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這種認識以及約德爾從與希特勒每日談話中，所摘引出來的方針，於1941 年8 月底，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處裏，產生了“經元首批準的國防軍統帥部關於1941 年晚夏戰略態勢的備忘錄”。“備忘錄”’指出，盡管“在被迫投入其他戰線多餘兵力”的情況下，俄國的崩潰也可能要延長，但“降服英國，迫其媾和”這一既定目標仍然不變。備忘錄將這一原則作為戰略裏程脾，接著指出，即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陸軍和空軍也幾乎無力於1942 年春季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和西班牙本土，進行一場決定性的作戰”鑑於此種態勢，已無法再象過去考慮的那樣，置中立國的意願於不顧，讓德軍通過土耳其領土；同時，也要看到英國的話動日益頻繁。據稱，英國軍隊已駐進伊朗南部，並不斷擴建蘇伊士運河兩岸的重要軍事設施。如此種種徵兆表明，英國的目標是，盡可能與美國一起，徹底改變德國在地中海的地位。即使不足如此，也由於海上運輸損失的不斷增加。以及奪取托布魯克行動的被迫延遲使“軸心國”在北非的處境早已日益惡化。
對於地中海地區，“備忘錄”還對一些盡管尚不充分的改進意見提出了警告。而將被視為與大英帝國進行最後決戰的前奏的擊潰蘇俄的行動，成了希特勒盲目推行的德軍壓倒一切的任務。
——第三階段
“基輔會戰”於8 月底開始，它被德國大本營視為1941 年東方戰局的第二階段的開始。在這一段時間裏，由於德軍在俄國各個戰場上又取得。一係列新的勝利，特別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熱望，在領導層內出現的短時的一致，使希特勒未再對作戰進行重大幹預。譬如，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個時期對東線下達的唯一指令——第35 號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與陸軍總司令的報告相一致的措辭。
盡管如此，陸軍總司令部怕錯過對莫斯科實施決定性突擊的大好時機的擔心，依然沒有消除。在陸軍總司令部——同樣在大本營第2號宿營地裏很少有人贊成在“維亞濟馬和布良斯克兩個會戰”之後便大功告成的說法而希特勒卻宣布：“東方軍事勝利己成定局，俄國已經完蛋”。實際上，中央集團軍群在經歷了“沼澤、地階段”之後，到11 月中旬，才在進攻莫斯科的道路上邁出了富有希望的幾步，隻有到這時，人們對態勢的樂觀判斷才壓倒了對部隊所承擔的巨大負荷的擔憂。使人難以忘懷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陸軍總參謀部的第1 軍需官、當時的保盧斯中將來到國防處的臨時辦公棚，與國防處長和洛斯貝格上校探討奪取莫斯科之後的方針。當時，他們所談論的目標已遠遠超過了俄國的首都。他們談到，隻讓最必要的部隊留在“前線地帶”過冬，陸軍大部及其高級指揮機構應撤回，整個東線的指揮權由一個集團軍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團軍群占領8 天之久的羅斯托夫，在俄軍的攻擊下，被迫於11月29 日撤離；該集團軍群司令龍德施泰特元帥隨即被免職。這是在當時態勢下，對人們情緒上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一份給希特勒的電報中，龍德施泰特要求，要麽“撤消”關於部隊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結的命令，“要麽，委派他人指揮該集團軍群”。2 小時後，於深夜豪辛格打電話詢問約德爾，是否撤消命令。約德爾回答：“絕對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龍德施泰特已被解職，賴歇瑙擔任集團軍司令。”豪辛格重複地喊道，“使不得！絕對使不得！”但約德爾已把電話放下了。
在“國防軍統帥部戰場”上，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代替陸軍總參謀長和陸軍作戰處長的角色而擔負的特殊任務，在1941 年夏季的芬蘭北部，主要是由兩個德國軍和一個芬蘭軍來完成。他們的指揮官，馮·法爾肯霍斯特大將，象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一樣，逐步直接接受統帥部的指令。這樣，法爾肯霍斯特比起陸軍集團軍司令們來，就具有更大的獨立行動的自由。但另一方麵，沒過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於將陸軍總司令部排斥在外，國防軍統帥部對部隊實施的戰役和戰術指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經驗，國防軍統帥部便試圖在對北芬蘭指揮官所下達的指令中，增補一些具體的實施規定，但它無法替代陸軍總司令部這個中間環節在東方戰局期間，國防軍統帥部第1 號戰場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變動。在希特勒的眼睛裏，登陸始終在威脅著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設法給這一地區以加強。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揮力量，牽製了相當的兵力。
希特勒對這一特別指揮機構的明顯弊病既不加理會，也對來自各方的異議視而不見，卻從1941 年初夏起，利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充當他除東線戰場之外的全部德國戰場上，與當地指揮官進行直接聯繫的指揮機構。在巴爾幹、愛琴海的克裏特島鄰近的廣大地區，直至達爾馬提亞，“國防軍東南方司令”就是通過這種渠道接收希特勒關於鎮壓不久後到處爆發的暴動，以及後來對陸地和海島沿岸實施防禦的命令；而“東南方司令”則將其鎮壓暴動的具體計劃呈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批準，正因為這樣國防處長與保加利亞保持著一種特別密切的聯繫。盡管保加利亞僅有少量幾個守備師積極參加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島的戰爭，但在索非亞卻始終感覺潛伏在歐洲戰爭舞台邊緣的危險。因此，一再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請求支持和援助。德國大本營還與阿格拉姆保持著頻繁的聯繫。駐在那裏的“德國全權將軍”、奧地利人格萊澤·馮·堆爾斯特瑙，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個秩序混亂、支離破碎的國家恢復安定；並在軍書上為德國服務。但是，與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卻沒有取得聯繫，而這些地方又是東方戰局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與這些地方取得聯繫成了陸軍總司令部的主要事情。
對於地中海地區，“備忘錄”還對一些盡管尚不充分的改進意見提出了警告。而將被視為與大英帝國進行最後決戰的前奏的擊潰蘇俄的行動，成了希特勒盲目推行的德軍壓倒一切的任務。
——第三階段
“基輔會戰”於8 月底開始，它被德國大本營視為1941 年東方戰局的第二階段的開始。在這一段時間裏，由於德軍在俄國各個戰場上又取得。一係列新的勝利，特別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熱望，在領導層內出現的短時的一致，使希特勒未再對作戰進行重大幹預。譬如，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個時期對東線下達的唯一指令——第35 號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與陸軍總司令的報告相一致的措辭。
盡管如此，陸軍總司令部怕錯過對莫斯科實施決定性突擊的大好時機的擔心，依然沒有消除。在陸軍總司令部——同樣在大本營第2號宿營地裏很少有人贊成在“維亞濟馬和布良斯克兩個會戰”之後便大功告成的說法而希特勒卻宣布：“東方軍事勝利己成定局，俄國已經完蛋”。實際上，中央集團軍群在經歷了“沼澤、地階段”之後，到11 月中旬，才在進攻莫斯科的道路上邁出了富有希望的幾步，隻有到這時，人們對態勢的樂觀判斷才壓倒了對部隊所承擔的巨大負荷的擔憂。使人難以忘懷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陸軍總參謀部的第1 軍需官、當時的保盧斯中將來到國防處的臨時辦公棚，與國防處長和洛斯貝格上校探討奪取莫斯科之後的方針。當時，他們所談論的目標已遠遠超過了俄國的首都。他們談到，隻讓最必要的部隊留在“前線地帶”過冬，陸軍大部及其高級指揮機構應撤回，整個東線的指揮權由一個集團軍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團軍群占領8 天之久的羅斯托夫，在俄軍的攻擊下，被迫於11月29 日撤離；該集團軍群司令龍德施泰特元帥隨即被免職。這是在當時態勢下，對人們情緒上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一份給希特勒的電報中，龍德施泰特要求，要麽“撤消”關於部隊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結的命令，“要麽，委派他人指揮該集團軍群”。2 小時後，於深夜豪辛格打電話詢問約德爾，是否撤消命令。約德爾回答：“絕對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龍德施泰特已被解職，賴歇瑙擔任集團軍司令。”豪辛格重複地喊道，“使不得！絕對使不得！”但約德爾已把電話放下了。
在“國防軍統帥部戰場”上，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代替陸軍總參謀長和陸軍作戰處長的角色而擔負的特殊任務，在1941 年夏季的芬蘭北部，主要是由兩個德國軍和一個芬蘭軍來完成。他們的指揮官，馮·法爾肯霍斯特大將，象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一樣，逐步直接接受統帥部的指令。這樣，法爾肯霍斯特比起陸軍集團軍司令們來，就具有更大的獨立行動的自由。但另一方麵，沒過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於將陸軍總司令部排斥在外，國防軍統帥部對部隊實施的戰役和戰術指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經驗，國防軍統帥部便試圖在對北芬蘭指揮官所下達的指令中，增補一些具體的實施規定，但它無法替代陸軍總司令部這個中間環節在東方戰局期間，國防軍統帥部第1 號戰場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變動。在希特勒的眼睛裏，登陸始終在威脅著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設法給這一地區以加強。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揮力量，牽製了相當的兵力。
希特勒對這一特別指揮機構的明顯弊病既不加理會，也對來自各方的異議視而不見，卻從1941 年初夏起，利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充當他除東線戰場之外的全部德國戰場上，與當地指揮官進行直接聯繫的指揮機構。在巴爾幹、愛琴海的克裏特島鄰近的廣大地區，直至達爾馬提亞，“國防軍東南方司令”就是通過這種渠道接收希特勒關於鎮壓不久後到處爆發的暴動，以及後來對陸地和海島沿岸實施防禦的命令；而“東南方司令”則將其鎮壓暴動的具體計劃呈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批準，正因為這樣國防處長與保加利亞保持著一種特別密切的聯繫。盡管保加利亞僅有少量幾個守備師積極參加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島的戰爭，但在索非亞卻始終感覺潛伏在歐洲戰爭舞台邊緣的危險。因此，一再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請求支持和援助。德國大本營還與阿格拉姆保持著頻繁的聯繫。駐在那裏的“德國全權將軍”、奧地利人格萊澤·馮·堆爾斯特瑙，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個秩序混亂、支離破碎的國家恢復安定；並在軍書上為德國服務。但是，與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卻沒有取得聯繫，而這些地方又是東方戰局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與這些地方取得聯繫成了陸軍總司令部的主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