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以後，在頗長的時間內，人民文學出版社給我出的書都是翻譯作品，而且都是印度古典梵文作品，如《沙恭達羅》、《優哩婆濕》、《五卷書》等等。這些名著久已蜚聲世界文壇，很多國家都有譯本，在中國卻都是初譯。
我以微薄的力量，給中國文學界做了點拾遺補闕的工作，頗感自慰。
我在這裏想專門談一談世界名著、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的翻譯問題。這一部書，數量大，翻譯難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無緣無故地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且還是國際活動家，這與我的內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終日忙忙叨叨，極以為苦。對這樣艱巨的翻譯工作，我是絕不敢嚐試的。幸虧來了“文化大革命”，幸虧我自己跳了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爺”，幸虧一跳就跳進了牛棚，幸虧在牛棚裏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門離奇古怪的許多帽子。到了“文革”後期，所有的“罪犯”幾乎都被“解放”了，我卻是“欲摘還戴時候，最難將息”，我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遊離於人民與非人民之間，徘徊於友人與非友人之際。昔日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而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無。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門，守電話以外，什麽事情都沒有，自謂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曠日持久而絕不會有什麽結果的工作，想來想去，想到了翻譯《羅摩衍那》。這活兒隻能偷偷摸摸地幹。晚上回家，翻讀全書，譯成散文。白天枯守門房時，腦袋裏不停地轉動，把散文改成了韻文。
總之是一句話，我“感謝”“十年浩劫”，沒有這場浩劫，就絕不會有《羅摩衍那》的譯本。世事紛雜混亂，有如是者!最後終於是妖氛掃盡，天日重明，我搖身一變，成為一個“頗可接觸者”。不知怎樣一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譯《羅摩衍那》的事，於是派劉壽康先生同我聯繫。出版此書是我從來沒有敢夢想的事，現在簡直是喜從天降，我當然一口答應。這部史詩長達二百多萬字，我同劉壽康先生親密合作，忙了一兩年，終於出了，算是給中國文學界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在這裏，我還想講一件有關《羅摩衍那》獲獎的花絮。1993年，由新聞出版總署主持召開了全國圖書評獎大會。這是全國規格最高的圖書評獎活動。一般的手續是：先由出版社自選，報請省市出版局審查，經過篩選，再報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查，主要是檢查出版質量，重點是統計錯誤率，以萬分之一為合格，否則名落孫山。最後由新聞出版總署送交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各科的評審組，經過各組內的仔細審閱和討論，然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由小組通過，最後再由十幾個小組組成的全體評委會審查，無記名投票作最後決定。手續是慎重的，評審是公正的。
我屬於文學組，古今中外的文學、創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內。我們組第一次開會是借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把新聞出版總署已經檢查過的幾百本書搬到會議室內，陳列在那裏，供評委們閱讀。不知是哪一個工作人員，由於一時疏忽，從書庫中向外抱書時，將三冊頗為破爛的平裝本的《羅摩衍那》夾在書中抱了出來。全書是八冊，不知為什麽隻留下這三冊。
就是這三冊書無意中被柳鳴九教授發現了，他大為興奮，說：“社科院評獎時，此書已經得過獎。”他堅持將此書納入評選對象中。我作為組長，堅決反對，認為這不合手續，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經過在我迴避下的全組討論，一致評為獲得大獎的僅有的幾種書之一。後來，在一次有副署長參加的小組會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議，沒有得逞。終於被搬進了全體評委大會的大禮堂中，但“赫然”擺著的仍是那三冊頗為破舊的《羅摩衍那》，在眾多富麗堂皇、裝幀精美的大部頭書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個小癟三。最後竟以很高的票數通過，成為十幾年來中國東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全權代表。
順便說一句，在這同一次會上，我們小組還通過了中華書局根本沒有上報的錢鍾書的《管錐編》。從這兩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來，小組的評選是公正無私的，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從來都是尊重評委們的意見的，從來沒有妄加幹涉過。
花絮講完，我這篇文章應該打住了。我本來隻想寫上幾百字，應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筆不能自休，竟寫了三千來字。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並不複雜。在本文開頭時我就講到了溫馨甜蜜的感覺。在這裏，這種感覺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夠蒸蒸日上，越辦越紅火。
我也希望，我這種溫馨甜蜜的感覺能永久保留下去。
2000年10月16日
第31章 獲獎有感(1)
完全出我意料，我的《賦得永久的悔》竟然獲得了中國最高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榮譽獎。我自己認為是不夠格的。
雖然我從青年時代起就舞筆弄墨，寫了一些所謂文章，但是我從來不敢以文學家自命。說一句誇大一點的話，我自己認為是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和興趣都集中在對印度古代語言、中亞古代語言、佛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這種別人可能認為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已經做了六七十年了。樊膏繼晷，兀兀窮年，樂此不疲，心甘情願。寫一些散文之類的東西，是積習難除，而且都是在感情躁動於胸中，必須一吐為快的時候。
十幾年前，我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這件事是我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才知道的。我並沒有參加那一次大會。以後究竟開過多少次理事會，我也沒太注意，因為我一次也沒有參加過。不是我沒有時間，沒有興趣，而是由於上麵講到的原因。我覺得，我之所以能夠當選理事，是因為我曾從許多外語中翻譯過大量的文學作品，而絕不是由於我的創作。我去參加理事會是濫竽充數。一直到最後一次換屆的理事會，我才親自參加。在這一次會議，我又被推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顧問，地位夠崇高的了。“此身合是作家未?”我仍然套用陸放翁的詩句來向自己發問。答覆仍在疑似之間，但已經感到有點作家的味了。
這一次，我獲得魯迅文學獎，不是憑我的翻譯，而是憑我的創作。我自覺似乎向作家靠近了一點兒。說到《賦得永久的悔》這一篇散文寫成的原因，完全是出於一種偶然性。《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小姐想出了一個題目，叫做“永久的悔”，發函徵文。別人是怎麽想的，我不知道。至於我自己呢，我一看題目，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我的“永久的悔”，就藏在我的心中，一直藏了幾十年，時時在我心中躁動，有時令我寢食難安，直欲一吐為快。現在小蕙一給我機會，實在是天賜良緣。我立即動筆，幾乎是一氣嗬成，文不加點。我大概是交稿最早的人，至少是其中之一。詳情都已寫在文章中，我在這裏就不重複了。
文章在《光明日報》“文薈”上刊出後，得出的反應大大地超出我的期望。一位在很多問題上同我意見相左的老相識對我說：“你的許多文章我都不同意;但是《賦得永久的悔》卻不能不讓我感動和欽佩。你是一口氣寫成的吧?”他說得並沒有錯，我確實是這樣寫成的。這一篇文章被許多“文摘”轉載，一些地方中學裏還選作教材。我還接到許多相識的和不相識的老、中、青朋友的來信，對它加以讚美。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一篇文章竟能產生這樣廣泛的影響。
我以微薄的力量，給中國文學界做了點拾遺補闕的工作，頗感自慰。
我在這裏想專門談一談世界名著、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的翻譯問題。這一部書，數量大，翻譯難度高。在“十年浩劫”以前，我無緣無故地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且還是國際活動家，這與我的內向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終日忙忙叨叨，極以為苦。對這樣艱巨的翻譯工作，我是絕不敢嚐試的。幸虧來了“文化大革命”，幸虧我自己跳了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罪行累累的“老佛爺”，幸虧一跳就跳進了牛棚，幸虧在牛棚裏被折磨、被拷打、被戴上了五花八門離奇古怪的許多帽子。到了“文革”後期，所有的“罪犯”幾乎都被“解放”了，我卻是“欲摘還戴時候，最難將息”，我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遊離於人民與非人民之間，徘徊於友人與非友人之際。昔日門前車如流水馬如龍，而今卻是門前冷落車馬無。我除了被派去看大門，守電話以外，什麽事情都沒有，自謂是今生已矣。但我偏又是一個閑不住的人，想找一件曠日持久而絕不會有什麽結果的工作，想來想去，想到了翻譯《羅摩衍那》。這活兒隻能偷偷摸摸地幹。晚上回家，翻讀全書，譯成散文。白天枯守門房時，腦袋裏不停地轉動，把散文改成了韻文。
總之是一句話，我“感謝”“十年浩劫”，沒有這場浩劫，就絕不會有《羅摩衍那》的譯本。世事紛雜混亂，有如是者!最後終於是妖氛掃盡，天日重明，我搖身一變，成為一個“頗可接觸者”。不知怎樣一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得知了我翻譯《羅摩衍那》的事，於是派劉壽康先生同我聯繫。出版此書是我從來沒有敢夢想的事，現在簡直是喜從天降，我當然一口答應。這部史詩長達二百多萬字，我同劉壽康先生親密合作，忙了一兩年，終於出了，算是給中國文學界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事。
在這裏，我還想講一件有關《羅摩衍那》獲獎的花絮。1993年，由新聞出版總署主持召開了全國圖書評獎大會。這是全國規格最高的圖書評獎活動。一般的手續是：先由出版社自選，報請省市出版局審查，經過篩選，再報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審查，主要是檢查出版質量，重點是統計錯誤率，以萬分之一為合格，否則名落孫山。最後由新聞出版總署送交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各科的評審組，經過各組內的仔細審閱和討論，然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由小組通過，最後再由十幾個小組組成的全體評委會審查，無記名投票作最後決定。手續是慎重的，評審是公正的。
我屬於文學組，古今中外的文學、創作和翻譯都包括在內。我們組第一次開會是借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把新聞出版總署已經檢查過的幾百本書搬到會議室內，陳列在那裏，供評委們閱讀。不知是哪一個工作人員，由於一時疏忽，從書庫中向外抱書時，將三冊頗為破爛的平裝本的《羅摩衍那》夾在書中抱了出來。全書是八冊，不知為什麽隻留下這三冊。
就是這三冊書無意中被柳鳴九教授發現了，他大為興奮，說：“社科院評獎時，此書已經得過獎。”他堅持將此書納入評選對象中。我作為組長，堅決反對，認為這不合手續，因而是不合法的。但是經過在我迴避下的全組討論，一致評為獲得大獎的僅有的幾種書之一。後來，在一次有副署長參加的小組會上，我又提出撤掉的建議，沒有得逞。終於被搬進了全體評委大會的大禮堂中，但“赫然”擺著的仍是那三冊頗為破舊的《羅摩衍那》，在眾多富麗堂皇、裝幀精美的大部頭書旁，寂寞、寥落，宛然像一個小癟三。最後竟以很高的票數通過，成為十幾年來中國東方文學作品翻譯的全權代表。
順便說一句，在這同一次會上，我們小組還通過了中華書局根本沒有上報的錢鍾書的《管錐編》。從這兩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來，小組的評選是公正無私的，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從來都是尊重評委們的意見的，從來沒有妄加幹涉過。
花絮講完，我這篇文章應該打住了。我本來隻想寫上幾百字，應付一下差事，不意下筆不能自休，竟寫了三千來字。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並不複雜。在本文開頭時我就講到了溫馨甜蜜的感覺。在這裏，這種感覺竟起了作用。我希望，人民文學出版社能夠蒸蒸日上，越辦越紅火。
我也希望，我這種溫馨甜蜜的感覺能永久保留下去。
2000年10月16日
第31章 獲獎有感(1)
完全出我意料，我的《賦得永久的悔》竟然獲得了中國最高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的榮譽獎。我自己認為是不夠格的。
雖然我從青年時代起就舞筆弄墨，寫了一些所謂文章，但是我從來不敢以文學家自命。說一句誇大一點的話，我自己認為是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和興趣都集中在對印度古代語言、中亞古代語言、佛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這種別人可能認為是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已經做了六七十年了。樊膏繼晷，兀兀窮年，樂此不疲，心甘情願。寫一些散文之類的東西，是積習難除，而且都是在感情躁動於胸中，必須一吐為快的時候。
十幾年前，我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的理事。這件事是我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才知道的。我並沒有參加那一次大會。以後究竟開過多少次理事會，我也沒太注意，因為我一次也沒有參加過。不是我沒有時間，沒有興趣，而是由於上麵講到的原因。我覺得，我之所以能夠當選理事，是因為我曾從許多外語中翻譯過大量的文學作品，而絕不是由於我的創作。我去參加理事會是濫竽充數。一直到最後一次換屆的理事會，我才親自參加。在這一次會議，我又被推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的顧問，地位夠崇高的了。“此身合是作家未?”我仍然套用陸放翁的詩句來向自己發問。答覆仍在疑似之間，但已經感到有點作家的味了。
這一次，我獲得魯迅文學獎，不是憑我的翻譯，而是憑我的創作。我自覺似乎向作家靠近了一點兒。說到《賦得永久的悔》這一篇散文寫成的原因，完全是出於一種偶然性。《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小姐想出了一個題目，叫做“永久的悔”，發函徵文。別人是怎麽想的，我不知道。至於我自己呢，我一看題目，立即被它吸引住了。我的“永久的悔”，就藏在我的心中，一直藏了幾十年，時時在我心中躁動，有時令我寢食難安，直欲一吐為快。現在小蕙一給我機會，實在是天賜良緣。我立即動筆，幾乎是一氣嗬成，文不加點。我大概是交稿最早的人，至少是其中之一。詳情都已寫在文章中，我在這裏就不重複了。
文章在《光明日報》“文薈”上刊出後，得出的反應大大地超出我的期望。一位在很多問題上同我意見相左的老相識對我說：“你的許多文章我都不同意;但是《賦得永久的悔》卻不能不讓我感動和欽佩。你是一口氣寫成的吧?”他說得並沒有錯，我確實是這樣寫成的。這一篇文章被許多“文摘”轉載，一些地方中學裏還選作教材。我還接到許多相識的和不相識的老、中、青朋友的來信，對它加以讚美。我可是萬萬沒有想到，一篇文章竟能產生這樣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