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沒有參與最高統帥下定西進的決心。但是，由於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百依百順，所以他們及其參謀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關係，再次陷入蘇台德危機時期那樣的對立狀態——盡管程度不同。凱特爾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為麵前不是沒有壓抑感，但他仍是對陸軍首腦好言相勸，在獨裁者的要求下無把握的擔保——一廂情願地從中斡旋。約德爾卻恰恰相反，他將這一事態的發展，視為是朝他所主張的小型陸軍總參謀部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他絲毫也沒有考慮劃分職責界限的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機會打入陸軍的領導。貝克曾警告過，嚴防“暗處的和不負責任的影響”；而今，陸軍卻為這種影響打開放便之門。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並不是輕易地屈從於最高指揮的要求。在他們兩者之間，再次出現了對方向問題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專製權勢，相信能夠迫使德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們的要求；另一方，沒有被政變所嚇倒，主張應自覺為普魯士德國軍人的財富免遭厄運而盡力。1938 年秋當危機達到高峰時，布勞希奇曾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發誓”，他要忠於職守，而現在他卻將以往的豪言壯語拋在腦後，不敢起來反抗希特勒的西進決定。這樣，陸軍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還必須違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設想來擬製作戰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司令部起初隻能進行“消極抵抗”，僅對希特勒的意願表示支持。後來，陸軍總司令在西線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的一致支持下，終於在1939 年11 月5 日，這個下達最終進攻命令的第一個規定日期，採取行動，提出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和迄今的戰爭計劃的觀點，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斷了陸軍總司令的報告。在戲劇性的11 月23 日，氣氛依然十分緊張，希特勒在空、海兩軍種將軍代表麵前，指摘陸軍全體將軍們是掣肘於他的優柔寡斷之徒，並拒絕了布勞希奇會後提出的退職申請。盡管如此，大約從1939年歲末開始，陸軍總司令部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願意符合希特勒意願的傾向，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這樣將凶線攻勢的發起時間推至1940 年存季就有了客觀基礎。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希特勒重國防軍統帥部，輕陸軍總司令部的狀況，而且，不久就帶來災難性後果，使陸軍受害非淺。
在這裏，似應再次強調指出，戰後敵、友廣為傳播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們把在國防軍和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在大本營建設時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對希特勒及其作戰指揮的態度而引起的尖銳衝突，也歸咎於衝突雙方的全體軍官。
具有獨立思想觀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們存有很多誤解了賴歇瑙大將。起初，他心甘情願地與民族社會主義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月危機中，幾乎成了弗裏奇大將的接班人。對此不僅希特勒竭力反對，就連凱特爾和約德爾都認為他是陸軍老軍官團中一個沒有指望的人。早在波蘭戰局前，賴歇踏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就表示了極大的懷疑，並公然反對希特勒在1939 年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從而擴大戰爭的企圖。兩年後，由於情況的逆轉直下，希特勒於1941 年12 月拒絕了賴歇刷作布勞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議，並說：“他對我來說過於政治化了；貓總是要捉老鼠的”。
海軍和空軍在那幾個月裏，在關於西線的問題上沒有提出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陸軍實施的作戰行動和指揮上，空、海軍總司令也懂得盡力避開希特勒的影響和幹涉，或者在發生意見分歧時，竭力貫徹自己的意圖。希特勒由於在空、海軍問題上的知識貧乏，所以對戈林和雷德爾十分尊重，至使約德爾在他們麵前也退避三舍。海軍和空軍由於在專業和人事上的特殊關係，與陸軍相比，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除個別事件外，整個戰爭期間都是如此。與空軍的關係是由於空軍的力量不斷下降，以及由於戈林拒絕出兵，導致希特勒介入以後，才變得緊張的。
直至戰爭後期，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和三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對海、空軍總司令有特殊照顧。在他們的任務範圍內，他們按照希特勒偶爾所作的口頭報告行事就足夠了，自己保持有較大的獨立。他們對希特勒周圍的一群軍事幕僚敬而遠之，他們也常常目睹陸軍首腦在總理府受刁難的窘態。在雷德爾自己的與希特勒談話記錄中，很少或根本沒有第三者。戈林幾乎總是“下不違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報告時間以外，他還可以經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門。而他對戰爭的影響很少是有根有據的，這就足以使第三帝國的這兩個巨頭的詭秘舉止，多次產生災難深重的後果。遇有機會，戈林便派他的總參謀長，越過約德爾，直接去見希特勒。海軍和空軍總司令採取的這種作法，常常在海戰和空戰領域產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戰方麵所作的有關決定，也沒有一次通知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希特勒和他周圍的將軍們，對陸軍總司令、對本軍種的責任感，有意採取蔑視態度——除非陸軍對戰爭全局具有關鍵作用之時。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並不是輕易地屈從於最高指揮的要求。在他們兩者之間，再次出現了對方向問題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專製權勢，相信能夠迫使德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們的要求；另一方，沒有被政變所嚇倒，主張應自覺為普魯士德國軍人的財富免遭厄運而盡力。1938 年秋當危機達到高峰時，布勞希奇曾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發誓”，他要忠於職守，而現在他卻將以往的豪言壯語拋在腦後，不敢起來反抗希特勒的西進決定。這樣，陸軍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還必須違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設想來擬製作戰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司令部起初隻能進行“消極抵抗”，僅對希特勒的意願表示支持。後來，陸軍總司令在西線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的一致支持下，終於在1939 年11 月5 日，這個下達最終進攻命令的第一個規定日期，採取行動，提出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和迄今的戰爭計劃的觀點，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斷了陸軍總司令的報告。在戲劇性的11 月23 日，氣氛依然十分緊張，希特勒在空、海兩軍種將軍代表麵前，指摘陸軍全體將軍們是掣肘於他的優柔寡斷之徒，並拒絕了布勞希奇會後提出的退職申請。盡管如此，大約從1939年歲末開始，陸軍總司令部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願意符合希特勒意願的傾向，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這樣將凶線攻勢的發起時間推至1940 年存季就有了客觀基礎。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希特勒重國防軍統帥部，輕陸軍總司令部的狀況，而且，不久就帶來災難性後果，使陸軍受害非淺。
在這裏，似應再次強調指出，戰後敵、友廣為傳播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們把在國防軍和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在大本營建設時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對希特勒及其作戰指揮的態度而引起的尖銳衝突，也歸咎於衝突雙方的全體軍官。
具有獨立思想觀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們存有很多誤解了賴歇瑙大將。起初，他心甘情願地與民族社會主義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月危機中，幾乎成了弗裏奇大將的接班人。對此不僅希特勒竭力反對，就連凱特爾和約德爾都認為他是陸軍老軍官團中一個沒有指望的人。早在波蘭戰局前，賴歇踏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就表示了極大的懷疑，並公然反對希特勒在1939 年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從而擴大戰爭的企圖。兩年後，由於情況的逆轉直下，希特勒於1941 年12 月拒絕了賴歇刷作布勞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議，並說：“他對我來說過於政治化了；貓總是要捉老鼠的”。
海軍和空軍在那幾個月裏，在關於西線的問題上沒有提出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陸軍實施的作戰行動和指揮上，空、海軍總司令也懂得盡力避開希特勒的影響和幹涉，或者在發生意見分歧時，竭力貫徹自己的意圖。希特勒由於在空、海軍問題上的知識貧乏，所以對戈林和雷德爾十分尊重，至使約德爾在他們麵前也退避三舍。海軍和空軍由於在專業和人事上的特殊關係，與陸軍相比，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除個別事件外，整個戰爭期間都是如此。與空軍的關係是由於空軍的力量不斷下降，以及由於戈林拒絕出兵，導致希特勒介入以後，才變得緊張的。
直至戰爭後期，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和三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對海、空軍總司令有特殊照顧。在他們的任務範圍內，他們按照希特勒偶爾所作的口頭報告行事就足夠了，自己保持有較大的獨立。他們對希特勒周圍的一群軍事幕僚敬而遠之，他們也常常目睹陸軍首腦在總理府受刁難的窘態。在雷德爾自己的與希特勒談話記錄中，很少或根本沒有第三者。戈林幾乎總是“下不違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報告時間以外，他還可以經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門。而他對戰爭的影響很少是有根有據的，這就足以使第三帝國的這兩個巨頭的詭秘舉止，多次產生災難深重的後果。遇有機會，戈林便派他的總參謀長，越過約德爾，直接去見希特勒。海軍和空軍總司令採取的這種作法，常常在海戰和空戰領域產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戰方麵所作的有關決定，也沒有一次通知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希特勒和他周圍的將軍們，對陸軍總司令、對本軍種的責任感，有意採取蔑視態度——除非陸軍對戰爭全局具有關鍵作用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