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是友紀子活動的時間，就為豬原作證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這樣的話，豬原的空白時間應該等於友紀子的空白了。”
聽了那須的發言後，山路精神抖擻，鼻尖上的汗珠閃閃發光。
“立刻調查友紀子，看她是否能夠證明自己四月十九日夜間不在犯罪現場。”
那須興奮地說道。
山路馬上聯繫茨木警察署，派出刑警去蘆屋調查友紀子是否當時不在作案現場。
友紀子的回答別使刑警們有些失望。按照她的供述，四月十八日把丈夫送到東京羽田機場後，便乘當天的飛機回到大阪，敏彥的哥哥用自己的車把她從機場送回蘆屋。十九日至二十日，她一直呆在家裏閉門未出。十九日晚八時和二十日上午八時左右碰巧有朋友來了電話，可以證明這個時候她是在家的。
但是，關鍵是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早晨這段時間卻無法證明。以前她們曾用過一個年輕的傭人，可是在幾個月以前就辭去了，隻有夫婦二人在這裏生活。因此，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友紀子那天夜裏在家裏。
特別是上午八時的電話也不是什麽要緊的事，而是友紀子事先讓朋友往家裏打的。這是意味著她是想叫別人證明她在二十日上午八時確實在家。
為何非要這樣證明呢？是不是敏彥正是在這個時候被殺的呢？或者是因為屍體己經運到東京？
她為什麽要拘泥於“午前八時”這個時間呢？對此目前還找不出正確的答案。然而，十九日晚八時至二十日早八時這一段時間，對友紀子來說，確實是一個空白。
茨木署將友紀子無法證明自己在十九日夜裏不在作案現場的情況通知給丸之內署。
刑警們更加確信，豬原杏平和是成友紀子就是同案犯。
“他們究竟是在什麽地方交換屍體的呢？”
村田在偵察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如果是東京和大阪之間的話，那就是鬆濱附近了。兩方同時發車的新幹線列車，錯車的地方就是鬆濱附近。”
“不能推斷出準確的地點嗎？”
“如果用汽車的實際行駛距離和時間來套豬原的空白時間，不是能夠推出比較準確的地點嗎？”
很久沒有開口的草場發言了。
汽車不同於列車，它所需要的時間因道路狀況、車種、晝夜等不同的條件而異。
在追查小型飛機這條線索時，四月十九日夜間的氣象條件，就已調查清楚了，當天夜裏是晴天。
行駛時間在晚上九對至早上四時之間，七個小時。然後減去市中心到東名高速公路的世田穀出入口所需要的一小時，結果隻剩下六小時，這六小時究竟能在東名公路的什麽地方跑個來回，帶著這個問題，茨木署詢問了交通機動隊的高速公路巡警。
巡警答覆說，由於夜間開車視野受到限製，歷以不能開得很快，技術高超的駕駛員充其量也隻能在豐川出入口跑個來回。
東京出入口到裏川出入口的距離是二百六十九公裏，往返五百三十八公裏。用六個小時跑完這些路程，必須保持每小時八十九。六公裏的速度。
在這段時間裏，一直保持將近九十公裏的高速，必須有相當高的技術和足夠的體力。
東京出入口到距離發現大澤屍體地點最近的名神茨本出入口有五百一十一。八公裏。其路程的一半大約為二百五十五。九公裏，交通機動隊推斷的到豐川出入口距離處二百六十九公裏，這和偵察總部的推測相當接近。
真是一點不錯，豐川是個得天獨厚的好地點。
以那須為首的丸之內警察署的偵探們根據交通機動隊的介紹，進一步肯定了自己的推斷。
七月二十日，偵察總部將豬原作為參考材料提供人，傳訊他到丸之內署。當然，在參考材料提供人這個名詞上要加上“重要”這個字眼。
所謂的重要參考材料提供人，和“特殊逮捕”一樣，都是警察們為自己的方便而發明的手段。實質上，這和嫌疑犯沒什麽兩樣，隻不過目前申請逮捕證的條件還不充足，因為不擔心逃亡及銷毀罪證，所以作為參考材料提供人能在自由的處境中接受審查。然而這隻不過是溫和的說法，無非是在表麵蒙上點兒裝飾罷了。
豬原沒有帶辯護律師，他獨自一人輕鬆地來到丸之內署。
那須親日在丸之內署的審訊室裏會見了他。
雖然這是幾個月後的第二次見麵，不過，這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麽令人思慕的會見。
“請原諒我直率地提問，您是否認識是成友紀子女士？”
那須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問題。他全神貫注地觀察著豬原的表情，因為通過對方的反應可以抓住寶貴的證據。
“認識，而且很熟悉。”
豬原十分坦然地承認了。那須感到自己所期待的東西將要落空了。
“在什麽地方相識的呢？”
“在她結婚以前，曾一起加入過某航寶俱樂部。”
豬原回答得十分痛快。這是出乎那須意料的。如果二人之間存在同案犯關係的話，這些關係一般不會病痛快快地說出來的。
“您說很熟悉友紀子女士，請問能達到怎樣的程度呢？這可能涉及到您的私生活，對不起，請在您認為不妨礙的範圍內談一談吧。”
“這沒什麽。”豬原掏出一支香菸，點著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似乎不願意回憶痛苦的往事。
“我曾想過讓她作為自己的妻子。我也向她求過婚，但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複雜的家庭因素……”
豬原的臉上露出淒涼的表情。
“是她拒絕的嗎？”
那須毫不客氣地問道。用這種方式詢問本來就是不禮貌的。然而那須這時已顧不上那麽多了。
“不，不是這樣的。我們兩家有些情況不允許我們結婚。”
豬原十分幹脆地否定了。
聽他的口氣，這並非完全是出於自尊心，而是真的存在著某種複雜的原因。
“和我們平民百姓家庭不同，有些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呀。”
那須的話並非挖苦。和自己愛的人結婚遭到父親的幹涉，是因為在地道的人間交往中，糾題著權力、財產這樣的“夾雜物”。此時他對應前這位公於也油然產生了幾分同情。
“最近您和夫人離婚了，沒有考慮今後再結婚嗎？”
那須認為這種離婚也可能是由於其父去世，而對那些“夾雜物”的反抗。
“考慮過，因為我並不打算永遠過這樣的獨身生活。”
“那麽，是成友紀子女士不能作為考慮的對象嗎？她也剛剛失去丈夫。”
那須預料對方可能會生氣，但還是毅然決然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他的質問中暗示著，二人是否為了排除達到結婚目的的障礙而各自除掉了自己的配偶。
“當然想過。不管怎麽說她還是我曾經受過的女人呀。”
“這樣的話，豬原的空白時間應該等於友紀子的空白了。”
聽了那須的發言後，山路精神抖擻，鼻尖上的汗珠閃閃發光。
“立刻調查友紀子，看她是否能夠證明自己四月十九日夜間不在犯罪現場。”
那須興奮地說道。
山路馬上聯繫茨木警察署，派出刑警去蘆屋調查友紀子是否當時不在作案現場。
友紀子的回答別使刑警們有些失望。按照她的供述，四月十八日把丈夫送到東京羽田機場後，便乘當天的飛機回到大阪，敏彥的哥哥用自己的車把她從機場送回蘆屋。十九日至二十日，她一直呆在家裏閉門未出。十九日晚八時和二十日上午八時左右碰巧有朋友來了電話，可以證明這個時候她是在家的。
但是，關鍵是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早晨這段時間卻無法證明。以前她們曾用過一個年輕的傭人，可是在幾個月以前就辭去了，隻有夫婦二人在這裏生活。因此，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友紀子那天夜裏在家裏。
特別是上午八時的電話也不是什麽要緊的事，而是友紀子事先讓朋友往家裏打的。這是意味著她是想叫別人證明她在二十日上午八時確實在家。
為何非要這樣證明呢？是不是敏彥正是在這個時候被殺的呢？或者是因為屍體己經運到東京？
她為什麽要拘泥於“午前八時”這個時間呢？對此目前還找不出正確的答案。然而，十九日晚八時至二十日早八時這一段時間，對友紀子來說，確實是一個空白。
茨木署將友紀子無法證明自己在十九日夜裏不在作案現場的情況通知給丸之內署。
刑警們更加確信，豬原杏平和是成友紀子就是同案犯。
“他們究竟是在什麽地方交換屍體的呢？”
村田在偵察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如果是東京和大阪之間的話，那就是鬆濱附近了。兩方同時發車的新幹線列車，錯車的地方就是鬆濱附近。”
“不能推斷出準確的地點嗎？”
“如果用汽車的實際行駛距離和時間來套豬原的空白時間，不是能夠推出比較準確的地點嗎？”
很久沒有開口的草場發言了。
汽車不同於列車，它所需要的時間因道路狀況、車種、晝夜等不同的條件而異。
在追查小型飛機這條線索時，四月十九日夜間的氣象條件，就已調查清楚了，當天夜裏是晴天。
行駛時間在晚上九對至早上四時之間，七個小時。然後減去市中心到東名高速公路的世田穀出入口所需要的一小時，結果隻剩下六小時，這六小時究竟能在東名公路的什麽地方跑個來回，帶著這個問題，茨木署詢問了交通機動隊的高速公路巡警。
巡警答覆說，由於夜間開車視野受到限製，歷以不能開得很快，技術高超的駕駛員充其量也隻能在豐川出入口跑個來回。
東京出入口到裏川出入口的距離是二百六十九公裏，往返五百三十八公裏。用六個小時跑完這些路程，必須保持每小時八十九。六公裏的速度。
在這段時間裏，一直保持將近九十公裏的高速，必須有相當高的技術和足夠的體力。
東京出入口到距離發現大澤屍體地點最近的名神茨本出入口有五百一十一。八公裏。其路程的一半大約為二百五十五。九公裏，交通機動隊推斷的到豐川出入口距離處二百六十九公裏，這和偵察總部的推測相當接近。
真是一點不錯，豐川是個得天獨厚的好地點。
以那須為首的丸之內警察署的偵探們根據交通機動隊的介紹，進一步肯定了自己的推斷。
七月二十日，偵察總部將豬原作為參考材料提供人，傳訊他到丸之內署。當然，在參考材料提供人這個名詞上要加上“重要”這個字眼。
所謂的重要參考材料提供人，和“特殊逮捕”一樣，都是警察們為自己的方便而發明的手段。實質上，這和嫌疑犯沒什麽兩樣，隻不過目前申請逮捕證的條件還不充足，因為不擔心逃亡及銷毀罪證，所以作為參考材料提供人能在自由的處境中接受審查。然而這隻不過是溫和的說法，無非是在表麵蒙上點兒裝飾罷了。
豬原沒有帶辯護律師，他獨自一人輕鬆地來到丸之內署。
那須親日在丸之內署的審訊室裏會見了他。
雖然這是幾個月後的第二次見麵，不過，這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麽令人思慕的會見。
“請原諒我直率地提問，您是否認識是成友紀子女士？”
那須開門見山地提出了問題。他全神貫注地觀察著豬原的表情，因為通過對方的反應可以抓住寶貴的證據。
“認識，而且很熟悉。”
豬原十分坦然地承認了。那須感到自己所期待的東西將要落空了。
“在什麽地方相識的呢？”
“在她結婚以前，曾一起加入過某航寶俱樂部。”
豬原回答得十分痛快。這是出乎那須意料的。如果二人之間存在同案犯關係的話，這些關係一般不會病痛快快地說出來的。
“您說很熟悉友紀子女士，請問能達到怎樣的程度呢？這可能涉及到您的私生活，對不起，請在您認為不妨礙的範圍內談一談吧。”
“這沒什麽。”豬原掏出一支香菸，點著後，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似乎不願意回憶痛苦的往事。
“我曾想過讓她作為自己的妻子。我也向她求過婚，但相互之間都存在著複雜的家庭因素……”
豬原的臉上露出淒涼的表情。
“是她拒絕的嗎？”
那須毫不客氣地問道。用這種方式詢問本來就是不禮貌的。然而那須這時已顧不上那麽多了。
“不，不是這樣的。我們兩家有些情況不允許我們結婚。”
豬原十分幹脆地否定了。
聽他的口氣，這並非完全是出於自尊心，而是真的存在著某種複雜的原因。
“和我們平民百姓家庭不同，有些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呀。”
那須的話並非挖苦。和自己愛的人結婚遭到父親的幹涉，是因為在地道的人間交往中，糾題著權力、財產這樣的“夾雜物”。此時他對應前這位公於也油然產生了幾分同情。
“最近您和夫人離婚了，沒有考慮今後再結婚嗎？”
那須認為這種離婚也可能是由於其父去世，而對那些“夾雜物”的反抗。
“考慮過，因為我並不打算永遠過這樣的獨身生活。”
“那麽，是成友紀子女士不能作為考慮的對象嗎？她也剛剛失去丈夫。”
那須預料對方可能會生氣，但還是毅然決然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在他的質問中暗示著，二人是否為了排除達到結婚目的的障礙而各自除掉了自己的配偶。
“當然想過。不管怎麽說她還是我曾經受過的女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