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德爾所理解的“民事大本營”，大概也正淵源於它與真正的軍人氣質的差異。生活在2號宿營地的陸軍軍官，對附近陸軍大本營裏的軍官羨慕不已。那裏的軍官雖然也屬於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間”。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這種思想：為了陪希特勒進餐，國防軍副官長每次派一名國防處的軍官前往。起初，年輕軍官們還爭先恐後，可後來，副官長不得不開列一個“次序名單”因為幾乎沒有一個人再自願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後來在其他地點的日程安排與在柏林時幾乎沒什麽兩樣。國防處在24 小時內，至少收集兩次由陸、海、空三軍提供的情報，然後進行審閱。整理、補充態勢圖，最後送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將軍以此為基礎，準備“形勢報告”。參加形勢報告會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從官”們。遇有特別重要的情報，要麽由國防軍各軍種總司令利用電話直接向希特勒報告，要麽由國防處民迅速轉呈約德爾，並在形勢分析室裏臨時舉行小範圍的聚會。
從報導和討論前線戰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營工作的隨意性。麵對強大的敵人和前線瞬息萬變的態勢，希特勒不顧哈爾德的警告，繼續玩弄危險的賭注，而且企圖坐在大本營中接管戰場的指揮權，真是狂妄至極。他
的觀點產生於連篇累牘的廢話，從這些觀點中產生決心，又從這些決心中產生書麵“指令”，甚至產生直接幹涉陸軍下級指揮機構的措施。而這一切都是他雖然與陸軍總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沒有與其進行任何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國防軍這兩個最高指揮機構，不久便怒目而視，分庭抗禮。在國防軍統帥部這一方，有一個統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氣暴躁，滿腹狐疑，在時間和空間上從不考慮軍事準則，不顧後果，一意孤行，然而在關鍵時刻——如在納爾維克問題上，他又驚慌失措，將自己的大膽決心拋到九霄雲外，代之以濫用手中大權，隨心所欲地掣肘戰事的進程。緊跟希特勒的凱特爾，將隨聲附合視為已任，以此則任勞任怨地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竭盡全力地掃清障礙，比起凱特爾來，約德爾發揮了較大影響。他似乎將挪威戰局的教訓忘得一幹二淨，隨時準備對付“將軍們的不順”，為“元首的天才”開闢道路。尖銳的意見分歧在他的日記裏有鮮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們隻知道聆聽和傳遞希特勒的意見和決定，對全局漠不關心，即便是他們作為信使被派往前線高級指揮機構時，也依然如此。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大將，幾乎每天乘坐飛機或汽車四處奔波，與各級重要的人員保持麵對麵的接觸，以全力監督全部計劃和命令的貫徹執行。但是，從這些接觸中.他無法搜羅到反對希特勒和確保自已應得的國防軍統帥部高級顧問之稱的力量。哈爾德也不想為此奮鬥。身為陸軍總參謀長的，他有他的主權管轄範圍，在他的周圍有一批相互信任、誌同道合、緊密配合的總參謀軍官，他企圖借這股潛在的優勢最終證明他是強者。事實也是如此，在這次戰局的數周時間裏，特別是當希特勒神經不正常時，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職權行事。他將他自己及其總參謀部的工作，作為偉大戰局中經久屹立的豐碑，載入他的日記。
在幕後，空軍總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動。他通過他的聯絡官，不時獲悉大本營裏的各種不同觀點，他身為空軍總司令和民族社會主義的第二顯赫人物，不斷想方設法限製在德國人民中享有榮譽的“反動”陸軍。他能以電話與希特勒保持聯繫，必要時還可搭乘停在附近的專列去見希特勒。與希特勒見麵時，通常沒有第三者在場。與陸軍總司令相比，他是歷經考驗的“元首最忠誠的騎士”，這一點是勿容置疑的。然而，還是同一個戈林——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軍人——在後來的戰爭中，他經常為一些被希特勒無理判處死刑或遭其他懲處的陸軍軍官說情。
處在“大人物”之間的國防處軍官們，活動餘地極為狹窄。除了不能參加在希特勒那裏舉行的形勢報告會以外，國防處軍官們所受到的限製並不亞於陸軍總司令部的首腦們。他們往往被置於既成決議麵前，通常沒有表達的餘地——除了在敦刻爾克問題上他們曾大發過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緊迫的情況下——偶爾的和有限範圍內——尚有一些“共同參事”的可能性，而這種“參事”也隻不過是對大本營擬製的命令。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刪刪改改，使其更符合當前態勢。
國防處長和國防處的陸軍軍官們默默地工作著。其基礎是，他們與陸軍總參謀部保持著生動活潑和相互信賴的關係；此外，隻要條件允許，他們還不時到前線看一看。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沒有多少活動餘地，因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強迫他們到前線要廣為傳播希特勒的意誌和言論。國防處軍官們的前線之行，
並不身負重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到前線隻能看看朋友或部隊，不能作為大本營的“聯繫人”發揮任何作用。約德爾對這種旅行極不感興趣。記得在占領巴黎的那一天，國防處長油然記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這一天，突然決定飛往巴黎。飛機降落在一個荒蕪人煙的場地，接著他同一個向巴黎開進的師進入巴黎。當他回到大本營時，居然沒有一個上司過問他的巴黎之行。對於國防處與陸軍總參謀部以及與前線的接觸，即凡是牽涉到指揮參謀部高級軍官的事，希特勒和約德爾“都不喜歡看到”，因為他們認為，軍官們的此種舉動會給雙方造成有害影響。其實，雙方的這種努力與損害軍人思想毫不相幹。
在“山崖城堡”以及後來在其他地點的日程安排與在柏林時幾乎沒什麽兩樣。國防處在24 小時內，至少收集兩次由陸、海、空三軍提供的情報，然後進行審閱。整理、補充態勢圖，最後送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將軍以此為基礎，準備“形勢報告”。參加形勢報告會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從官”們。遇有特別重要的情報，要麽由國防軍各軍種總司令利用電話直接向希特勒報告，要麽由國防處民迅速轉呈約德爾，並在形勢分析室裏臨時舉行小範圍的聚會。
從報導和討論前線戰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營工作的隨意性。麵對強大的敵人和前線瞬息萬變的態勢，希特勒不顧哈爾德的警告，繼續玩弄危險的賭注，而且企圖坐在大本營中接管戰場的指揮權，真是狂妄至極。他
的觀點產生於連篇累牘的廢話，從這些觀點中產生決心，又從這些決心中產生書麵“指令”，甚至產生直接幹涉陸軍下級指揮機構的措施。而這一切都是他雖然與陸軍總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沒有與其進行任何接觸的情況下進行。
國防軍這兩個最高指揮機構，不久便怒目而視，分庭抗禮。在國防軍統帥部這一方，有一個統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氣暴躁，滿腹狐疑，在時間和空間上從不考慮軍事準則，不顧後果，一意孤行，然而在關鍵時刻——如在納爾維克問題上，他又驚慌失措，將自己的大膽決心拋到九霄雲外，代之以濫用手中大權，隨心所欲地掣肘戰事的進程。緊跟希特勒的凱特爾，將隨聲附合視為已任，以此則任勞任怨地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竭盡全力地掃清障礙，比起凱特爾來，約德爾發揮了較大影響。他似乎將挪威戰局的教訓忘得一幹二淨，隨時準備對付“將軍們的不順”，為“元首的天才”開闢道路。尖銳的意見分歧在他的日記裏有鮮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們隻知道聆聽和傳遞希特勒的意見和決定，對全局漠不關心，即便是他們作為信使被派往前線高級指揮機構時，也依然如此。
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大將，幾乎每天乘坐飛機或汽車四處奔波，與各級重要的人員保持麵對麵的接觸，以全力監督全部計劃和命令的貫徹執行。但是，從這些接觸中.他無法搜羅到反對希特勒和確保自已應得的國防軍統帥部高級顧問之稱的力量。哈爾德也不想為此奮鬥。身為陸軍總參謀長的，他有他的主權管轄範圍，在他的周圍有一批相互信任、誌同道合、緊密配合的總參謀軍官，他企圖借這股潛在的優勢最終證明他是強者。事實也是如此，在這次戰局的數周時間裏，特別是當希特勒神經不正常時，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職權行事。他將他自己及其總參謀部的工作，作為偉大戰局中經久屹立的豐碑，載入他的日記。
在幕後，空軍總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動。他通過他的聯絡官，不時獲悉大本營裏的各種不同觀點，他身為空軍總司令和民族社會主義的第二顯赫人物，不斷想方設法限製在德國人民中享有榮譽的“反動”陸軍。他能以電話與希特勒保持聯繫，必要時還可搭乘停在附近的專列去見希特勒。與希特勒見麵時，通常沒有第三者在場。與陸軍總司令相比，他是歷經考驗的“元首最忠誠的騎士”，這一點是勿容置疑的。然而，還是同一個戈林——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軍人——在後來的戰爭中，他經常為一些被希特勒無理判處死刑或遭其他懲處的陸軍軍官說情。
處在“大人物”之間的國防處軍官們，活動餘地極為狹窄。除了不能參加在希特勒那裏舉行的形勢報告會以外，國防處軍官們所受到的限製並不亞於陸軍總司令部的首腦們。他們往往被置於既成決議麵前，通常沒有表達的餘地——除了在敦刻爾克問題上他們曾大發過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緊迫的情況下——偶爾的和有限範圍內——尚有一些“共同參事”的可能性，而這種“參事”也隻不過是對大本營擬製的命令。在內容和形式上進行刪刪改改，使其更符合當前態勢。
國防處長和國防處的陸軍軍官們默默地工作著。其基礎是，他們與陸軍總參謀部保持著生動活潑和相互信賴的關係；此外，隻要條件允許，他們還不時到前線看一看。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沒有多少活動餘地，因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強迫他們到前線要廣為傳播希特勒的意誌和言論。國防處軍官們的前線之行，
並不身負重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到前線隻能看看朋友或部隊，不能作為大本營的“聯繫人”發揮任何作用。約德爾對這種旅行極不感興趣。記得在占領巴黎的那一天，國防處長油然記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這一天，突然決定飛往巴黎。飛機降落在一個荒蕪人煙的場地，接著他同一個向巴黎開進的師進入巴黎。當他回到大本營時，居然沒有一個上司過問他的巴黎之行。對於國防處與陸軍總參謀部以及與前線的接觸，即凡是牽涉到指揮參謀部高級軍官的事，希特勒和約德爾“都不喜歡看到”，因為他們認為，軍官們的此種舉動會給雙方造成有害影響。其實，雙方的這種努力與損害軍人思想毫不相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