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德爾是否以及以何種方式採用他的參謀部的建議，作者已回憶不起來了。陸軍總司令向希特勒轉呈了他的作戰處的“備忘錄”，並派其起草者到“狼穴”向約德爾當麵陳述。在8 月20 日的談話中，出現了一些有利於緩和大本營“氣氛”的轉機。約德爾除談了眾所周知的那些反對的和贊成的客觀理由之外，還說：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擔心重蹈拿破崙的覆轍。提起莫斯科他總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擔心在那裏與布爾什維克展開一場生死搏鬥”
豪辛格接著指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選擇了這一方向。我們必須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其餘的一切就取決於我們自己了。”
約德爾繼續說：“您說得是。但我想告訴您，元首是這樣回答的：眼下有一個很好的殲滅俄國有生力量的機會。這個強大集群正位於基輔東麵”..
豪辛格還指出，冬天將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區開始，南部稍遲，他請求約德爾支持他的“備忘錄”。約德爾終於作出讓步，並說：
“凡是我能做的，我將盡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須允許我考慮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簡單地將其棄之一邊了之..不能強迫他違背他內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覺往往是正確的。人們不能否定這一點！”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後寫道，“很遺憾，並非總是如此！我對敦刻爾克還記憶猶新。我們擔心，這次又要錯過一個關鍵時刻。”
有跡象表明，陸軍軍總司令部的“備忘錄”，希特勒早在同凱特爾和約德爾談話時就加以駁斥了。8 月21 日，國防軍統帥部的這兩位將軍來到安格堡哈爾德的軍營裏，企圖說服哈爾德接受希特勒的觀點，至少是想緩和對立情緒。在這次談話中，約德爾被哈爾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與豪辛格談話時一樣，承認他無法對陸軍的立場提出實質性的異議，“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顯然，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過去讓人們無條件相信“元首天才”時所多次使用過的。哈爾德隻是幹巴巴地說，對這個理由“在邏輯上提出相反的觀點是無濟於事的。”。
當大傍晚，約德爾出於無奈，不得不將希特勒新的，也是最後的命令，納入一份給陸軍總司令部的書麵指示中。文件開頭寫道：“陸軍於8 月18日提出的關於下一步東線作戰的建議，與我的觀點不相符”。文件接著重複了希特勒的論斷：在冬季到來之前必須達到的最重要目標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裏木，頓涅茨地區的“切斷高加索地區的俄國輸油線”；在北部，嚴密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建立聯繫。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戰役上的有利態勢..刻不容緩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團軍群兩翼兵力”向基輔地區的蘇第5 集團軍發起突擊，被陸軍總司令部視為進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團軍群，應以其所留置的部隊繼續實施防禦，直至“第34 號指令的補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發起進攻的全部先決條件成熟之時，總之“從中央實施的誘人的作戰行動”，成了整個東線作戰的主導思想！
第二天，當哈爾德到達他的安格堡軍營後，衝動地寫道：這個“元首指令”對於此次戰局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就在當天，希特勒親自撰寫了一份“文件”，作為對“備忘錄”的答覆，送給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
使他們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希特勒教訓陸軍首腦們說，在進行了幾乎兩年作戰之後，“快速部隊”必須象空軍一樣，成為“最高指揮手中的戰役武器”。接著，他又借用一種明確不合理的對比，說帝國元帥對於這一基本原則在空軍已“堅定不移、毫無保留加以執行”，而在陸軍卻似乎未將這一原則加以“全麵理解和貫徹執行”。對此“文件”，哈爾德在他8 月22 日的日記裏，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應：
“我對於因元首的幹預而擺在陸軍總司令部麵前的事態難以忍受。既要認真貫徹元首那一個個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汙已取得的四次戰局勝利的陸軍總司令部的美名，陸軍總司令的這種作法真是前所未聞。因此，我向陸軍總司令申請辭職，井同時提交我的辭呈”
哈爾德同時補充寫道：
“陸軍總司令拒絕我的辭呈。他認為，事實上還沒有到放棄職位的地步；也就是說，一切將照舊”。
為促使希特勒改變主意，哈爾德作為最後一著試圖鼓動古德裏安將軍出麵。這次會見是於8 月23 日，在大本營“狼穴”舉行的。但是，不管進行怎樣的談話，都絲毫改變不了希特勒的意誌。相反，在取得“基輔會戰”這一有名的戰術上的巨大勝利的前一個星期，即8 月30 日，希特勒和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之間進行了單獨談話，就希特勒的“文件、一事達成“諒解”。毫無疑問，希特勒將這一結局看作是他與陸軍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勝利——其間與其說他騎士派頭十足，倒不如說他道義上的虛偽和軟弱。
隨著對下一步東方戰局的看法上的對立觀點的暫時結束，把德國作戰計劃和前景，放在戰略高度重新進行審查，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1941 年7月19 日發布的第33 號指令，已就當時的態勢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須注意防禦英國對海峽群島和挪威海岸的進攻”；而現在，必須首先將幾個月前製定的“巴巴羅薩行動之後”實施的長遠進攻計劃，與東方態勢的發展相適應。同時陸軍總司令部在7 月底與上述計劃同時提出的建議——即將由敘利亞和昔蘭尼加出發，對埃及實施兩麵進攻的日期推遲到1942 年春，而堅持在1941 年秋奪取直布羅陀——在此期間已經過時。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擔心重蹈拿破崙的覆轍。提起莫斯科他總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擔心在那裏與布爾什維克展開一場生死搏鬥”
豪辛格接著指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選擇了這一方向。我們必須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其餘的一切就取決於我們自己了。”
約德爾繼續說：“您說得是。但我想告訴您，元首是這樣回答的：眼下有一個很好的殲滅俄國有生力量的機會。這個強大集群正位於基輔東麵”..
豪辛格還指出，冬天將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區開始，南部稍遲，他請求約德爾支持他的“備忘錄”。約德爾終於作出讓步，並說：
“凡是我能做的，我將盡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須允許我考慮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簡單地將其棄之一邊了之..不能強迫他違背他內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覺往往是正確的。人們不能否定這一點！”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後寫道，“很遺憾，並非總是如此！我對敦刻爾克還記憶猶新。我們擔心，這次又要錯過一個關鍵時刻。”
有跡象表明，陸軍軍總司令部的“備忘錄”，希特勒早在同凱特爾和約德爾談話時就加以駁斥了。8 月21 日，國防軍統帥部的這兩位將軍來到安格堡哈爾德的軍營裏，企圖說服哈爾德接受希特勒的觀點，至少是想緩和對立情緒。在這次談話中，約德爾被哈爾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與豪辛格談話時一樣，承認他無法對陸軍的立場提出實質性的異議，“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顯然，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過去讓人們無條件相信“元首天才”時所多次使用過的。哈爾德隻是幹巴巴地說，對這個理由“在邏輯上提出相反的觀點是無濟於事的。”。
當大傍晚，約德爾出於無奈，不得不將希特勒新的，也是最後的命令，納入一份給陸軍總司令部的書麵指示中。文件開頭寫道：“陸軍於8 月18日提出的關於下一步東線作戰的建議，與我的觀點不相符”。文件接著重複了希特勒的論斷：在冬季到來之前必須達到的最重要目標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裏木，頓涅茨地區的“切斷高加索地區的俄國輸油線”；在北部，嚴密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建立聯繫。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戰役上的有利態勢..刻不容緩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團軍群兩翼兵力”向基輔地區的蘇第5 集團軍發起突擊，被陸軍總司令部視為進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團軍群，應以其所留置的部隊繼續實施防禦，直至“第34 號指令的補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發起進攻的全部先決條件成熟之時，總之“從中央實施的誘人的作戰行動”，成了整個東線作戰的主導思想！
第二天，當哈爾德到達他的安格堡軍營後，衝動地寫道：這個“元首指令”對於此次戰局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就在當天，希特勒親自撰寫了一份“文件”，作為對“備忘錄”的答覆，送給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
使他們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希特勒教訓陸軍首腦們說，在進行了幾乎兩年作戰之後，“快速部隊”必須象空軍一樣，成為“最高指揮手中的戰役武器”。接著，他又借用一種明確不合理的對比，說帝國元帥對於這一基本原則在空軍已“堅定不移、毫無保留加以執行”，而在陸軍卻似乎未將這一原則加以“全麵理解和貫徹執行”。對此“文件”，哈爾德在他8 月22 日的日記裏，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應：
“我對於因元首的幹預而擺在陸軍總司令部麵前的事態難以忍受。既要認真貫徹元首那一個個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汙已取得的四次戰局勝利的陸軍總司令部的美名，陸軍總司令的這種作法真是前所未聞。因此，我向陸軍總司令申請辭職，井同時提交我的辭呈”
哈爾德同時補充寫道：
“陸軍總司令拒絕我的辭呈。他認為，事實上還沒有到放棄職位的地步；也就是說，一切將照舊”。
為促使希特勒改變主意，哈爾德作為最後一著試圖鼓動古德裏安將軍出麵。這次會見是於8 月23 日，在大本營“狼穴”舉行的。但是，不管進行怎樣的談話，都絲毫改變不了希特勒的意誌。相反，在取得“基輔會戰”這一有名的戰術上的巨大勝利的前一個星期，即8 月30 日，希特勒和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之間進行了單獨談話，就希特勒的“文件、一事達成“諒解”。毫無疑問，希特勒將這一結局看作是他與陸軍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勝利——其間與其說他騎士派頭十足，倒不如說他道義上的虛偽和軟弱。
隨著對下一步東方戰局的看法上的對立觀點的暫時結束，把德國作戰計劃和前景，放在戰略高度重新進行審查，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1941 年7月19 日發布的第33 號指令，已就當時的態勢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須注意防禦英國對海峽群島和挪威海岸的進攻”；而現在，必須首先將幾個月前製定的“巴巴羅薩行動之後”實施的長遠進攻計劃，與東方態勢的發展相適應。同時陸軍總司令部在7 月底與上述計劃同時提出的建議——即將由敘利亞和昔蘭尼加出發，對埃及實施兩麵進攻的日期推遲到1942 年春，而堅持在1941 年秋奪取直布羅陀——在此期間已經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