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產生愛國主義，就因為有外敵，而且一直沒斷，原來一直在北方，後來是東方，主要是倭寇，西方最厲害的是明朝末年從澳門進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後來形成了帝國主義。還有南方。東西南北都有外敵。我們講歷史唯物主義，要講事實，存在決定意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然產生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必然是正確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封建社會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沒有侵略過別人。封建時代的中國，漢族也侵略了別的不少民族，這是不能否定的。可總起來看，是禦外敵的。這是歷史決定的，不是中華民族天生就愛國，這也不符合歷史情況。歐洲則不是這種情況，歐洲長期是亂七八糟的，建國時間又短。美國的情況更特殊，它建國以來，基本上沒有外敵，所以美國講愛國主義，我不知道怎麽愛法。這是我信口談來。由此，我就想到陳先生在給王觀堂所撰的輓詞前的短序中講了這麽一個想法：中華文化是三綱六紀。據我的體會，裏麵就包括了愛國主義精神。如“君為臣綱”，說君臣這一綱，陳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意思就是，人君的賢與否，無關重要。他隻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徵，他象徵的是文化，象徵的是國家。陳先生又講，三綱六紀是抽象理想。文化是抽象的，抽象的東西必然有所寄託，陳先生原文作“依託”。一個是依託者，一個是被依託者。作為文化的三綱六紀是抽象的，抽象的本身表現不出來，它必然要依託他物，依託什麽東西呢?陳先生講的是社會製度，特別是經濟製度，總起來就是國家。文化必然依託國家，然後才能表現，依託者沒有所依託者不能表現，因此，文化與國家成為了同義詞。再回過頭來，王國維先生之所以自殺，當時外麵議論很多，陳寅恪先生認為他不是為了具體的人，不是忠於清王室或宣統皇帝，認為他忠於清朝或宣統皇帝不過是流俗之見。王國維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就是因為他是這個文化所化之人，文化本身有一個依託——國，以王國維先生而言，這個依託就是清朝。所以，清朝是他的文化理想的依託者。清朝滅亡，受清朝文化所化的最高代表王國維先生，按陳先生之意，所依託者一旦不能存在，文化也不能存在。那麽，為這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必然不能存在。所以，陳先生認為王靜安先生之所以自殺是因為他所依託的那個國不能存在了，具體的東西不存在了，抽象的文化也無法依存，於是執意自殺。
那麽，陳先生為什麽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麽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託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麽樂觀的。為什麽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麽，陳先生的考據與幹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麽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麵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裏麵有感情，幹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麵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麵，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裏麵。表麵上看起來是繁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係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歷史係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裏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麽大的力量，克服那麽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裏麵。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麵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麽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四十五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
羨林按：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歷史係的同誌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
那麽，陳先生為什麽與王國維先生心心相通?陳先生為什麽寫《柳如是別傳》?這就是我要解釋的。中國外來文化，第一個是佛教，佛教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不依靠武力而傳播到中國的;後來元朝蒙古族文化進入中國，靠的是武力;清朝滿族文化亦然。日本人侵略中國，背後有武力。這二者之間的很大不同是，有些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不依靠武力，有的則依靠武力。就明末清初而言，正是滿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衝突很劇烈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錢牧齋與柳如是及其他一大批文化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心態，是為中國的漢族文化所化之人的心態。當明朝這個代表文化，以及使之具體化的國家不存在了，所依託的人，一批自殺了。錢牧齋雖說沒有自殺，可是從他的心態看得出來。到了後來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封建王朝，這又是一個文化大變革的時期。王國維先生與陳先生均生活於當時，故陳先生對王先生之所以執意自殺的解釋，不同於流俗的那種解釋，而是從文化的角度去看。因此，我說愛國主義有兩個層次：一般的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允許別人侵略;更高層次的則是陳先生式的愛國、王國維先生式的愛國。
有一個問題是近來常談的，我看本次與會論文中也有：講陳先生的詩中含有悲觀主義情緒，調子不是那麽樂觀的。為什麽呢?還有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陳先生是一位考據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錯。考據這個學問到了陳先生手中得心應手，是到家了。那麽，陳先生的考據與幹嘉樸學大師的有沒有區別呢?我看區別很大。陳先生為人，不慕榮利，不與人爭，大家都很容易誤認為陳先生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不關心時事的。實際上，各位陳先生的弟子都知道，陳先生絕不是那種人，陳先生是一位感情非常豐富，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非常愛護的人。他非常關心時事，他不僅關心過去的事，也關心時事。陳先生詩中，有古典，有今典，還有佛典，很複雜，我們甚至可以這麽說，陳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都有一種感情，表麵看起來是泛泛的考證，考證是無懈可擊的，但考證裏麵有感情，幹嘉大師們就做不到這點，也不可能做到，二者所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我們了解、學習陳先生，一方麵是學習他的考證、他的學術成就;另一方麵，應學習他寄托在考證中的感情，他的每一篇論文(著)，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他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裏麵。表麵上看起來是繁瑣考證：人名、地名，或者日期，核心卻是愛國、愛文化。陳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寫了一首詩，送給北大歷史係的學生，詩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說學習中國史卻要到日本去學。後來，陳先生寄望於北大歷史係學生，希望他們一洗這一恥辱，這當然是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看在這裏愛國主義也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愛我的國家，一般的;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先生此詩，包含高、低兩層次的含義。
陳先生之所以在晚年費那麽大的力量，克服那麽大的困難來寫《柳如是別傳》，絕對不是為了考證而考證，從陳先生的考證，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東西。陳先生真正的感情、真正的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都在裏麵。
解放以後，陳先生也寫了不少的詩，外麵有很多傳說。陳先生在詩中是否對現實都滿意呢?我認為這不可能，我甚至可以這麽說，任何時代的政治也不能為當時的人百分之百地完全接受，我想將來也不會。陳先生的詩十分難懂，周一良先生講過幾次，的確是非常難懂，有些話不能直說，婉轉地說，用典，所用的典也很冷僻，很難查。陳先生詩中表現的感情，我覺得並不奇怪，若在五十年代，我還不能這樣講，經過了四十五年，陳先生的想法未必不正確。他憂國憂民，才如此作想。他若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絕對不會寫這樣的詩。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若陳先生是真的不愛國的話，他就根本不會做學問、寫詩。這正如當時某些上海人所說的“國事管他娘，打打麻將”。對國家漠不關心，才會這樣。而陳先生的關心，就是愛國的表現，不管這個國正確不正確。
中山大學多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學術討論會，我覺得非常英明，這為我們活著的人和下一代的人樹立了一個愛國主義的榜樣，應該得到最高讚揚。
羨林按：我這一篇發言，既無講稿，連提綱也沒有。中大歷史係的同誌們，根據錄音，整理成這個樣子，實在不容易，應當向他們致謝。我看了一遍，隻做了極小的改動。原來的口氣都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