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矛盾在國防處內外，凡知道希特勒這一新的企圖的人，再次提出這個急迫的問題：如何對付希特勒的新企圖；怎麽才能避免這場在時間和空間上也許是沒有止境的新的戰爭。雖然未作深入研究，但他們確信，“與俄國保持友好關係是上策”。進攻俄國將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可怕的威脅。在這種形勢下，人們希望能夠在國防軍首腦人物中找到一位軍人。人們信賴他，理解他，他能以無法辯駁的軍事論據，加上自己在軍隊中的威望，與獨裁者及其基於政治和世界觀而作出的決定相對抗。然而.這隻足徒勞空想。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希特勒已及時地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他已親自站在了國防軍統帥的職位上，同時也將國防軍參謀部——它的參謀長卻為此歡心鼓舞——作為他的“工作班子”為其服務。
國防處所能物色到的對象超不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然而也就是他，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已無法指望發揮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影響。至於凱特爾就更不足掛齒，他越來越依賴約德爾，毫無主見。盡管如此，國防處第一海軍總參謀部軍官仍於8 月初，前往貝希特斯加登，向約德爾陳述從長遠看矛頭轉向俄國後，英國及其海軍對德國處境勢必帶來的後果。這一進諫看來相當必要，因為海軍總司令絲毫不知道希特勒的計劃。然而，這次拜訪卻證實了這樣一件事：希特勒之所以認為要打敗這個島國，必須要走首先除掉俄國這樣一條“迂迴道路”，是因為希特勒對英國海軍力量估計過高。而對自己的裝備估計不足。
這種新的設想，同過去的一樣，缺少說服力，然而它卻促使網防處下定決心，全力以赴，為“海獅”行動鋪平道路。依靠這一途徑似乎還有避免冒俄國風險的可能性。據戰後傳言，希特勒長時間為渡海登陸作準備，唯一目的是為了威脅和恫嚇英國。這一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此問題上的反覆強調，更多地是為了說明他還是贊同登陸計劃的，隻是德國還沒有贏得能確保排除來自英海、空軍巨大威脅的空中優勢。他的這一觀點作者似乎在他的言談中親耳聆聽過。他說，如果德國士兵不得不為德國而捐軀，他是可以忍受的：但他絕不會為成千上萬人無謂地葬身於海底而承擔責任。
毫無疑問，其結果是，他越是關心俄國問題，氣候越是不利於空戰的實施，他就越會將登陸計劃置於次等地位。事實上早在1940 年晚夏，希特勒已經將登陸準備僅僅當作恫嚇和威脅英國的手段。到1940 年10 月12 日，情況終於迫使他向國防軍的首腦們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所謂暫時廢止登陸計劃。這裏順便提一句，1941 年春季，為了迷惑敵人，希特勒又重操“海獅”計劃。與此同時，他還命令各情報單位廣為散播一種說法，即向俄國進軍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在英國登陸的注意力。
空軍和海軍對放棄在英國登陸一事輕易妥協了。因為，海軍從一開始就沒考慮過此事；而空軍則認為無力取得海峽上空的絕對製空權。隻是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處對此事堅定不移。他們盡管處於被分隔狀態，但仍想方設法企圖迫使空軍通過不斷改善裝備和戰術，以足夠的優勢，實施登陸。
1940 年11 月12 日第18 號，便是國防處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在其有限的範圍內所產生影響的證據。這份指令綜合了國防軍統帥部對爾後德國戰爭計劃的基本要點。國防處長在這份指令的初稿裏，——將“海獅”行動放在頭等位置上——盡管到1941 年春季才實施；然而，第二天，約德爾向他指出，
這種強調問題的方式也許符合陸軍總司令部的觀點。但卻不合希特勒的胃口。瓦利蒙特反駁說，他之所以堅持在英國登陸的觀點，是因為它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大問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也許同意了瓦利蒙特的觀點，但是。他還是指出——顯然他對希特勒的意圖理解頗深——必須將“海獅”這段文字從指令的第一段移至最後一段。同時，他還大筆一揮，劃掉了瓦利蒙特對這一條文所加的加重號。。
這樣，遍體鱗傷的“海獅”又挨了“致命一刀”，而這一刀本來是應落在不列顛列島身上的。隨著未來大規模作戰行動可能性的逐漸消失，德國大本營再次化整為零，以小組為單位活動。8 月29 日，希特勒在英國皇家空軍第一次空襲柏林的轟炸聲中回到德國首都，如從前一樣，與他的親信住在總理府。而國防處野戰隊，鑑於其有較大的機動性，因此仍暫留在停於格呂訥瓦爾德車站的特別列車上。由於時令的變遷，到了秋季，他們希望能為參謀部找到一所既能辦公又能住宿的駐地。直到11 月中旬即戰爭爆發前夕，他們才住進波茨坦附近的克拉姆波尼茨騎兵學校，離總理府約有一小時的汽車路程。第二年的頭幾個月，國防處仍住在這裏；國防軍統帥部的首腦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則與希特勒一起，住在貝希特斯加登。在此期間，陸軍總司令部還在楓丹白露等待統帥部對“海獅”行動作出決斷。此後，他們便又遷回到措森。海軍回到了它以前柏林蒂爾皮茨駐地；空軍回到了它在波茨坦附近的掩體群。
這樣，到了1940 年秋季，出現了一種從總體上說與法國戰局前夕相仿的狀況。信使、軍官或官員來往於大本營各小組與三軍總司令部之間保持著相互聯繫。同過去一樣，由國防處收集的情報，仍是約德爾每天在總理府或山間別墅中作形勢報告的基本材料。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大部分時間裏，隻是到這裏作口頭匯報，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安排。在這種場合下，希特勒總是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發表滔滔空論。
國防處所能物色到的對象超不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然而也就是他，目前在這個問題上，已無法指望發揮重要的政治和戰略影響。至於凱特爾就更不足掛齒，他越來越依賴約德爾，毫無主見。盡管如此，國防處第一海軍總參謀部軍官仍於8 月初，前往貝希特斯加登，向約德爾陳述從長遠看矛頭轉向俄國後，英國及其海軍對德國處境勢必帶來的後果。這一進諫看來相當必要，因為海軍總司令絲毫不知道希特勒的計劃。然而，這次拜訪卻證實了這樣一件事：希特勒之所以認為要打敗這個島國，必須要走首先除掉俄國這樣一條“迂迴道路”，是因為希特勒對英國海軍力量估計過高。而對自己的裝備估計不足。
這種新的設想，同過去的一樣，缺少說服力，然而它卻促使網防處下定決心，全力以赴，為“海獅”行動鋪平道路。依靠這一途徑似乎還有避免冒俄國風險的可能性。據戰後傳言，希特勒長時間為渡海登陸作準備，唯一目的是為了威脅和恫嚇英國。這一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他在此問題上的反覆強調，更多地是為了說明他還是贊同登陸計劃的，隻是德國還沒有贏得能確保排除來自英海、空軍巨大威脅的空中優勢。他的這一觀點作者似乎在他的言談中親耳聆聽過。他說，如果德國士兵不得不為德國而捐軀，他是可以忍受的：但他絕不會為成千上萬人無謂地葬身於海底而承擔責任。
毫無疑問，其結果是，他越是關心俄國問題，氣候越是不利於空戰的實施，他就越會將登陸計劃置於次等地位。事實上早在1940 年晚夏，希特勒已經將登陸準備僅僅當作恫嚇和威脅英國的手段。到1940 年10 月12 日，情況終於迫使他向國防軍的首腦們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所謂暫時廢止登陸計劃。這裏順便提一句，1941 年春季，為了迷惑敵人，希特勒又重操“海獅”計劃。與此同時，他還命令各情報單位廣為散播一種說法，即向俄國進軍是為了轉移人們對在英國登陸的注意力。
空軍和海軍對放棄在英國登陸一事輕易妥協了。因為，海軍從一開始就沒考慮過此事；而空軍則認為無力取得海峽上空的絕對製空權。隻是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處對此事堅定不移。他們盡管處於被分隔狀態，但仍想方設法企圖迫使空軍通過不斷改善裝備和戰術，以足夠的優勢，實施登陸。
1940 年11 月12 日第18 號，便是國防處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在其有限的範圍內所產生影響的證據。這份指令綜合了國防軍統帥部對爾後德國戰爭計劃的基本要點。國防處長在這份指令的初稿裏，——將“海獅”行動放在頭等位置上——盡管到1941 年春季才實施；然而，第二天，約德爾向他指出，
這種強調問題的方式也許符合陸軍總司令部的觀點。但卻不合希特勒的胃口。瓦利蒙特反駁說，他之所以堅持在英國登陸的觀點，是因為它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大問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也許同意了瓦利蒙特的觀點，但是。他還是指出——顯然他對希特勒的意圖理解頗深——必須將“海獅”這段文字從指令的第一段移至最後一段。同時，他還大筆一揮，劃掉了瓦利蒙特對這一條文所加的加重號。。
這樣，遍體鱗傷的“海獅”又挨了“致命一刀”，而這一刀本來是應落在不列顛列島身上的。隨著未來大規模作戰行動可能性的逐漸消失，德國大本營再次化整為零，以小組為單位活動。8 月29 日，希特勒在英國皇家空軍第一次空襲柏林的轟炸聲中回到德國首都，如從前一樣，與他的親信住在總理府。而國防處野戰隊，鑑於其有較大的機動性，因此仍暫留在停於格呂訥瓦爾德車站的特別列車上。由於時令的變遷，到了秋季，他們希望能為參謀部找到一所既能辦公又能住宿的駐地。直到11 月中旬即戰爭爆發前夕，他們才住進波茨坦附近的克拉姆波尼茨騎兵學校，離總理府約有一小時的汽車路程。第二年的頭幾個月，國防處仍住在這裏；國防軍統帥部的首腦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則與希特勒一起，住在貝希特斯加登。在此期間，陸軍總司令部還在楓丹白露等待統帥部對“海獅”行動作出決斷。此後，他們便又遷回到措森。海軍回到了它以前柏林蒂爾皮茨駐地；空軍回到了它在波茨坦附近的掩體群。
這樣，到了1940 年秋季，出現了一種從總體上說與法國戰局前夕相仿的狀況。信使、軍官或官員來往於大本營各小組與三軍總司令部之間保持著相互聯繫。同過去一樣，由國防處收集的情報，仍是約德爾每天在總理府或山間別墅中作形勢報告的基本材料。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大部分時間裏，隻是到這裏作口頭匯報，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安排。在這種場合下，希特勒總是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政治問題發表滔滔空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