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來看這一切失誤似乎都難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種狀況下，指揮參謀部也完全能夠在沒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況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務。之所以沒有如此，是因為國防處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狀況下，隻能發表一些鑑定性意見，在統帥部多方阻撓下，無法成為各軍種總參謀部的自願合作者。事實上，希特勒不但沒有要求過這種合作，反而將各軍種總參謀部的多次提示——至少可以作為一種倡議，棄之一邊，沒有一次傳達給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 年10 月9 日的備忘錄中說，戰勝法國後奪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為“空軍殘酷轟炸英國抵抗意誌的心髒”提供基地，以最終結束戰爭。如果這個思想在國防軍統帥部於1939 年冬季正在為“圍困英國”而擬製的指令中有進一步的表述，那麽就很容易被發現，從而將工作停下來，對作戰的前景進行認真負責的審查——盡管當時還缺乏“空戰”的經驗，潛艇數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幾個月裏，國防軍最高領導根本就沒有對英國列島實施登陸作戰的想法，當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而不是他的參謀部，從1939 年11 月日誌中第一次得知，海軍總部正在作在英國登陸的研究，他並沒有對此表示贊同。12 月初，他又得知陸軍總司令部也有登陸的考慮。甚至當海軍總司令於1940 年5 月和6 月兩次向希特勒報告其研究情況時，約德爾依然無動於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希特勒本人對登陸計劃並不感興趣。另外一個在1939 年秋尚屬正確的理由，在這個時期也不盡合理了，即有人說國防軍年老的軍官們，還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之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西線攻勢會如此迅速地取得決定性勝利。
1940 年春季，國防軍最高統帥還多次有過這種想法，即爭取大加稱頌的“鋼鐵同盟”的盟友義大利，派20 至30 個師，經德國突破馬奇諾防線，向朗格勒高原方向進攻。這種思想也成了當時陸軍總參謀部進行深入研究的作戰課題。但是，靠聯盟的力量即聯合義大利來完成的大型戰略任務，或者對在地中海作戰的條件和前景的問題的研究，當時都一概未加考慮。當時，德國軍事領導部門隻是對敘利亞的魏剛的法國軍隊採取了認真的防範措施，以應付他可能對薩洛尼卡和羅馬尼亞油田的進攻，對這一危險的估計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裏尼特別是那些羅馬將軍們一樣，決心將地中海這一戰爭舞台交給義大利人單獨掌握，這無疑是他拒絕指揮參謀部進攻地中海地區建議的另一個原因。
這樣，俄國東方問題最遲要在1940 年春以後才能列入國防軍最高領導的研究計劃。1940 年3 月27 日，希特勒在總理府當著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陸軍總參謀部參謀長的麵，談到他對“東方的形勢..不斷給以極大關注”，對這句話的牴觸情緒大概前者要比後者少得多。當時俄國仍堅守在波蘭的分界線上，另外，希特勒對按協議向俄國提供作戰物資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些對一個反應敏銳的軍事領導來說，都是應當進行初步研究的明顯徵兆，而無需發出警告。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這段德國領率機構進行內部建設時期，很少將統帥部參謀部用來為準備未來作戰服務。這與毛奇或施利芬時期不同，那個時候的總參謀部缺少在和平時期對超越國防以外目標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單個行動”取代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對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和各項措施嚴加管束，甚至將其排斥在外——如進攻丹麥和挪威的行動，而自己包攬一切，這是一種不務正業的傾向，它不僅會給國防軍帶來嚴重後果，而且還會損害更大範圍的內部聯繫。
與三軍種的關係
如果說國防軍統帥部同各軍種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或者說其核心是統帥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在1938 年晚秋時還尚未表麵化，那麽到1939 年9 月27 日，當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線發動攻勢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便驟然緊張起來。對於陸軍來講，已不是單純地抵製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人憎惡的“作戰上的幹預”，對於這一點，陸軍早己從約德爾以往的活動中領教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將陸軍首腦完全撇在一邊，擅自決斷；而且，除了定下進攻決心外，還親自為作戰指揮製定方針，規定“何時”和“如何”行動。這意味著，國防軍最高統帥已著手接管陸軍的指揮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這股國防軍中最強大的指揮力量拉到自己一邊，同時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排擠出這種指揮領域，那麽就意味著他在處於建設時期的德國大本營內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時又以陸軍總參謀部取代了指揮參謀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幹預所帶來的結果，與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鞏固他在軍事領域裏的獨裁，以“對下絕對專製”來替代陸軍總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將來依然如此——在軍事專業上的、認真負責的諮詢，擺脫陸軍總司令部的抵製和警告。為了盡快和穩妥地實現這一目的，為了將陸軍總參謀部排擠到——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樣，僅是他的決心和命令的執行機構的位置，同時為了竭力利用這部得到他讚許但又無法代替的下達命令的機器，希特勒想在未來作戰中，將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小參謀部安排在自己身邊，從距離人手約束他們的行動。這樣，陸軍總司令部到1939 年秋季麵臨著一種馮·弗裏奇大將曾經發出警告的形勢，弗裏奇男爵在過去圍繞領率機構體製的爭論中，曾以警告的語言指出：“人們休想要求一位陸軍總司令根據別人的方案去奪取勝利。”但是，事態發展的結果還是形成了一種元首與總參謀部那樣的關係。在以後的年月裏，希特勒不厭其煩地以他當年任土官時，與其8 個人的“班”的關係來比喻今天這種關係。
1940 年春季，國防軍最高統帥還多次有過這種想法，即爭取大加稱頌的“鋼鐵同盟”的盟友義大利，派20 至30 個師，經德國突破馬奇諾防線，向朗格勒高原方向進攻。這種思想也成了當時陸軍總參謀部進行深入研究的作戰課題。但是，靠聯盟的力量即聯合義大利來完成的大型戰略任務，或者對在地中海作戰的條件和前景的問題的研究，當時都一概未加考慮。當時，德國軍事領導部門隻是對敘利亞的魏剛的法國軍隊採取了認真的防範措施，以應付他可能對薩洛尼卡和羅馬尼亞油田的進攻，對這一危險的估計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裏尼特別是那些羅馬將軍們一樣，決心將地中海這一戰爭舞台交給義大利人單獨掌握，這無疑是他拒絕指揮參謀部進攻地中海地區建議的另一個原因。
這樣，俄國東方問題最遲要在1940 年春以後才能列入國防軍最高領導的研究計劃。1940 年3 月27 日，希特勒在總理府當著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陸軍總參謀部參謀長的麵，談到他對“東方的形勢..不斷給以極大關注”，對這句話的牴觸情緒大概前者要比後者少得多。當時俄國仍堅守在波蘭的分界線上，另外，希特勒對按協議向俄國提供作戰物資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些對一個反應敏銳的軍事領導來說，都是應當進行初步研究的明顯徵兆，而無需發出警告。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這段德國領率機構進行內部建設時期，很少將統帥部參謀部用來為準備未來作戰服務。這與毛奇或施利芬時期不同，那個時候的總參謀部缺少在和平時期對超越國防以外目標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單個行動”取代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對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和各項措施嚴加管束，甚至將其排斥在外——如進攻丹麥和挪威的行動，而自己包攬一切，這是一種不務正業的傾向，它不僅會給國防軍帶來嚴重後果，而且還會損害更大範圍的內部聯繫。
與三軍種的關係
如果說國防軍統帥部同各軍種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或者說其核心是統帥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在1938 年晚秋時還尚未表麵化，那麽到1939 年9 月27 日，當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線發動攻勢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便驟然緊張起來。對於陸軍來講，已不是單純地抵製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人憎惡的“作戰上的幹預”，對於這一點，陸軍早己從約德爾以往的活動中領教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將陸軍首腦完全撇在一邊，擅自決斷；而且，除了定下進攻決心外，還親自為作戰指揮製定方針，規定“何時”和“如何”行動。這意味著，國防軍最高統帥已著手接管陸軍的指揮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這股國防軍中最強大的指揮力量拉到自己一邊，同時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排擠出這種指揮領域，那麽就意味著他在處於建設時期的德國大本營內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時又以陸軍總參謀部取代了指揮參謀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幹預所帶來的結果，與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鞏固他在軍事領域裏的獨裁，以“對下絕對專製”來替代陸軍總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將來依然如此——在軍事專業上的、認真負責的諮詢，擺脫陸軍總司令部的抵製和警告。為了盡快和穩妥地實現這一目的，為了將陸軍總參謀部排擠到——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樣，僅是他的決心和命令的執行機構的位置，同時為了竭力利用這部得到他讚許但又無法代替的下達命令的機器，希特勒想在未來作戰中，將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小參謀部安排在自己身邊，從距離人手約束他們的行動。這樣，陸軍總司令部到1939 年秋季麵臨著一種馮·弗裏奇大將曾經發出警告的形勢，弗裏奇男爵在過去圍繞領率機構體製的爭論中，曾以警告的語言指出：“人們休想要求一位陸軍總司令根據別人的方案去奪取勝利。”但是，事態發展的結果還是形成了一種元首與總參謀部那樣的關係。在以後的年月裏，希特勒不厭其煩地以他當年任土官時，與其8 個人的“班”的關係來比喻今天這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