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戰局開始前的幾天是令人心神不定的幾天，在這幾天裏天氣預報和進攻命令不斷更改。空軍總司令每天坐在司令部裏“收聽”天氣預報，因為他的飛行員和傘兵部隊比其他軍種更需要好天氣。在總理府舉行的有關會商會上，照舊沒有陸軍代表出席，也沒有向陸軍提出任何問題，“隻是”要求他們準備200 萬兵力，在24 小時之內隨時準備參戰。希特勒自己在5 月7日這天“對再次延期極為惱火，這有泄密的危險”。次日，他依然，“暴躁異常”，聲言他再也不想等了。但是他還是——用他自己的話——“違心”地讓戈林，將開始行動日期最後一次推遲至5 月10 日，“但再也不能往後推延一天了”這一決定是希特勒準備行動的信號，他不想再等待有利天氣了。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對希特勒的決定隨聲附和——這已成了他的習慣。然而，運氣幫了希特勒的忙：5 月9 日傍晚9 時，即按大事年表中“元首發布進攻命令的最後期限”的前半小時，空軍總參謀長報告說，“10 日天氣晴朗”。為表彰空軍氣象工作者們的功績，該處領導榮獲一塊金表。
5 月10 日清晨，領率機構的各個小組——後來就是由這些小組組成了德國戰地大本營。從四麵八方於不同時間，分乘火車和飛機向奧伊斯基興地域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樣，乘坐“元首專列”，於前日下午從柏林附近的小站出發，向北駛去，以便在黃昏前踏上西進之路。將近半夜時分，國防處長和國防處擔任要職的軍官們乘國防軍統帥部“信使隊”的一架飛機由施潘道附近的一個機場起飛；國防處的其他軍官和官員，會同秘書、繪圖員和通信人員乘坐國防處的特別列車。與此同時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第一個精幹的參謀部，由措森出發，進駐希特勒大本營附近的“林務所”。
翌日清晨6 時許，國防處“戰地隊”在明斯特艾弗爾城北部的羅德爾特村的一座大莊園裏聚齊。距這裏僅數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擠滿了開進的縱隊，潮水般地向西方邊境擁去；頭頂上，已方的飛機劃破了黎明的晨空。從莊園外幾乎無法看到的簡單實用的房屋，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為我們大約5 名軍官和官員以及30—40 名輔助人員，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寢條件。然而，我們卻不得不與最不受歡迎的鄰居毗鄰，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貼身衛隊，這些人不分晝夜喧鬧不止。希特勒對飲食不厭其精，需求量頗大。為運輸這些補給品，更是車馬喧囂，不絕於耳。在整個戰爭期間，1號宿營地一直如此，而國防處戰地隊的供應卻與陸軍各單位的一樣。這兩個同住在這個大院裏的單位，是建立在一種平等基礎上的關係，在後來的戰爭歲月裏，再未在一起住過。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隨員們一同來察看國防處的辦公室和設施。他時不時地向一些他熟悉的軍官點點頭，但是他的軍事“工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員，不論是軍官還是職員，如同過去一樣都似從不相識。在爾後的戰爭年月裏，他從未再光顧過2號宿營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來柏林總理府的將軍和副官們居住1 號宿營地，有一條由高高的鐵絲網籬笆圍起來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叢中。灌木叢中散布著許多混凝土築成的掩蔽所，充當他們的工作室和
寢室。餐廳也設在掩蔽所裏。在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個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約三四米見方的臨時木板房，作為地圖室和情況研究室，一切大型的會商也在這裏舉行。從這裏舉目遠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層林疊翠，充滿著生機，充滿著和平。戰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曾說：“元首大本營純屬修道院和集中營的混合體..除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時刻以外，對於我們這樣一些軍人來說，元首大本營裏的生活簡直是一種殉葬..，因為它不是一個軍事的，而是一個民事的大本營，我們這些軍人是那裏的客人，在那裏工作滿5 年半絕不是什麽容易的事。”這種想法，約德爾將軍在1940 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說他在這一過程中，是想利用“工作班子”與希特勒的關係，在希特勒那裏占一席之地。他的這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親信頭上，也許比用在2號宿營地的頭上更為合適，在這裏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軍人的準則生活著。不過，約德爾的話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個大本營的精神實質。然而，最能代表這種精神實質，不是來源於由那些大多數身著軍灰色製服的非軍人所構成的內部實體；也不是來源於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圍的軍事要人之間搞平衡的那些黨內要人的不甚強烈的衝擊；而恰恰是駕馭大本營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給大本營的這一精神實質賦予內涵和形式。盡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盡管他對國防軍的發展發揮過決定性影響，盡管從戰爭爆發就把整個身心傾注在戰爭指揮上，然而他卻缺少一種合作共事的觀念——這是世界所有軍人獨具的氣質，具有這種氣質人能夠在思想和行動上保持正派莊重，能作到信賴、真誠、坦率和自我犧牲。然而，希特勒對他身邊的任何一個軍官都無誠實可言。他毫不顧及地窺探他的部下，利用他們的長處和弱點，隨時準備端出他在1939 年11 月23 日對三軍總司令講話中的一句威脅的話：“我什麽都不怕，誰要與我作對，我就消滅他。”但是他的活並不是實話。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談到希特勒時，說：“他對政治家、對黨說話時的口氣，完全不同於對國防軍，而他對黨衛隊講話時，又不同幹對國防軍和政治家講話。”在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內，希特勒也是玩弄這種手腕。其目的，歸根到底還是防備危及他的政權的危險，保護他自己的和“黨”的最高威望。
5 月10 日清晨，領率機構的各個小組——後來就是由這些小組組成了德國戰地大本營。從四麵八方於不同時間，分乘火車和飛機向奧伊斯基興地域集中。希特勒及其左右也象往日一樣，乘坐“元首專列”，於前日下午從柏林附近的小站出發，向北駛去，以便在黃昏前踏上西進之路。將近半夜時分，國防處長和國防處擔任要職的軍官們乘國防軍統帥部“信使隊”的一架飛機由施潘道附近的一個機場起飛；國防處的其他軍官和官員，會同秘書、繪圖員和通信人員乘坐國防處的特別列車。與此同時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第一個精幹的參謀部，由措森出發，進駐希特勒大本營附近的“林務所”。
翌日清晨6 時許，國防處“戰地隊”在明斯特艾弗爾城北部的羅德爾特村的一座大莊園裏聚齊。距這裏僅數百米的大小道路上，擠滿了開進的縱隊，潮水般地向西方邊境擁去；頭頂上，已方的飛機劃破了黎明的晨空。從莊園外幾乎無法看到的簡單實用的房屋，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為我們大約5 名軍官和官員以及30—40 名輔助人員，提供了充足良好的工作和就寢條件。然而，我們卻不得不與最不受歡迎的鄰居毗鄰，其中有希特勒左右的人，包括他的貼身衛隊，這些人不分晝夜喧鬧不止。希特勒對飲食不厭其精，需求量頗大。為運輸這些補給品，更是車馬喧囂，不絕於耳。在整個戰爭期間，1號宿營地一直如此，而國防處戰地隊的供應卻與陸軍各單位的一樣。這兩個同住在這個大院裏的單位，是建立在一種平等基礎上的關係，在後來的戰爭歲月裏，再未在一起住過。
在“山崖城堡”的第一天上午，希特勒及其隨員們一同來察看國防處的辦公室和設施。他時不時地向一些他熟悉的軍官點點頭，但是他的軍事“工作班子”的大部分成員，不論是軍官還是職員，如同過去一樣都似從不相識。在爾後的戰爭年月裏，他從未再光顧過2號宿營地。
希特勒自己，以及來柏林總理府的將軍和副官們居住1 號宿營地，有一條由高高的鐵絲網籬笆圍起來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叢中。灌木叢中散布著許多混凝土築成的掩蔽所，充當他們的工作室和
寢室。餐廳也設在掩蔽所裏。在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個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約三四米見方的臨時木板房，作為地圖室和情況研究室，一切大型的會商也在這裏舉行。從這裏舉目遠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層林疊翠，充滿著生機，充滿著和平。戰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國際軍事法庭上曾說：“元首大本營純屬修道院和集中營的混合體..除了許多令人振奮的時刻以外，對於我們這樣一些軍人來說，元首大本營裏的生活簡直是一種殉葬..，因為它不是一個軍事的，而是一個民事的大本營，我們這些軍人是那裏的客人，在那裏工作滿5 年半絕不是什麽容易的事。”這種想法，約德爾將軍在1940 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說他在這一過程中，是想利用“工作班子”與希特勒的關係，在希特勒那裏占一席之地。他的這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親信頭上，也許比用在2號宿營地的頭上更為合適，在這裏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軍人的準則生活著。不過，約德爾的話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個大本營的精神實質。然而，最能代表這種精神實質，不是來源於由那些大多數身著軍灰色製服的非軍人所構成的內部實體；也不是來源於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圍的軍事要人之間搞平衡的那些黨內要人的不甚強烈的衝擊；而恰恰是駕馭大本營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給大本營的這一精神實質賦予內涵和形式。盡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盡管他對國防軍的發展發揮過決定性影響，盡管從戰爭爆發就把整個身心傾注在戰爭指揮上，然而他卻缺少一種合作共事的觀念——這是世界所有軍人獨具的氣質，具有這種氣質人能夠在思想和行動上保持正派莊重，能作到信賴、真誠、坦率和自我犧牲。然而，希特勒對他身邊的任何一個軍官都無誠實可言。他毫不顧及地窺探他的部下，利用他們的長處和弱點，隨時準備端出他在1939 年11 月23 日對三軍總司令講話中的一句威脅的話：“我什麽都不怕，誰要與我作對，我就消滅他。”但是他的活並不是實話。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談到希特勒時，說：“他對政治家、對黨說話時的口氣，完全不同於對國防軍，而他對黨衛隊講話時，又不同幹對國防軍和政治家講話。”在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內，希特勒也是玩弄這種手腕。其目的，歸根到底還是防備危及他的政權的危險，保護他自己的和“黨”的最高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