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一切都變了。讓我最高興的是，我又有了恣意歌頌春天的權利，歌頌學生學習的權利，歌頌一切美好的東西的權利，總之一句話，一個正常人的權利。
這個權利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捨棄，我那內心激盪的情緒也不允許我捨棄，我終於寫成了《春歸燕園》。
《春歸燕園》是1978年深秋寫成的。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但是全國的氣氛已經有了更大的改變。憑我的直覺，我感到春天真正來臨了。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節卻是深秋。奼紫嫣紅的景象早已絕跡，連“接天蓮葉無窮碧”的夏天都已經過去，眼裏看到的是黃葉滿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風勁吹，耳朵裏聽到的是長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卻溢滿了春意。我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寫《春滿燕園》時走過的道路。我繞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們在黃葉林中，湖水岸邊，認真地讀著書，又能聽到了琅琅的讀書聲，在湖光塔影中往復迴蕩。當年連湖光塔影也被貼上了荒謬絕倫的修正主義的標籤，今天也恢復了名譽，顯得更加美麗動人。我想到“四人幫”其性與人殊，凡是人間美好的東西，比如鮮花等等，他們都憎恨，有的簡直令人難解。此時這一群醜類垮台了，人間又恢復了美好的麵目。此時我心曠神怡，不但想到中國，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來，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之慨。
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變為春天，“霜葉紅於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製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躍，我要盡情地歌頌春天了。
我自己感覺到，寫《春歸燕園》時的激情要大大地超過寫《春滿燕園》時。其中道理是非常簡單明了的。寫《春滿燕園》時，雖然已經嚐了一點點苦頭，但是總起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快樂大大超過苦惱。到了寫《春歸燕園》時，我可以說是已經飽經憂患，九死餘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陽關大道，其激情之昂揚，不是很自然的嗎?
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出來的那幾個問題，現在通過十幾年我的兩篇短文的命運，都完全得到了答覆。我們喜歡寫點東西的人大概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醞釀階段，自己大概都覺得文章一定會很好，左思右想，夢寐求之，心裏思潮騰湧，越想越覺得美妙無窮，於是拿起筆來，把心裏醞釀的東西寫在紙上。在寫的過程中，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有的甚至臨時靈感一來，想到許多以前從沒有想到的東西，所謂神來之筆，大概指的就是這個吧。有的卻正相反，原來想得很好，寫起來卻疙裏疙瘩，文思澀滯。這樣的文章寫完了以後，自己絕不會喜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剛寫完的文章，往往都覺得不錯，有意放上幾天之後，再拿出來一看，有的仍然覺得好，有的就覺得不怎麽樣。以上兩篇文章都是屬於當時自己覺得好的那一類。要問什麽時候知道，我的答覆是，一寫出來就知道。寫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這樣的經驗：
自己認為好的，讀者也會認為是好的。換句話說，作者和讀者的評價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據我的經驗，恐怕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寸心之外，還有廣大的人民之心，他們了解得更深刻、更細緻、更客觀、更可靠。
上麵我雖然寫了這樣多，但我絕不是認為這兩篇東西都是什麽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說別人，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心裏有一個文章的標準。我追求了一輩子這個標準，到現在還是沒有達到。比如山色，遠處看著很美妙，到了跟前，卻仍然是平淡無奇。我雖已年過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將來有朝一日能寫出自己比較滿意的文章。
1986年7月29日於廬山
第30章 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想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我心頭就湧起一種溫馨甜蜜的感覺。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有根源的，我這種感覺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學”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學。談到作家，我對“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句舶來品氣味很濃的話，頗不懷好感。我自己的靈魂還沒有治理好，哪裏有本領和閑情逸緻去關心別人的靈魂呢?
我從來不敢承認自己是什麽作家。這樣崇高的名稱，我擔當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讓我在中學時就遇上了幾位極其優秀的國文教員：教文言文寫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話文寫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頻先生，於是我就同寫作結上了緣。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寫點短文，搞點翻譯。我一生治學雖多變化，總之是沒有出語言、歷史、宗教的大範圍。可是，不管我變向何方，寫散文、搞翻譯則始終沒變，可謂一以貫之了。
在清華讀書時，我讀的是西洋文學係。可是不知什麽原因，竟同係別不同的林庚、吳組緗、李長之等三人結成了一個小集團，難道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嗎?當時還並沒有什麽“清華四劍客”的名稱，這個名稱是後來形成的。四個人都對文學有興趣，也都在寫點什麽，翻譯點什麽。由於趣味相投，經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糞土當年萬戶侯”，而且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信口雌黃，說話偏激。又由於鄭振鐸先生之吸引力大，我們都被吸引到他的身邊，成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麵上。那時，我們誰都沒有出過集子。在我赴德國前，鄭振鐸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寫得還不夠多，編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國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等拚命，沒有時間，也沒有情趣，寫什麽散文。十年之內，總共寫了兩篇。1946年回國以後，在南京和上海閑住了一個暑假，在打擺子之餘，天天流連於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間，初回到祖國時的溫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盪，詩情畫意，洋溢洶湧，本來應該寫出點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氣候實在讓人提不起興致。
結果，除了用假名發表了兩篇類似雜文的東西以外，空辜負了金陵勝景。
回到闊別11年的北京以後，不幾年就迎來了建國。當時頗昏天昏地地興奮了一陣。可是好景不長，政治運動就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復回還，一搞就是幾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極。中國知識分子的脆弱性，顯露無遺。人家說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認是黑。人家說你是白，你就承認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願，毫不勉強。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閑情逸緻來寫什麽勞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開放，腦袋裏才開始開了點縫。這30年是繼德國十年之後寫東西最少的時期。
跑了半天野馬，現在該輪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學出版社打交道，當然離不開文學。文學所包含的不外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當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談到文學創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帶給了我極大的歡樂。至於第一本翻譯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集》，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門檻公認是相當高的，大有“一登龍門，聲譽百倍”之勢。這本書帶給我的歡樂就可想而知了。
這個權利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捨棄，我那內心激盪的情緒也不允許我捨棄，我終於寫成了《春歸燕園》。
《春歸燕園》是1978年深秋寫成的。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但是全國的氣氛已經有了更大的改變。憑我的直覺，我感到春天真正來臨了。
可是眼前真正的季節卻是深秋。奼紫嫣紅的景象早已絕跡，連“接天蓮葉無窮碧”的夏天都已經過去，眼裏看到的是黃葉滿山，身上感到的是西風勁吹，耳朵裏聽到的是長空雁唳。但是我心中卻溢滿了春意。我無論如何也抑製不住自己。我有意再走一遍寫《春滿燕園》時走過的道路。我繞未名湖走了一周，看到男女大孩子們在黃葉林中，湖水岸邊，認真地讀著書，又能聽到了琅琅的讀書聲，在湖光塔影中往復迴蕩。當年連湖光塔影也被貼上了荒謬絕倫的修正主義的標籤，今天也恢復了名譽，顯得更加美麗動人。我想到“四人幫”其性與人殊，凡是人間美好的東西，比如鮮花等等，他們都憎恨，有的簡直令人難解。此時這一群醜類垮台了，人間又恢復了美好的麵目。此時我心曠神怡，不但想到中國，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來，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之慨。
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變為春天，“霜葉紅於二月花”，大地春意盎然。我抑製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躍，我要盡情地歌頌春天了。
我自己感覺到，寫《春歸燕園》時的激情要大大地超過寫《春滿燕園》時。其中道理是非常簡單明了的。寫《春滿燕園》時，雖然已經嚐了一點點苦頭，但是總起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快樂大大超過苦惱。到了寫《春歸燕園》時，我可以說是已經飽經憂患，九死餘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陽關大道，其激情之昂揚，不是很自然的嗎?
我在本文開始時，提出來的那幾個問題，現在通過十幾年我的兩篇短文的命運，都完全得到了答覆。我們喜歡寫點東西的人大概都有這樣一個經驗：在醞釀階段，自己大概都覺得文章一定會很好，左思右想，夢寐求之，心裏思潮騰湧，越想越覺得美妙無窮，於是拿起筆來，把心裏醞釀的東西寫在紙上。在寫的過程中，有的順利，有的不順利，有的甚至臨時靈感一來，想到許多以前從沒有想到的東西，所謂神來之筆，大概指的就是這個吧。有的卻正相反，原來想得很好，寫起來卻疙裏疙瘩，文思澀滯。這樣的文章寫完了以後，自己絕不會喜歡。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剛寫完的文章，往往都覺得不錯，有意放上幾天之後，再拿出來一看，有的仍然覺得好，有的就覺得不怎麽樣。以上兩篇文章都是屬於當時自己覺得好的那一類。要問什麽時候知道，我的答覆是，一寫出來就知道。寫文章的人大概也都有這樣的經驗：
自己認為好的，讀者也會認為是好的。換句話說，作者和讀者的評價是完全一致的。古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根據我的經驗，恐怕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寸心之外，還有廣大的人民之心，他們了解得更深刻、更細緻、更客觀、更可靠。
上麵我雖然寫了這樣多，但我絕不是認為這兩篇東西都是什麽了不起的好文章。不說別人，就拿我自己來說，我心裏有一個文章的標準。我追求了一輩子這個標準，到現在還是沒有達到。比如山色，遠處看著很美妙，到了跟前，卻仍然是平淡無奇。我雖已年過古稀，但追求的心不敢或弛。我希望我將來有朝一日能寫出自己比較滿意的文章。
1986年7月29日於廬山
第30章 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想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我心頭就湧起一種溫馨甜蜜的感覺。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是有根源的，我這種感覺的根源大概就是“文學”二字吧。有作家才能有文學。談到作家，我對“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句舶來品氣味很濃的話，頗不懷好感。我自己的靈魂還沒有治理好，哪裏有本領和閑情逸緻去關心別人的靈魂呢?
我從來不敢承認自己是什麽作家。這樣崇高的名稱，我擔當不起。可是天公偏又作美，或者是偏不作美，讓我在中學時就遇上了幾位極其優秀的國文教員：教文言文寫作的是王崑玉先生，教白話文寫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和胡也頻先生，於是我就同寫作結上了緣。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寫點短文，搞點翻譯。我一生治學雖多變化，總之是沒有出語言、歷史、宗教的大範圍。可是，不管我變向何方，寫散文、搞翻譯則始終沒變，可謂一以貫之了。
在清華讀書時，我讀的是西洋文學係。可是不知什麽原因，竟同係別不同的林庚、吳組緗、李長之等三人結成了一個小集團，難道這就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嗎?當時還並沒有什麽“清華四劍客”的名稱，這個名稱是後來形成的。四個人都對文學有興趣，也都在寫點什麽，翻譯點什麽。由於趣味相投，經常聚在一起，談天說地，“糞土當年萬戶侯”，而且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信口雌黃，說話偏激。又由於鄭振鐸先生之吸引力大，我們都被吸引到他的身邊，成為由他和巴金、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封麵上。那時，我們誰都沒有出過集子。在我赴德國前，鄭振鐸先生曾想出版我一本散文集，可惜文章寫得還不夠多，編不成一本集子，就此了事。
在德國十年，天天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等等拚命，沒有時間，也沒有情趣，寫什麽散文。十年之內，總共寫了兩篇。1946年回國以後，在南京和上海閑住了一個暑假，在打擺子之餘，天天流連於台城和莫愁湖、玄武湖之間，初回到祖國時的溫馨，旖旎的湖光，在胸中激盪，詩情畫意，洋溢洶湧，本來應該寫出點好文章的。然而政治氣候實在讓人提不起興致。
結果，除了用假名發表了兩篇類似雜文的東西以外，空辜負了金陵勝景。
回到闊別11年的北京以後，不幾年就迎來了建國。當時頗昏天昏地地興奮了一陣。可是好景不長，政治運動就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首當其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往復回還，一搞就是幾十年，到了“十年浩劫”，算是登峰造極。中國知識分子的脆弱性，顯露無遺。人家說你是黑，你就自己承認是黑。人家說你是白，你就承認自己是白，完全是心甘情願，毫不勉強。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造思想之不暇，哪有閑情逸緻來寫什麽勞什子文章呢?一直到改革開放，腦袋裏才開始開了點縫。這30年是繼德國十年之後寫東西最少的時期。
跑了半天野馬，現在該輪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了。同人民文學出版社打交道，當然離不開文學。文學所包含的不外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文學史和文藝理論當然也在其中，但所占比例不大。談到文學創作，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天竺心影》好像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生平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曾帶給了我極大的歡樂。至於第一本翻譯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集》，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門檻公認是相當高的，大有“一登龍門，聲譽百倍”之勢。這本書帶給我的歡樂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