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終同意的這個計劃，成了7 月2 日和7 月16 日國防軍統帥部命令的基礎，命令中首先規定，登陸的各項準備工作應即刻著手；14 天後，將提出詳細方針。1940 年8 月1 日，國防軍統帥部又發布了第三道“指示”即第17 號指令，這份題為“空、海軍對英作戰的指揮”的指示特別強調了此次行動的目的，即“德國空軍部隊..要盡速征服（英國）..，為最終戰勝英國創造先決條件”。在所有這些由國防處軍官們遵照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作戰方針起草的命令，都攙雜有國防處軍官們的觀點。然而，根據這些命令，奪取製空權的戰鬥——即英國人後來所稱的“閃電”行動——似乎，僅是登陸作戰的前奏，但也是整個作戰的高潮。但其前提是，空軍要能完成應盡的使命。
從這個基礎和這些觀點出發，國防處軍官們傾注了他們的全部願望和才能，為登陸計劃的順利實施，排除接踵而來的各種障礙。此前此後，國防處軍官們都沒有象這次作戰準備工作中，有這樣能充分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自由天地。但是，從他們的上司直至希特勒，也從來沒有象這一次表示出如此冷淡和懈怠。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希特勒對戈林和空軍一貫寬容大度，甚至對英的空中攻勢直到8 月13 日即與法國停戰後兩個月才開始的重大延誤，沒有給以更多的責怪。但是，當9 月中旬國防處長到格裏內角的空軍第2 航空隊指揮所訪問時所耳聞目睹的，卻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在這裏人們剛剛開始討論支援渡海和上陸問題，還根本沒有形成任何固定看法。從飛機和碼頭向近處望去，海峽沿岸的所有港口都已擠滿了運輸船和駁船。
約德爾將軍在他的處長向他報告前線之行時，仍然沒有告訴他，根據他的建議和希特勒的意誌，空戰依然是對英作戰的重要手段，登陸隻是“附屬物”。國防處的軍官們——據他們當時判斷——還有陸軍和海軍總司令部一直認為，贏得對大不列顛列島的製空權，隻是為成功地實施登陸創造條件，隻有登陸才是決定性的戰鬥行動。這不僅在目的上，而且在實施、時間和進攻重點上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物。從戰後公布的一些資料可以表明，近30年來德國空軍一些上層機構所進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空軍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再加上海軍，也無法達到使“大不列顛投降”的目的，這一目的隻有通過占領不列顛列島才能達到。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當時一名身居國防軍統帥部高級職務的軍官，也誤入迷途。希特勒至少應向一問戈林，空軍到底有多大能量。
另一個思想——這在約德爾將軍6 月末的日記中已有記載——即從外圍來解決大英帝國問題，也沒有任何結果。但大約一個月以後，國防處和陸軍總參謀部在未受約德爾的影響下，也不約而同地進行了同樣的努力——盡管程度有限。此事的起因可能是德國駐羅馬大使館武官林特倫將軍向國防處和陸軍總參謀部所作的一次口頭匯報，他認為，幾周來義大利人對埃及的作戰，即使到將來，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同時，國防處長由於對希特勒在英國登陸的堅定態度也日益產生懷疑，遂於1940 年7 月30 日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呈遞了一份“對總態勢的判斷”，建議“向義大利人提供裝甲兵力，以加強其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國防處的建議以及陸軍總司令部同樣內容的口頭動議經約德爾綜合整理後，呈送希特勒，贏得了希特勒的讚許，同意給陸、海軍總司令部寫信，責成他們進一步研究向盟友提供這種援助的可能性。這份於8 月11 日由希特勒簽署的文件，再次清楚地反映了德國的作戰指揮在那段時間裏的搖擺不定。文件中稱，在下列前提下：（1）“海獅”行動不能在今年實施；（2）義大利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未能奏效，或是推遲到秋季進行；那麽就可能要考慮元首的想法，即向義大利人提供裝甲部隊，支援意軍的進攻，或待爾後再奪回蘇伊士運河。
在這件事情上，似乎既沒有對前因後果的綜合認識，也沒有聯繫陸軍總司令部的新的設想，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就於第二天即8 月13 日，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自己對形勢的新判斷。一開始，他就開門見山地寫道：“登陸行動無論如何不能失敗。失敗將會帶來政治後果，其影響將遠遠超出軍事範圍”。在另一段，他以同樣的觀點補充說：他認為，倘若全部先決條件——包括海軍方麵的——均未達到，那麽，“登陸行動是一次在絕望形勢下，必須實施的絕望行動，但現在我們並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約德爾繼續寫道，對英國，“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迫其屈膝”。然後，與義大利一起進行一場真正的聯盟戰爭，共同對付大英帝國，以取代勞而無獲的“平行戰爭”。為此，義大利應盡可能派遣大量空軍和潛艇部隊，將不列顛列島緊緊圍困；除了對埃及採取軍事行動外，還要準備在同西班牙、義大利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占領直布羅陀。
約德爾的同僚們在消化並進一步發展這一思想的同時，希特勒對這些建議——其中涉及到地中海問題——仍保持著謹慎的克製態度。經過長時間考慮後，他仍然將在英國登陸放在次要位置。1940 年9 月初，希特勒卻命令對占領東大西洋群島，即從馬德拉群島、卡納裏亞群島、直至亞速爾群島和弗得德角群島的可行性進行研究，“情況允許時，也考慮..占領..葡萄牙”。他的這一戰略遠遠背離了“海獅”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對這些——部分是海軍製定的——計劃居然沒有採取斷然否定態度，反而讓他的參謀部用這一新的方針對他們的方案作出回答。這樣，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白白地耗費在這個無益的和毫無結果的問題上。
從這個基礎和這些觀點出發，國防處軍官們傾注了他們的全部願望和才能，為登陸計劃的順利實施，排除接踵而來的各種障礙。此前此後，國防處軍官們都沒有象這次作戰準備工作中，有這樣能充分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的自由天地。但是，從他們的上司直至希特勒，也從來沒有象這一次表示出如此冷淡和懈怠。值得人們特別注意的是，希特勒對戈林和空軍一貫寬容大度，甚至對英的空中攻勢直到8 月13 日即與法國停戰後兩個月才開始的重大延誤，沒有給以更多的責怪。但是，當9 月中旬國防處長到格裏內角的空軍第2 航空隊指揮所訪問時所耳聞目睹的，卻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在這裏人們剛剛開始討論支援渡海和上陸問題，還根本沒有形成任何固定看法。從飛機和碼頭向近處望去，海峽沿岸的所有港口都已擠滿了運輸船和駁船。
約德爾將軍在他的處長向他報告前線之行時，仍然沒有告訴他，根據他的建議和希特勒的意誌，空戰依然是對英作戰的重要手段，登陸隻是“附屬物”。國防處的軍官們——據他們當時判斷——還有陸軍和海軍總司令部一直認為，贏得對大不列顛列島的製空權，隻是為成功地實施登陸創造條件，隻有登陸才是決定性的戰鬥行動。這不僅在目的上，而且在實施、時間和進攻重點上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物。從戰後公布的一些資料可以表明，近30年來德國空軍一些上層機構所進行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空軍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再加上海軍，也無法達到使“大不列顛投降”的目的，這一目的隻有通過占領不列顛列島才能達到。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當時一名身居國防軍統帥部高級職務的軍官，也誤入迷途。希特勒至少應向一問戈林，空軍到底有多大能量。
另一個思想——這在約德爾將軍6 月末的日記中已有記載——即從外圍來解決大英帝國問題，也沒有任何結果。但大約一個月以後，國防處和陸軍總參謀部在未受約德爾的影響下，也不約而同地進行了同樣的努力——盡管程度有限。此事的起因可能是德國駐羅馬大使館武官林特倫將軍向國防處和陸軍總參謀部所作的一次口頭匯報，他認為，幾周來義大利人對埃及的作戰，即使到將來，成功的希望也不大。同時，國防處長由於對希特勒在英國登陸的堅定態度也日益產生懷疑，遂於1940 年7 月30 日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呈遞了一份“對總態勢的判斷”，建議“向義大利人提供裝甲兵力，以加強其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國防處的建議以及陸軍總司令部同樣內容的口頭動議經約德爾綜合整理後，呈送希特勒，贏得了希特勒的讚許，同意給陸、海軍總司令部寫信，責成他們進一步研究向盟友提供這種援助的可能性。這份於8 月11 日由希特勒簽署的文件，再次清楚地反映了德國的作戰指揮在那段時間裏的搖擺不定。文件中稱，在下列前提下：（1）“海獅”行動不能在今年實施；（2）義大利對蘇伊士運河的攻勢未能奏效，或是推遲到秋季進行；那麽就可能要考慮元首的想法，即向義大利人提供裝甲部隊，支援意軍的進攻，或待爾後再奪回蘇伊士運河。
在這件事情上，似乎既沒有對前因後果的綜合認識，也沒有聯繫陸軍總司令部的新的設想，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就於第二天即8 月13 日，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自己對形勢的新判斷。一開始，他就開門見山地寫道：“登陸行動無論如何不能失敗。失敗將會帶來政治後果，其影響將遠遠超出軍事範圍”。在另一段，他以同樣的觀點補充說：他認為，倘若全部先決條件——包括海軍方麵的——均未達到，那麽，“登陸行動是一次在絕望形勢下，必須實施的絕望行動，但現在我們並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約德爾繼續寫道，對英國，“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迫其屈膝”。然後，與義大利一起進行一場真正的聯盟戰爭，共同對付大英帝國，以取代勞而無獲的“平行戰爭”。為此，義大利應盡可能派遣大量空軍和潛艇部隊，將不列顛列島緊緊圍困；除了對埃及採取軍事行動外，還要準備在同西班牙、義大利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占領直布羅陀。
約德爾的同僚們在消化並進一步發展這一思想的同時，希特勒對這些建議——其中涉及到地中海問題——仍保持著謹慎的克製態度。經過長時間考慮後，他仍然將在英國登陸放在次要位置。1940 年9 月初，希特勒卻命令對占領東大西洋群島，即從馬德拉群島、卡納裏亞群島、直至亞速爾群島和弗得德角群島的可行性進行研究，“情況允許時，也考慮..占領..葡萄牙”。他的這一戰略遠遠背離了“海獅”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對這些——部分是海軍製定的——計劃居然沒有採取斷然否定態度，反而讓他的參謀部用這一新的方針對他們的方案作出回答。這樣，長達一個月的時間，白白地耗費在這個無益的和毫無結果的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