡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應允。這就是我來北大的最初因緣。
1945年10月，我離開住了十年的“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哥廷根，揮淚辭別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東，到了瑞士，在這山青水綠的世界公園中住了將近半年，然後經法國馬賽、越南西貢、英國占領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上海。路上用了將近四個月。時二戰中遺留在大洋裏的水雷尚未打撈，時時有觸雷的危險。載著上千法國兵的英國巨輪的船長，隨時都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終於靠他們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過了險境，安然抵達西貢。從西貢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颶風，一晝夜，小輪未能前進一寸。這個險境也終於度過了。離開祖國將近十一年的兒子又回到母親懷抱裏來了，臨登岸時，我思緒萬端，悲喜交集，此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變成了瑞普·凡·溫克(ripfvanwinkel)，滿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裏，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幾天。又轉到南京，仍然是無家可歸，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睡了一個夏天。當時寅恪師已經從英國回國，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維的官邸中去謁見他。師生別離已經十多年了，各自談了別後的情況，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詩說“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不啻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也。寅恪師命我持在德國發表的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去見當時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時校長胡適尚留美未返。傅告訴我，按照北大的規定，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的人，隻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我對此並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龍門了，焉敢還有什麽癡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話，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嗎?
在南京做了一個夏天的“流動人口”。雖然飽賞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風光，卻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瘧疾，頗受了點苦頭。在那年的秋天，我從上海乘海輪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到了北平。錫予先生讓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迎接我們。時屆深秋，白露已降。“淒清獼天地，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我心中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淒涼中有欣慰，悲愁中有興奮，既憶以往，又盼來者，茫然懵然，住進了幾乎是空無一人的紅樓。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慕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麵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格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回憶湯用彤先生
自己已經到瞭望九之年。過去八十多年的憶念，如雲如煙，浩渺一片。但在茫茫的煙霧中，卻有幾處閃光之點，宛如夏夜的晴空，群星上千上萬，其中有大星數顆，熠熠閃光，明亮璀璨。無論什麽時候回想起來，都晶瑩如在眼前。
我對於湯用彤先生的回憶就是最閃光之點。
但是，有人會提出疑問了：“你寫了那麽多對師友的回憶文章，為什麽單單對於你回憶中最亮之點的湯錫予(先生的號)先生卻沒有寫全麵的回憶文章呢?”這問得正確，問得有理。但是，我卻有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說出來過的說法。試想：錫予先生是在哪一年逝世的?是在1964年。一想到這個年份，事情就很清楚了。在那時候，階級鬥爭已經快發展到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程度。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還沒有爆發，但是對政治稍有敏感的人，都會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氣氛。錫予先生和我都屬於後來在十年浩劫中出現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號的人物，我若一寫悼念文章，必然會流露出我的真情來。如果我還有什麽優點的話，那就是，沒有真感情，我不寫回憶文章。但是，在那個時代，真感情都會被歸入“小資產階級”的範疇，而一旦成了“小資產階級”，則距離“修正主義”隻差毫釐了。我沒有這個膽量，所以就把對錫予先生懷念感激之情，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靈深處。到了今天，環境氣氛已經大大地改變了，能夠把真情實感從心中移到紙上來了。
因為不在一個學校，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弟子。但是，他的文章我是讀過的，他的道德我是聽說過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早已是我崇拜的對象。我也崇拜一些別的大師，讀其書未見其人者屢見不鮮。但我卻獨獨對錫予先生常有幻象;我想像他是一個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綹白須，飄拂胸前。對於別的大師，沒見麵過的大師，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幻象，此理我至今不解。但是，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一種深奧難言的原因。既然“難言”，現在就先不“言”吧。
1945年，我在德國呆了整整十年之後，二戰結束，時來入夢的祖國母親在召喚我了。我必須回國了。回國後，必須找一個職業，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搶一隻飯碗”。古人雲：“民以食為天。”沒有飯碗，怎麽能過日子呢?於是我就寫信給我的恩師、正在英國治療目疾的陳寅恪先生，向他報告我十年來學習的過程。我的師祖呂德斯(heinrichlüders)正是他的老師，而我的德國恩師瓦爾特施密特(ernstwaldschmidt)正是他的同學。因此，我一講學習情況，他大概立即瞭然。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長信，信中除了一些獎掖鼓勵的話以外，他說，他想介紹我到北京大學任教。這實在是望外之喜。北大這個全國最高學府，與我本有一段因緣，1930年我曾考取北大，因夢想出國，棄北大而就清華。現在我的出國夢已經實現了，陰陽往復，往往非人力所能定，我終究又要回到北大來了。我簡直狂喜不能自己，立即回信應允。這就是我來北大的最初因緣。
1945年10月，我離開住了十年的“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哥廷根，揮淚辭別了像老母一般的女房東，到了瑞士，在這山青水綠的世界公園中住了將近半年，然後經法國馬賽、越南西貢、英國占領的香港，回到了祖國的上海。路上用了將近四個月。時二戰中遺留在大洋裏的水雷尚未打撈，時時有觸雷的危險。載著上千法國兵的英國巨輪的船長，隨時都如臨深履薄，戰戰兢兢，終於靠他們那一位上帝的保佑，度過了險境，安然抵達西貢。從西貢至香港，海上又遇到颶風，一晝夜，小輪未能前進一寸。這個險境也終於度過了。離開祖國將近十一年的兒子又回到母親懷抱裏來了，臨登岸時，我思緒萬端，悲喜交集，此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初到上海，人地生疏，我仿佛變成了瑞普·凡·溫克(ripfvanwinkel)，滿目茫然。幸而臧克家正住在那裏，我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十幾天。又轉到南京，仍然是無家可歸，在李長之的辦公桌上睡了一個夏天。當時寅恪師已經從英國回國，我曾到他借住的俞大維的官邸中去謁見他。師生別離已經十多年了，各自談了別後的情況，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杜甫詩說“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不啻為我當時的心情寫照也。寅恪師命我持在德國發表的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去見當時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時校長胡適尚留美未返。傅告訴我，按照北大的規定，在國外拿了學位回國的人，隻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我對此並不在意，能入北大，已如登龍門了，焉敢還有什麽癡心妄想?如果真有的話，那不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嗎?
在南京做了一個夏天的“流動人口”。雖然飽賞了台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風光，卻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瘧疾，頗受了點苦頭。在那年的秋天，我從上海乘海輪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到了北平。錫予先生讓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迎接我們。時屆深秋，白露已降。“淒清獼天地，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我心中說不出是什麽滋味，淒涼中有欣慰，悲愁中有興奮，既憶以往，又盼來者，茫然懵然，住進了幾乎是空無一人的紅樓。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慕多年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麵容端嚴慈祥，不苟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