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此期間，又出現了一件意外的情況，它比其他任何計劃都更嚴重地危及到在英國的登陸，這就是希特勒突然要掉轉方向對付蘇聯！這一可怕的決策顛倒了當時的各種關係，留下難以測度的後果，甚至時至今日。
希特勒在柏林作了短暫逗留，7 月19 日在國會發表演說，竭誠希望與英國和解，重歸幹好。此後，德國大本營分若幹小組，再次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域集中。國防處乘坐他們的特別列車“阿特拉斯”號由巴特賴興哈爾車站出發。在這裏，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這次國會上被希特勒由少將越級提升為炮兵上將——在7 月29 日突然來到國防處，與處裏的領導們磋商軍情，這種難得的作法，使大家驚異作常。國防處的軍官們，盡管貢獻甚少，沒有其他奢望，但這一極不尋常的訪問，也算是西方戰局勝利後，對他們的一種不一般的嘉獎。約德爾將四麵門窗關死，坐在餐車的桌子旁，對四位參謀軍官開門見山地說，希特勒已經決定，盡可能在早些時候即1941年5 月，對蘇俄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從世界上“徹底”剷除。
約德爾的活尤如晴天劈雷。更使他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對英國的作戰無論如何不會先於對俄作戰結束，而恰恰相反，即在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迫使英國和談的情況下，取得對俄國這個最後的“大陸勇士”將是最好的手段。然而，約德爾的話音剛落，四名軍官情緒激昂地異口同聲表示反對：迄今得以倖免的兩線作戰，難道要由我們自己發動嗎？盡管陸軍主力能夠調向東方。而空軍又以什麽來對付日益給德國城市帶來沉重負擔的空戰呢？為什麽與莫斯科締結的“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幾乎還不到1 年，迄今俄國一直按照條約，準時、充分地向德國提供武器裝備時卻突然調轉矛頭呢？約德爾對所有問題，都作了回答，但沒有一個令人信服。記憶中，有一句話印象頗深：他說，希特勒認為——也許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分歧是無法迴避的；因此，對俄戰局最好是己方軍事實力處於鼎盛時期進行，這要比若幹年後重新號召德國人民赴敵作戰好得多。而且，德國空軍在經受了東線作戰的鍛鍊之後，可最遲於1941 年秋季，以強盛的戰鬥力重返英國戰場。在經過約一個小時的激烈辯論之後，他要求我們起草一份命令。據此，陸、空軍在波蘭西部占領區的輸送展開和宿營準備工作應即刻著手。這項命令是有關“進攻蘇俄的最早文件，代號“東方建設”。
在所有計劃突然轉向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麽呢？當時，即約德爾剛剛披露此事後，人們僅僅知道。根據希特勒的意願，對俄戰爭本應早在1940 年晚夏就開始了。隻是凱特爾與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一起向希特勒呈遞了一份緊急進諫書，說明時間、空間、氣候等因素均不利於對俄作戰之後，似乎才說服希特勒罷手。國防軍統帥部的首腦們的這一異議是應當讚揚的，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提出異議並不是為了取消這場戰爭，隻不過是推遲而已。
為了使讀者有一個更全麵的了解，作者想再列舉幾件戰後才了解到的事情：
上麵提及的希特勒的指示，是1940 年春季對他的親信提出的；
英國政府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於1940 年7 月初，通過英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裏普斯爵士轉交給史達林一封信。信中建議俄國將矛頭轉向德國。幾天後，蘇聯便將該信內容通告德國駐莫斯科大使：
陸軍總參謀長的日記：1940 年7 月3 日與作戰處長的談話：“當前，擺在首位的是英國問題題..和...東方問題。對後者必須重點考慮，即給俄國以軍事打擊，迫使它承認德國在歐洲的統治地位；”
1940 年7 月13 日，在聽了希特勒的一次報告之後：“元首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為什麽不願求和...對這個問題，他似乎與我們找到的答案不謀而合，即英國對俄國還抱有希望；”1940 年7 月22 日，陸軍總司令對他前一天與希特勒進行的一次談話的印象是：“俄國問題應著手解決。要做好思想準備；”
1940 年7 月30 日，與陸軍總司令一起對總態勢作的部分判斷：“如果不能迫使英國就範，並出現英俄結盟的危險，那麽是不是要首先對付俄國，從而實施兩線作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保持與俄國的友誼更為適宜”。
1940 年7 月31 日，希特勒終於在山間別墅指示：“..俄國將主要賭注壓在英國身上..但俄國一旦被摧毀，英國的最後希望也將破滅。德國便將成為歐洲和巴爾幹的主人。
決心：在一係列衝突中，必須將俄國除掉。時間：1941 年春。
僅從這簡短的引語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希特勒的反俄決心早就是無條件的，用他自己常用的表達方式叫作“無法更改”的。此外，還可以看出，他的這一決心無疑是建築在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深蒂固和從未泯滅的深仇大恨之上。這一思想大約是在1940 年7 月中旬形成的。也就是在同一時間裏，希特勒又由於受軍隊方麵的催迫，下達了在英國登陸的命令。
由此可以看出，這兩個決定的份量差別，一目了然。1940 年夏季，參預者中能認識到這一點的已大有人在。然而，這種打破德國戰略僵局的方式，並沒有結束戰爭，相反卻意味著一場新的戰爭的開始。
希特勒在柏林作了短暫逗留，7 月19 日在國會發表演說，竭誠希望與英國和解，重歸幹好。此後，德國大本營分若幹小組，再次在貝希特斯加登地域集中。國防處乘坐他們的特別列車“阿特拉斯”號由巴特賴興哈爾車站出發。在這裏，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這次國會上被希特勒由少將越級提升為炮兵上將——在7 月29 日突然來到國防處，與處裏的領導們磋商軍情，這種難得的作法，使大家驚異作常。國防處的軍官們，盡管貢獻甚少，沒有其他奢望，但這一極不尋常的訪問，也算是西方戰局勝利後，對他們的一種不一般的嘉獎。約德爾將四麵門窗關死，坐在餐車的桌子旁，對四位參謀軍官開門見山地說，希特勒已經決定，盡可能在早些時候即1941年5 月，對蘇俄發動一次突然襲擊，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從世界上“徹底”剷除。
約德爾的活尤如晴天劈雷。更使他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對英國的作戰無論如何不會先於對俄作戰結束，而恰恰相反，即在不能通過其他途徑迫使英國和談的情況下，取得對俄國這個最後的“大陸勇士”將是最好的手段。然而，約德爾的話音剛落，四名軍官情緒激昂地異口同聲表示反對：迄今得以倖免的兩線作戰，難道要由我們自己發動嗎？盡管陸軍主力能夠調向東方。而空軍又以什麽來對付日益給德國城市帶來沉重負擔的空戰呢？為什麽與莫斯科締結的“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幾乎還不到1 年，迄今俄國一直按照條約，準時、充分地向德國提供武器裝備時卻突然調轉矛頭呢？約德爾對所有問題，都作了回答，但沒有一個令人信服。記憶中，有一句話印象頗深：他說，希特勒認為——也許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分歧是無法迴避的；因此，對俄戰局最好是己方軍事實力處於鼎盛時期進行，這要比若幹年後重新號召德國人民赴敵作戰好得多。而且，德國空軍在經受了東線作戰的鍛鍊之後，可最遲於1941 年秋季，以強盛的戰鬥力重返英國戰場。在經過約一個小時的激烈辯論之後，他要求我們起草一份命令。據此，陸、空軍在波蘭西部占領區的輸送展開和宿營準備工作應即刻著手。這項命令是有關“進攻蘇俄的最早文件，代號“東方建設”。
在所有計劃突然轉向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麽呢？當時，即約德爾剛剛披露此事後，人們僅僅知道。根據希特勒的意願，對俄戰爭本應早在1940 年晚夏就開始了。隻是凱特爾與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一起向希特勒呈遞了一份緊急進諫書，說明時間、空間、氣候等因素均不利於對俄作戰之後，似乎才說服希特勒罷手。國防軍統帥部的首腦們的這一異議是應當讚揚的，但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提出異議並不是為了取消這場戰爭，隻不過是推遲而已。
為了使讀者有一個更全麵的了解，作者想再列舉幾件戰後才了解到的事情：
上麵提及的希特勒的指示，是1940 年春季對他的親信提出的；
英國政府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於1940 年7 月初，通過英國駐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裏普斯爵士轉交給史達林一封信。信中建議俄國將矛頭轉向德國。幾天後，蘇聯便將該信內容通告德國駐莫斯科大使：
陸軍總參謀長的日記：1940 年7 月3 日與作戰處長的談話：“當前，擺在首位的是英國問題題..和...東方問題。對後者必須重點考慮，即給俄國以軍事打擊，迫使它承認德國在歐洲的統治地位；”
1940 年7 月13 日，在聽了希特勒的一次報告之後：“元首最關心的問題是，英國為什麽不願求和...對這個問題，他似乎與我們找到的答案不謀而合，即英國對俄國還抱有希望；”1940 年7 月22 日，陸軍總司令對他前一天與希特勒進行的一次談話的印象是：“俄國問題應著手解決。要做好思想準備；”
1940 年7 月30 日，與陸軍總司令一起對總態勢作的部分判斷：“如果不能迫使英國就範，並出現英俄結盟的危險，那麽是不是要首先對付俄國，從而實施兩線作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保持與俄國的友誼更為適宜”。
1940 年7 月31 日，希特勒終於在山間別墅指示：“..俄國將主要賭注壓在英國身上..但俄國一旦被摧毀，英國的最後希望也將破滅。德國便將成為歐洲和巴爾幹的主人。
決心：在一係列衝突中，必須將俄國除掉。時間：1941 年春。
僅從這簡短的引語中，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出，希特勒的反俄決心早就是無條件的，用他自己常用的表達方式叫作“無法更改”的。此外，還可以看出，他的這一決心無疑是建築在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深蒂固和從未泯滅的深仇大恨之上。這一思想大約是在1940 年7 月中旬形成的。也就是在同一時間裏，希特勒又由於受軍隊方麵的催迫，下達了在英國登陸的命令。
由此可以看出，這兩個決定的份量差別，一目了然。1940 年夏季，參預者中能認識到這一點的已大有人在。然而，這種打破德國戰略僵局的方式，並沒有結束戰爭，相反卻意味著一場新的戰爭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