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頁
阿加莎·克裏斯蒂秘密筆記 作者：[英]約翰·克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裁決
《斯泰爾斯莊園奇案》手稿的讀者報告盡管有些顧慮，總體還是看好。其中之一直接考慮到了商業問題：“盡管缺點明顯，萊恩也很可能賣得好這部小說……作品具有新意。”另一份報吿則更積極：“總而言之，故事講得相當好，寫得也相當好。”還有一份報告推測了克裏斯蒂未來的發展：“如果她繼續寫作偵探小說，她顯然擁有這方麵的天賦”。他們都非常欣賞波洛這個人物，評價包括“波洛先生精力充沛，是個很受歡迎的愛情‘偵探’”，以及“一位興高采烈的小個子，曾經的著名比利時偵探”。雖然波洛可能會對“曾經”這個詞表示異議，但很顯然，他的出場是小說被接受的一大因素。一九一九年十月七日的一份報告中，一位十分敏銳的讀者評論說：“但是有關約翰·卡文迪許審判的敘述讓我懷疑這是出於一名女子之手。”（因為她在手稿中顯示的名字是a.m.克裏斯蒂，另一位讀者則使用了克裏斯蒂先生的稱呼。）所有的報告一致認為，波洛對卡文迪許審判的貢獻並不讓人信服，需要修改。
他們都談到了原稿的結局，波洛在約翰·卡文迪許審判的證人席上以作證的方式解釋犯罪的過程。雖然克裏斯蒂自己接受這種方式，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萊恩要求進行重寫，她被迫作了修改，盡管犯罪過程本身的解釋沒變，波洛在證人席上作證的形式卻被改成了在斯泰爾斯莊園的會客室中侃侃而談，這種形式在後來的許多作品中多次出現。
蘇瑟蘭德·斯科特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偵探小說史《筆墨中的血跡》中，敏銳地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稱為“最好的處女作之一”。這部小說的一些特徵，與克裏斯蒂以後的許多作品都不同。
波洛與四大特性
1.赫爾克裏·波洛
有一件事實頗為諷刺，盡管阿加莎·克裏斯蒂被認作標準的英國作家，她筆下最著名的人物卻是“外國人”，一個比利時人。她所熟悉的那些之前業已存在的偵探形象可能對此有所影響。一九二〇年時，愛倫·坡的謝瓦利埃·杜賓、羅伯特·巴爾的尤金·瓦爾蒙、莫裏斯·勒布朗的阿爾賽恩·盧平以及a.e.w.梅森筆下巴黎保安局的阿諾探長已經在偵探小說界確立了形象。克裏斯蒂在她的《自傳》中特別提及的一部作品，是加斯東·勒魯一九〇八年的小說《黃房子之謎》，以及書中的偵探魯爾塔比伊先生。有一點今天已被大部分人所淡忘，勒魯還是《劇院魅影》的創作者。
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偵探形象必須具備與眾不同的特質，更確切地說，要有一堆特質。福爾摩斯有小提琴、古柯鹼和煙管；布朗神父有雨傘和欺騙性十足的心不在焉的外表；彼得·溫西爵士有單片眼鏡、男僕和古董藏書。即使名氣小一點的形象也有著獨特的個性：奧爾克茲女男爵的角落裏的老人坐在abc茶室的一小群人中，厄內斯特·布拉馬的邁克斯·加拉多斯是個盲人，傑克·福翠爾的奧古斯塔斯·s.f.x.範杜森則以“思考機器”聞名。於是，波洛便被塑造成了一個比利時人，小鬍子，灰色小細胞，過分的自負，才智聰明過人而又注重穿著打扮，尤其喜歡整齊。克裏斯蒂唯一的錯誤，是在一九二〇年就把他設定成了比利時警察部門的退休成員；這就意味著在一九七五年的《幕後兇手》中，他都要邁入一百三十歲了。當然，一九一六年的阿加莎·克裏斯蒂還不知道，這個虛構的比利時小個子比她本人還要長壽。
2.可讀性
早在第一部小說中，克裏斯蒂的一大天賦，作品的可讀性，便已引人注目。這種能力基本能讓讀者持續地把一頁從上到下讀完，再翻回去；然後讓他們在讀書的過程中重複這個動作兩百次。克裏斯蒂的每一部書，都是如此。僅僅在她創作生涯的最後階段，這一才華才有所減退，其中最引發爭議的例子便是《命運之門》。這種天賦對於克裏斯蒂而言是與生俱來的，未必能夠通過學習得到。《斯泰爾斯莊園奇案》發表十三年後，科林斯的讀者在一份措辭苛刻的報告中這麽評論《他們來到巴格達》：“小說的可讀性非常強，自始至終把握住讀者的興致，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克裏斯蒂的行文並不出眾，但卻連貫流暢，角色既可信，又有差異，作品的大部分內容都以對話形式敘述。沒有慢慢悠悠的問答場景，沒有細緻入微的科學解釋，也沒有人物、地點的冗長描寫。但每個敘述都足以讓場景和參與者清晰地映在腦海中。每一章，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每個場景，都逐漸將故事推向精心準備的解答和高潮。波洛不會讓讀者感到疏遠，他既不像多蘿西·l.塞耶斯的彼得·溫西爵士那樣滑稽得惱人，也不像s.s.範達因的菲洛·萬斯那樣傲慢得迂腐，更不像e.c.本特利的菲利普·特倫特那樣受到情感的牽絆。
與幾乎所有同時代的偵探小說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克裏斯蒂與其他那些大多早已絕版的作家之間的差別是多麽巨大。舉個例子吧，有兩名偵探小說家與《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同時發表作品：傅利曼·威爾斯·克勞夫茲，都柏林人，一九二〇年出版了《桶子》；h.c.貝利則在前一年發表了《呼叫佛爾瓊先生》。克勞夫茲筆下的偵探弗蘭奇探長，在後來的每次出場時都十分注重細節，尤其是其擅長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然而，這種謹小慎微的個性卻無法激發讀者閱讀的興致。貝利以歷史小說開始其創作生涯，然後轉而創作偵探小說，他於一九一九年發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呼叫佛爾瓊先生》，以偵探雷吉納爾德·佛爾瓊為主角。這兩位作家盡管在長篇和短篇小說的情節構思上技藝精湛，卻缺乏必不可少的可讀性要素。如今，隻有喜愛他們風格的少數愛好者才知道並誇讚他們的名字。
3.情節性
克裏斯蒂的情節性與她過人的可讀性結合在一起，在以後的五十年中，被證明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組合。我希望通過檢視她的筆記來說明，盡管情節性的天賦與生俱來並且極其豐富，克裏斯蒂還是根據她的想法對情節進行了提煉、改進和完善，即便是那些最具創造力的作品（如《怪屋》、《無盡長夜》、《abc謀殺案》），也是經過了精心規劃的。她構思獨創性的秘密便在於，這種技巧並不嚇人。她的解答倚賴的隻是常識——某些名字可男可女，鏡子在反射的同時翻轉了圖像，躺在地上的人體不一定就是屍體，森林是藏樹的最佳地點，等等。她知道如何利用我們對於三角戀愛、偶然聽到的爭吵以及不正當關係的錯誤理解。她也知道如何引導我們的成見，例如退伍軍人隻是毫無惡意的傻瓜，文靜嬌小的妻子隻是同情的對象，警察們都是誠實的，孩子們都是無罪的。她不會用機械和技術問題把我們搞得困惑不解，也不會拿老生常談的調子和顯而易見的事實來侮辱我們，更不會用恐怖和駭人來疏遠我們。
幾乎所有的克裏斯蒂作品裏，事件的背景設置都有一個嫌疑人的小圈子——數量有限的兇手隻會從這群人中選擇。鄉間別墅、輪船、火車、飛機、小島所有這些都為她提供了一個限製潛在兇手數量的背景，並且保證最後一章揭曉的兇手不會是一個完全不為人知的角色。事實上，克裏斯蒂是這麽說的：“這是一群嫌疑犯，我會從中選擇壞蛋。看看你能不能揪出這個害群之馬。”這個數量少則四人（《底牌》）或五人（《啤酒謀殺案》），多則是《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一車廂旅客。《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就是一部深受黃金時代的作家和讀者們喜愛的典型的鄉間別墅謀殺案：一群各式各樣的角色，被局限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謀殺發生，調查介入，最終真相大白。
《斯泰爾斯莊園奇案》手稿的讀者報告盡管有些顧慮，總體還是看好。其中之一直接考慮到了商業問題：“盡管缺點明顯，萊恩也很可能賣得好這部小說……作品具有新意。”另一份報吿則更積極：“總而言之，故事講得相當好，寫得也相當好。”還有一份報告推測了克裏斯蒂未來的發展：“如果她繼續寫作偵探小說，她顯然擁有這方麵的天賦”。他們都非常欣賞波洛這個人物，評價包括“波洛先生精力充沛，是個很受歡迎的愛情‘偵探’”，以及“一位興高采烈的小個子，曾經的著名比利時偵探”。雖然波洛可能會對“曾經”這個詞表示異議，但很顯然，他的出場是小說被接受的一大因素。一九一九年十月七日的一份報告中，一位十分敏銳的讀者評論說：“但是有關約翰·卡文迪許審判的敘述讓我懷疑這是出於一名女子之手。”（因為她在手稿中顯示的名字是a.m.克裏斯蒂，另一位讀者則使用了克裏斯蒂先生的稱呼。）所有的報告一致認為，波洛對卡文迪許審判的貢獻並不讓人信服，需要修改。
他們都談到了原稿的結局，波洛在約翰·卡文迪許審判的證人席上以作證的方式解釋犯罪的過程。雖然克裏斯蒂自己接受這種方式，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萊恩要求進行重寫，她被迫作了修改，盡管犯罪過程本身的解釋沒變，波洛在證人席上作證的形式卻被改成了在斯泰爾斯莊園的會客室中侃侃而談，這種形式在後來的許多作品中多次出現。
蘇瑟蘭德·斯科特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偵探小說史《筆墨中的血跡》中，敏銳地把《斯泰爾斯莊園奇案》稱為“最好的處女作之一”。這部小說的一些特徵，與克裏斯蒂以後的許多作品都不同。
波洛與四大特性
1.赫爾克裏·波洛
有一件事實頗為諷刺，盡管阿加莎·克裏斯蒂被認作標準的英國作家，她筆下最著名的人物卻是“外國人”，一個比利時人。她所熟悉的那些之前業已存在的偵探形象可能對此有所影響。一九二〇年時，愛倫·坡的謝瓦利埃·杜賓、羅伯特·巴爾的尤金·瓦爾蒙、莫裏斯·勒布朗的阿爾賽恩·盧平以及a.e.w.梅森筆下巴黎保安局的阿諾探長已經在偵探小說界確立了形象。克裏斯蒂在她的《自傳》中特別提及的一部作品，是加斯東·勒魯一九〇八年的小說《黃房子之謎》，以及書中的偵探魯爾塔比伊先生。有一點今天已被大部分人所淡忘，勒魯還是《劇院魅影》的創作者。
那個時代，人們認為偵探形象必須具備與眾不同的特質，更確切地說，要有一堆特質。福爾摩斯有小提琴、古柯鹼和煙管；布朗神父有雨傘和欺騙性十足的心不在焉的外表；彼得·溫西爵士有單片眼鏡、男僕和古董藏書。即使名氣小一點的形象也有著獨特的個性：奧爾克茲女男爵的角落裏的老人坐在abc茶室的一小群人中，厄內斯特·布拉馬的邁克斯·加拉多斯是個盲人，傑克·福翠爾的奧古斯塔斯·s.f.x.範杜森則以“思考機器”聞名。於是，波洛便被塑造成了一個比利時人，小鬍子，灰色小細胞，過分的自負，才智聰明過人而又注重穿著打扮，尤其喜歡整齊。克裏斯蒂唯一的錯誤，是在一九二〇年就把他設定成了比利時警察部門的退休成員；這就意味著在一九七五年的《幕後兇手》中，他都要邁入一百三十歲了。當然，一九一六年的阿加莎·克裏斯蒂還不知道，這個虛構的比利時小個子比她本人還要長壽。
2.可讀性
早在第一部小說中，克裏斯蒂的一大天賦，作品的可讀性，便已引人注目。這種能力基本能讓讀者持續地把一頁從上到下讀完，再翻回去；然後讓他們在讀書的過程中重複這個動作兩百次。克裏斯蒂的每一部書，都是如此。僅僅在她創作生涯的最後階段，這一才華才有所減退，其中最引發爭議的例子便是《命運之門》。這種天賦對於克裏斯蒂而言是與生俱來的，未必能夠通過學習得到。《斯泰爾斯莊園奇案》發表十三年後，科林斯的讀者在一份措辭苛刻的報告中這麽評論《他們來到巴格達》：“小說的可讀性非常強，自始至終把握住讀者的興致，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
克裏斯蒂的行文並不出眾，但卻連貫流暢，角色既可信，又有差異，作品的大部分內容都以對話形式敘述。沒有慢慢悠悠的問答場景，沒有細緻入微的科學解釋，也沒有人物、地點的冗長描寫。但每個敘述都足以讓場景和參與者清晰地映在腦海中。每一章，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每個場景，都逐漸將故事推向精心準備的解答和高潮。波洛不會讓讀者感到疏遠，他既不像多蘿西·l.塞耶斯的彼得·溫西爵士那樣滑稽得惱人，也不像s.s.範達因的菲洛·萬斯那樣傲慢得迂腐，更不像e.c.本特利的菲利普·特倫特那樣受到情感的牽絆。
與幾乎所有同時代的偵探小說進行比較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克裏斯蒂與其他那些大多早已絕版的作家之間的差別是多麽巨大。舉個例子吧，有兩名偵探小說家與《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同時發表作品：傅利曼·威爾斯·克勞夫茲，都柏林人，一九二〇年出版了《桶子》；h.c.貝利則在前一年發表了《呼叫佛爾瓊先生》。克勞夫茲筆下的偵探弗蘭奇探長，在後來的每次出場時都十分注重細節，尤其是其擅長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然而，這種謹小慎微的個性卻無法激發讀者閱讀的興致。貝利以歷史小說開始其創作生涯，然後轉而創作偵探小說，他於一九一九年發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說集《呼叫佛爾瓊先生》，以偵探雷吉納爾德·佛爾瓊為主角。這兩位作家盡管在長篇和短篇小說的情節構思上技藝精湛，卻缺乏必不可少的可讀性要素。如今，隻有喜愛他們風格的少數愛好者才知道並誇讚他們的名字。
3.情節性
克裏斯蒂的情節性與她過人的可讀性結合在一起，在以後的五十年中，被證明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組合。我希望通過檢視她的筆記來說明，盡管情節性的天賦與生俱來並且極其豐富，克裏斯蒂還是根據她的想法對情節進行了提煉、改進和完善，即便是那些最具創造力的作品（如《怪屋》、《無盡長夜》、《abc謀殺案》），也是經過了精心規劃的。她構思獨創性的秘密便在於，這種技巧並不嚇人。她的解答倚賴的隻是常識——某些名字可男可女，鏡子在反射的同時翻轉了圖像，躺在地上的人體不一定就是屍體，森林是藏樹的最佳地點，等等。她知道如何利用我們對於三角戀愛、偶然聽到的爭吵以及不正當關係的錯誤理解。她也知道如何引導我們的成見，例如退伍軍人隻是毫無惡意的傻瓜，文靜嬌小的妻子隻是同情的對象，警察們都是誠實的，孩子們都是無罪的。她不會用機械和技術問題把我們搞得困惑不解，也不會拿老生常談的調子和顯而易見的事實來侮辱我們，更不會用恐怖和駭人來疏遠我們。
幾乎所有的克裏斯蒂作品裏，事件的背景設置都有一個嫌疑人的小圈子——數量有限的兇手隻會從這群人中選擇。鄉間別墅、輪船、火車、飛機、小島所有這些都為她提供了一個限製潛在兇手數量的背景，並且保證最後一章揭曉的兇手不會是一個完全不為人知的角色。事實上，克裏斯蒂是這麽說的：“這是一群嫌疑犯，我會從中選擇壞蛋。看看你能不能揪出這個害群之馬。”這個數量少則四人（《底牌》）或五人（《啤酒謀殺案》），多則是《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的一車廂旅客。《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就是一部深受黃金時代的作家和讀者們喜愛的典型的鄉間別墅謀殺案：一群各式各樣的角色，被局限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謀殺發生，調查介入，最終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