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雖是小小的一招，我卻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個班果然有幾個學生的名字連《辭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沒有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開始就破了產，連一年教員也當不成了。
可是課堂上也並不總是平靜無事。我的學生有的比我還大，從小就在家裏念私塾，舊書念得很不少。有一個學生曾對我說：“老師，我比你大五歲哩。”說罷嘿嘿一笑，我覺得裏麵有威脅，有嘲笑。比我大五歲，又有什麽辦法呢?我這老師反正還要當下去。
當時好像有一種風氣：教員一定要無所不知。學生以此要求教員，教員也以此自居。在課堂上，教員決不能承認自己講錯了，決不能有什麽問題答不出。否則就將為學生所譏笑。但是像我當時那樣剛從外語係畢業的大娃娃教國文怎能完全講對呢?怎能完全回答同學們提出來的問題呢?有時候，隻好王顧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緊了，就硬著頭皮，亂說一通。學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們也不是傻子，老師究竟多輕多重，他們心中有數。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寢室，思前想後，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襲來，我又仿佛為人們所遺棄，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別的教員怎樣呢?他們也許都有自己的煩惱，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但是有幾個人卻是整天價滿麵春風，十分愉快。我有時候也從別人嘴裏聽到一些風言風語，說某某人陪校長太太打麻將了，某某人給校長送禮了，某某人請校長夫婦吃飯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飯碗，也想學習他們一下。但是卻來了問題：買禮物，準備酒席，都不是極困難的事情。可是，怎樣送給人家呢?怎樣請人家呢?如果隻說：“這是禮物，我要送給你。”或者：“我要請你吃飯。”雖然也難免心跳臉紅，但我自問還幹得了。可是，這顯然是不行的，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一定還要耍一些花樣。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裏，再三考慮，甚至自我表演，暗誦台詞。最後，我隻有承認，我在這方麵缺少天才，隻好作罷。我仿佛看到自己手裏的飯碗已經有點飄動，我真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就這樣，半年過去了。到了放寒假的時候，一位河南籍的物理教員，因為靠山教育廳的一位科長垮了台，就要被解聘。校長已經托人暗示給他，他雖然沒有出路，也隻有忍痛辭職。我們校長聽了，故意裝得大為震驚，三番兩次到這位教員屋裏去挽留，甚至聲淚俱下，最後還表示要與他共進退。我最初隻是一位旁觀者，站在旁邊看校長的表演藝術，欣賞他的表演天才。但是，看來看去，我自己竟糊塗起來，我給校長的真摯態度所感動了。我也自動地變成演員，幫著校長挽留他。那位教員閱歷究竟比我深，他不為所動，還是卷了鋪蓋。因為他知道，連他的繼任人選都已經安排好了。
我又長了一番見識，暗暗地責備自己糊塗。同時，我也不寒而慄，將來會不會有一天校長也要同我“共進退”呢?
也就在這時候，校長大概逐漸發現，在我這個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錯了人。我到了學校以後，雖然也在別人的幫助(毋寧說是牽引)下，把高中畢業同學組織起來，並且被選為什麽主席。但是，從那以後，就一點活動也沒有。我確實不知道，應該活動一些什麽。雖然我絞盡腦汁，辦法就是想不出。這樣當然就與校長原意相違了。他表麵上待我還是客客氣氣，隻是有一次在有意和無意之間他對我說道：“你很安靜。”什麽叫做“安靜”呢?別人恐怕很難體會這兩個字的意思，我卻是能體會的。我回到寢室，又繞室彷徨。“安靜”兩個字給我以大威脅。我的飯碗好像就與這兩個字有關。我又仿佛為人所遺棄，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春天早過，夏天又來，這正是中學教員最緊張的時候。在教員休息室裏，經常聽到一些竊竊私語：“拿到了沒有?”不用說拿到什麽，大家都了解，這指的是下學期的聘書。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這都是有辦法的人，與校長關係密切，或者屬於校長的基本隊伍。隻要校長在，他們決不會丟掉飯碗。有的就神色倉皇，舉止失措。這樣的人沒有靠山，飯碗掌握在別人手裏，命定是一年一度緊張。我把自己歸入這一類。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見，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長給我下的斷語：“安靜”，我覺得，就已經決定了我的命運。但我還僥倖有萬一的幻想，因此在倉皇中還有一點鎮靜。
但是，這鎮靜是不可靠的。我心裏的滋味實際上同一年前大學將要畢業時差不多。我見了人，不禁也竊竊私語：“拿到了沒有?”我不喜歡那些神態自若的人。我隻願意接近那些神色倉皇的人，隻有對這一些人我才有同病相憐之感。
這時候，校園更加美麗了。木槿花雖還開放，但已經長滿了綠油油的大葉子。玫瑰花開得一叢一叢的，池塘裏的水浮蓮已經開出黃色的花朵。“小園香徑獨徘徊”，是頗有詩意的。可惜我什麽詩意都沒有。我耳邊隻有一個聲音：“拿到了沒有?”我覺得，大地茫茫，就是沒有我的容身之處。我又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這事情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回憶起那提心弔膽的情況，就歷歷如在眼前，我真是永世難忘。現在把它寫了出來，算是送給今年畢業同學的一件禮物，送給他們一麵鏡子。在這裏麵，可以照見過去與現在，可以照出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二戰心影
在德國，同二戰共始終的中國留學生，到了今天，時隔五十年，已經所餘無幾了。我有幸是其中一個，從1939年至1945年長達六年的戰火，現在回憶起來，宛如一場噩夢，雖已時光消磨得漫漶不清，但有一些片段，卻仍然栩栩鮮明，如在眼前。我現在就把這些片段寫了下來，看看從中能學得什麽有用的教訓。為了存真起見，我主要依據當時相當詳細的日記，僅輔之以記憶，目的是避免以今天的感情代替當時的感情。需要說明的是，囿於當時所處環境，日記中所說的“敵機”、“敵人”，當然是指反法西斯方麵的盟軍。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於1935年夏抵柏林，深秋赴哥廷根，此時納粹上台才兩年。焚書坑猶的暴行高潮已過，除了街上有穿黑製服的ss(黨衛軍，我們稱之為“黑狗”)和sa(衝鋒隊，穿黃衣，我們稱之為“黃狗”)外，其餘則一片祥和。供應極端豐盛，人民安居樂業。我們謹遵出國時清華馮友蘭老師和蔣廷黻老師的教導，閉口不談政治，彼此相安無事。納粹黨員胸前都戴卐字胸章，一望而知誰是黨員。他們的黨似乎頗為鬆散，沒有什麽省委、市委等等的組織，也沒聽說過什麽組織生活，也沒有什麽“光榮地加入卐黨”之類的說法。老百姓對希特勒是崇拜的。在社會生活中取消了“早安”、“晚安”等等的問候語，而代之以“希特勒萬歲”。我厭惡這一套，在學校和家內，仍然說我的“早安”和“晚安”。到商店亦然。店員看我們是“老外”，有時候也答以相同的問候。如果我說“早安”、“晚安”，而對方答以“希特勒萬歲”，則我就不想再進這個商店。
可是課堂上也並不總是平靜無事。我的學生有的比我還大，從小就在家裏念私塾，舊書念得很不少。有一個學生曾對我說：“老師，我比你大五歲哩。”說罷嘿嘿一笑，我覺得裏麵有威脅，有嘲笑。比我大五歲，又有什麽辦法呢?我這老師反正還要當下去。
當時好像有一種風氣：教員一定要無所不知。學生以此要求教員，教員也以此自居。在課堂上，教員決不能承認自己講錯了，決不能有什麽問題答不出。否則就將為學生所譏笑。但是像我當時那樣剛從外語係畢業的大娃娃教國文怎能完全講對呢?怎能完全回答同學們提出來的問題呢?有時候，隻好王顧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緊了，就硬著頭皮，亂說一通。學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們也不是傻子，老師究竟多輕多重，他們心中有數。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寢室，思前想後，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襲來，我又仿佛為人們所遺棄，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別的教員怎樣呢?他們也許都有自己的煩惱，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但是有幾個人卻是整天價滿麵春風，十分愉快。我有時候也從別人嘴裏聽到一些風言風語，說某某人陪校長太太打麻將了，某某人給校長送禮了，某某人請校長夫婦吃飯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飯碗，也想學習他們一下。但是卻來了問題：買禮物，準備酒席，都不是極困難的事情。可是，怎樣送給人家呢?怎樣請人家呢?如果隻說：“這是禮物，我要送給你。”或者：“我要請你吃飯。”雖然也難免心跳臉紅，但我自問還幹得了。可是，這顯然是不行的，事情並沒有這樣簡單。一定還要耍一些花樣。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裏，再三考慮，甚至自我表演，暗誦台詞。最後，我隻有承認，我在這方麵缺少天才，隻好作罷。我仿佛看到自己手裏的飯碗已經有點飄動，我真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就這樣，半年過去了。到了放寒假的時候，一位河南籍的物理教員，因為靠山教育廳的一位科長垮了台，就要被解聘。校長已經托人暗示給他，他雖然沒有出路，也隻有忍痛辭職。我們校長聽了，故意裝得大為震驚，三番兩次到這位教員屋裏去挽留，甚至聲淚俱下，最後還表示要與他共進退。我最初隻是一位旁觀者，站在旁邊看校長的表演藝術，欣賞他的表演天才。但是，看來看去，我自己竟糊塗起來，我給校長的真摯態度所感動了。我也自動地變成演員，幫著校長挽留他。那位教員閱歷究竟比我深，他不為所動，還是卷了鋪蓋。因為他知道，連他的繼任人選都已經安排好了。
我又長了一番見識，暗暗地責備自己糊塗。同時，我也不寒而慄，將來會不會有一天校長也要同我“共進退”呢?
也就在這時候，校長大概逐漸發現，在我這個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錯了人。我到了學校以後，雖然也在別人的幫助(毋寧說是牽引)下，把高中畢業同學組織起來，並且被選為什麽主席。但是，從那以後，就一點活動也沒有。我確實不知道，應該活動一些什麽。雖然我絞盡腦汁，辦法就是想不出。這樣當然就與校長原意相違了。他表麵上待我還是客客氣氣，隻是有一次在有意和無意之間他對我說道：“你很安靜。”什麽叫做“安靜”呢?別人恐怕很難體會這兩個字的意思，我卻是能體會的。我回到寢室，又繞室彷徨。“安靜”兩個字給我以大威脅。我的飯碗好像就與這兩個字有關。我又仿佛為人所遺棄，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春天早過，夏天又來，這正是中學教員最緊張的時候。在教員休息室裏，經常聽到一些竊竊私語：“拿到了沒有?”不用說拿到什麽，大家都了解，這指的是下學期的聘書。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這都是有辦法的人，與校長關係密切，或者屬於校長的基本隊伍。隻要校長在，他們決不會丟掉飯碗。有的就神色倉皇，舉止失措。這樣的人沒有靠山，飯碗掌握在別人手裏，命定是一年一度緊張。我把自己歸入這一類。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見，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長給我下的斷語：“安靜”，我覺得，就已經決定了我的命運。但我還僥倖有萬一的幻想，因此在倉皇中還有一點鎮靜。
但是，這鎮靜是不可靠的。我心裏的滋味實際上同一年前大學將要畢業時差不多。我見了人，不禁也竊竊私語：“拿到了沒有?”我不喜歡那些神態自若的人。我隻願意接近那些神色倉皇的人，隻有對這一些人我才有同病相憐之感。
這時候，校園更加美麗了。木槿花雖還開放，但已經長滿了綠油油的大葉子。玫瑰花開得一叢一叢的，池塘裏的水浮蓮已經開出黃色的花朵。“小園香徑獨徘徊”，是頗有詩意的。可惜我什麽詩意都沒有。我耳邊隻有一個聲音：“拿到了沒有?”我覺得，大地茫茫，就是沒有我的容身之處。我又想到什麽地方去哭上一場。
這事情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是，每一回憶起那提心弔膽的情況，就歷歷如在眼前，我真是永世難忘。現在把它寫了出來，算是送給今年畢業同學的一件禮物，送給他們一麵鏡子。在這裏麵，可以照見過去與現在，可以照出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二戰心影
在德國，同二戰共始終的中國留學生，到了今天，時隔五十年，已經所餘無幾了。我有幸是其中一個，從1939年至1945年長達六年的戰火，現在回憶起來，宛如一場噩夢，雖已時光消磨得漫漶不清，但有一些片段，卻仍然栩栩鮮明，如在眼前。我現在就把這些片段寫了下來，看看從中能學得什麽有用的教訓。為了存真起見，我主要依據當時相當詳細的日記，僅輔之以記憶，目的是避免以今天的感情代替當時的感情。需要說明的是，囿於當時所處環境，日記中所說的“敵機”、“敵人”，當然是指反法西斯方麵的盟軍。
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於1935年夏抵柏林，深秋赴哥廷根，此時納粹上台才兩年。焚書坑猶的暴行高潮已過，除了街上有穿黑製服的ss(黨衛軍，我們稱之為“黑狗”)和sa(衝鋒隊，穿黃衣，我們稱之為“黃狗”)外，其餘則一片祥和。供應極端豐盛，人民安居樂業。我們謹遵出國時清華馮友蘭老師和蔣廷黻老師的教導，閉口不談政治，彼此相安無事。納粹黨員胸前都戴卐字胸章，一望而知誰是黨員。他們的黨似乎頗為鬆散，沒有什麽省委、市委等等的組織，也沒聽說過什麽組織生活，也沒有什麽“光榮地加入卐黨”之類的說法。老百姓對希特勒是崇拜的。在社會生活中取消了“早安”、“晚安”等等的問候語，而代之以“希特勒萬歲”。我厭惡這一套，在學校和家內，仍然說我的“早安”和“晚安”。到商店亦然。店員看我們是“老外”，有時候也答以相同的問候。如果我說“早安”、“晚安”，而對方答以“希特勒萬歲”，則我就不想再進這個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