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以後，我就在家裏工作。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女房東進屋來，把我的被子鋪好，把被罩拿下來，放到沙發上。這工作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我自己盡可以做。但是，女房東卻非做不可，當年她兒子住這一間屋子時，她就是天天這樣做的。鋪好床以後，她就站在那裏，同我閑聊。她把一天的經歷，原原本本，詳詳細細，都向我“匯報”。她見了什麽人，買了什麽東西，碰到了什麽事情，到過什麽地方，一一細說，有時還繪聲繪形，說得眉飛色舞。我無話可答，隻能洗耳恭聽。她的一些婆婆媽媽的事情，我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初到德國時，聽說德語的能力都不強。每天晚上上半小時的“聽力課”，對我大有幫助。我的女房東實際上成了我的不收費的義務教員。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對她說，她也永遠不會懂的。“匯報”完了以後，照例說一句：“夜安!祝你愉快地安眠!”我也說同樣的話，然後她退出，回到自己的房間裏。我把皮鞋放在門外，明天早晨，她把鞋擦亮。我這一天的活動就算結束了，上床睡覺。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裏麵享有絕對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裏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隻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裏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裏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黴，幹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麵。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大不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裏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隻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隻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的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僱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裏占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憤憤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裏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裏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隻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隻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隻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裏空蕩蕩的。她心裏是什麽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麵上來看，她隻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裏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緻、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裏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裏，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裏，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說：“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
其餘許多雜活，比如說洗衣服、洗床單、準備洗澡水，等等，無不由女房東去幹。德國被子是鴨絨的，鴨絨沒有被固定起來，在被套裏麵享有絕對自由活動的權利。我初到德國時，很不習慣，睡下以後，在夢中翻兩次身，鴨絨就都活動到被套的一邊去，這裏絨毛堆積如山，而另一邊則隻剩下兩層薄布，當然就不能禦寒，我往往被凍醒。我向女房東一講，她笑得眼睛裏直流淚。她於是細心教我使用鴨絨被的方法。我就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在她的照顧下愉快地生活
她的家庭看來是非常和睦的，丈夫忠厚老實，一個獨生子不在家，老夫婦倆對兒子愛如掌上明珠。我記得，有一段時間，老頭月月購買哥廷根的麵包和香腸，打起包裹，送到郵局，寄給在達姆施塔特(darmstadt)高工念書的兒子。老頭腿有點毛病，走路一瘸一拐，很不靈便;雖然拿著手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辭辛勞，月月如此。後來老夫婦倆出去度假，順便去看兒子。到兒子的住處大學生宿舍裏去，一瞥間，他們看到老頭千辛萬苦寄來的麵包和香腸，卻發了黴，幹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麵。老頭怎樣想，不得而知。老太太回家後，在晚上向我“匯報”時，絮絮叨叨地講到這件事，說她大為吃驚。但是，奇怪的是，老頭還是照樣拖著兩條沉重的腿，把麵包和香腸寄走。我不禁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之所同。然而兒女對待父母的態度，東西方卻大不相同了。章太太的男房東可以為證。我並不提倡愚忠愚孝。但是，即使把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化為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房東兒子的做法不也是有點過分了嗎?
女房東心裏也是有不平的。
兒子結了婚，住在外城，生了一個小孫女。有一次，全家回家來探望父母。兒媳長得非常漂亮，衣著也十分摩登。但是，女房東對她好像並不熱情，對小孫女也並不寵愛。兒媳是年輕人，對好多事情有點馬大哈，從中也可以看出德國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有一天，兒媳使用手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非常不滿意，拉著我到衛生間指給我看。臉上露出了許多怪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有憎怨。此事她當然不能對兒子講，連丈夫大概也沒有敢講，茫茫宇宙間她隻有對我一個人訴說不平了。
女房東也是有偏見的。
關於戴帽子的偏見，我在上麵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重複。她的偏見不隻限於這一點，而且最突出的也不是這一件事。最突出的是宗教偏見。她自己信奉的是耶穌教，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刻骨仇恨。世界各地區各民族都毫無例外的有宗教偏見，這種偏見比任何其他偏見都更偏見。歐洲耶穌基督教新舊兩派之間的偏見，也是異常突出的。我的女房東沒有很高的文化，她的偏見也因而更固執。但她偏偏碰到一個天主教的好人。女房東每個月要僱人洗一次衣服、床單等等。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個天主教的老處女，年紀比女房東還要大，總有六十多歲了。她沒有財產，沒有職業，就靠幫人洗衣服為生。人非常老實，一天說不了幾句話。卻是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每月的收入，除了維持極其簡樸的生活以外，全都交給教堂。她大概希望百年之後能夠在虛無縹緲的天堂裏占一個角落吧。女房東經常對我說：“特雷莎(therese)忠誠得像黃金一樣。”特雷莎是她的名字。但是，忠誠歸忠誠，一提到宗教，女房東就憤憤不平，晚上向我“匯報”時，對她也時有微詞，具體的例子卻從來沒有聽說過。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她的一生也是頗為坎坷的，走的並非都是陽關大道。據她自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人家裏普遍都有金子，她家裏也一樣。大戰一結束，德國發了瘋似的通貨膨脹，把她的一點點黃金都膨脹光了，成了無金階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她隻是靠工資過日子。她對政治不感興趣，她從來不讚揚希特勒，當然更不懂去反對他。由於種族偏見，猶太人她是反對的，但也說不上是“積極分子”，隻是隨大流而已。她在鄉下沒有關係戶，食品同我一樣短缺。在大戰中間，她丈夫餓得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瘦子，終於離開了人世。老兩口一生和睦相處，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倆拌過嘴，吵過架。老頭一死，隻剩下她孤零一人。兒子極少回來，屋子裏空蕩蕩的。她心裏是什麽滋味，我不知道。從表麵上來看，她隻能同我這一個異邦的青年相依為命了。
戰爭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日子越來越難過。不但食品短缺，連燃料也無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俯順民情，決定讓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樹木。在這裏也可以看到德國人辦事之細緻、之有條不紊、之遵守法紀。政府工作人員在茫茫的林海中劃出了一個可以砍伐的地區，把區內的樹逐一檢查，可以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女房東家裏沒有勞動力，我當然當仁不讓，陪她上山，砍了一天樹，運下山來，運到一個木匠家裏，用機器截成短段，然後運回家來，貯存在地下室裏，供取暖之用。由於那一個木匠態度非常壞，我看不下去，同他吵了一架。他過後到我家來，表示歉意。我覺得，這不過是小事一端，一笑置之而已。
我的女房東是一個平常人，當然不能免俗。當年德國社會中非常重視學銜，說話必須稱呼對方的頭銜。對方是教授，必須呼之為“教授先生”;對方是博士，必須呼之為“博士先生”。不這樣，就顯得有點不禮貌。女房東當然不會是例外。我通過了博士口試以後，當天晚上“匯報”時，她突然笑著問說：“我從今以後是不是要叫你‘博士先生’?”我真是大吃一驚，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連忙說：“完全沒有必要!”她也不再堅持，仍然照舊叫我“季先生”，我稱她為“歐樸爾太太”，相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