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10 月9 日，希特勒的內容豐富的“備忘錄”出籠了。“備忘錄”中，他針對陸軍有意識的反抗，闡述了他進軍西方的計劃和安排。在這個階段，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擔負的唯一一項任務是，將希特勒的計劃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體現出來，編為第6 號指令，於當天下達。指令有8 條內容，最後寫道：“我（希特勒）請諸位總司令先生們，在這份指令的基礎上，迅速具體地闡明你們的觀點，並將其準備情況通過國防軍統帥部不斷向我報告。”
在這最後一段話——這是類似“指令”一貫採用的形式——的背後，隱藏著一般老百姓無法看到的事實；從即日起，陸軍總司令部的任務是，根據國防軍統帥部“指令”的一般方針，製定自己兵力區分和初期作戰行動、計劃，即通常所說的“展開指令”，以便使海、空軍尤其是空軍，能據此製定自己的詳細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約德爾將軍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所說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直到1944 年秋季，不可能對“作戰”有任何“準備”。西方戰局的準備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陸軍的“展開指令”完全是以國防軍統帥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戰”構想為依據而製定的。下麵這件事情也許能進一步說明這一點：10 月21 日，凱特爾向希特勒報告了“陸軍對黃色方案（西方）的觀點”；兩天前，陸軍總司令部已將其展開指令的複寫副本由國防處轉呈國防軍統帥部；
約德爾為此次行動親手繪製了一份草圖，標出了陸軍的兵力區分，也包括空軍的兵力區分。陸、空軍之間的協議，是在沒有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合作的情況下達成的；
希特勒仔細審閱了這一計劃，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凱特爾和約德爾結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爾德說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在經過希特勒和國防軍統帥部首腦為一方，與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長為另一方的多次會商之後，於10 月29 日製定出了新的“展開指令”；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補充了若幹內容、以統帥部名義下達的指令，連同“作戰指導第8 號指令”，於1939 年11 月20 日下發，在整個國防軍生效。
以類似的方法，又分別於1940 年1 月30 日和1940 年2 月24 日擬製了“第3 號展開指令”，和“第4 號展開指令”，成為5 月份對西方發動進攻的依據。在此期間，希特勒運用具權威性的影響，徹底改變了他原來的作戰計劃，製定了所謂的“曼施泰因計劃”，為法國戰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而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一直到最後還力圖阻止此事的進程。
此後，為製定西線作戰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加希特勒與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幾乎每天舉行的會商。如有必要，會商的結果將由他們自己，或委託國防處軍官，以口頭或書麵形式向三軍總司令部傳達。這其中還有對所謂的“單個行動”所下達的命令，這些行動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終盡腦汁、經過多次反覆而確定的，即隨著西線進攻的開始，將以運輸滑翔機、強擊工兵和傘兵群，採取一係列行動，以便迅速奪占重要的邊防工事和橋樑，保證部隊的快速機動。第一道命令是1939 年11 月7 日下達的，接著在爾後的兩個多月內，一般每隔2 至7 大便發布一次命令，共計有30 道命令。在這些命令中，進攻時間朝令夕改，不斷推延。而在此期間，“事務”工作全部落在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身上。但是，指揮參謀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應作出的成績，其中包括2 月2 日製定的為隱蔽德方意圖的“迷惑敵人的方針”，以及1940 年2 月22 日彙編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內容和偽裝方法，匯集了希特勒後期所作出的歷次決定。
除指揮工作外，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組織工作，即盡力挖掘國內的人力、物力、潛力，彌補裝備與兵力之間的巨大差距，並為前送物資積累必要的儲備。此外、還要同帝國最高當局一起，澄清和修訂占領區行政管理的依據。起初，這些任務由國防處內的“組織”和“管理”兩個工作小組擔負，後來，指揮參謀部參謀氏為完成內容廣泛的任務，在建立領率機構的通訊網和為進攻作宣傳準備工作之際，又組建了兩個處。除了西方攻勢以外，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幾個月裏，還發布了在海上進行貿易戰的指令，它的依據無疑都是基於海軍和空軍的計劃和建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為此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將海、空軍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標上，然而多數情況仍未能滿足空軍及其總司令戈林的特殊願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除了俯首聽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種言辭和形式來表達希特勒準備發動西線攻勢的意願，卻沒有在這段建設時期，用更寬廣的軍事、政治和戰略眼光來研究戰爭的發展趨勢，從而起碼能為製定一份“戰爭計劃”提供依據。為了進一步說明上述觀點，可以舉出下麵這個事例作為充足的證據，即當時德國統帥部對地中海地區的完全疏忽；特別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當西方戰局在短短的6 個星期就勝利結束時。統帥部沒有製定任何有關該地區的計劃，也沒有作任何準備工作。在戰爭條件和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本來完全能夠在其參謀長領導下，立於國防軍之首，恢復它本應擔負的任務。如果是這樣，那麽這種工作及其所產生的效益而賦予他的巨大份量，將會阻止最高統帥將指揮參謀部視為他的“辦公室”’，甚至也許會對他的武斷決定產生一定影響。這樣一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地位，就將高於三軍總司令部，且更加鞏固，就不會象已經發生的那樣，由於希特勒的不斷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參謀長和約德爾將軍就必然會與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保持緊密聯繫。而事實上，在整個戰爭中都缺乏這種聯繫，或者從未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作為領率機構，在英國稱之為“參謀長委員會”，在美國稱之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它們的聯合機構為“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而在德國卻是個多災多難的真空。
在這最後一段話——這是類似“指令”一貫採用的形式——的背後，隱藏著一般老百姓無法看到的事實；從即日起，陸軍總司令部的任務是，根據國防軍統帥部“指令”的一般方針，製定自己兵力區分和初期作戰行動、計劃，即通常所說的“展開指令”，以便使海、空軍尤其是空軍，能據此製定自己的詳細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約德爾將軍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所說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直到1944 年秋季，不可能對“作戰”有任何“準備”。西方戰局的準備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陸軍的“展開指令”完全是以國防軍統帥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戰”構想為依據而製定的。下麵這件事情也許能進一步說明這一點：10 月21 日，凱特爾向希特勒報告了“陸軍對黃色方案（西方）的觀點”；兩天前，陸軍總司令部已將其展開指令的複寫副本由國防處轉呈國防軍統帥部；
約德爾為此次行動親手繪製了一份草圖，標出了陸軍的兵力區分，也包括空軍的兵力區分。陸、空軍之間的協議，是在沒有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合作的情況下達成的；
希特勒仔細審閱了這一計劃，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凱特爾和約德爾結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爾德說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在經過希特勒和國防軍統帥部首腦為一方，與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長為另一方的多次會商之後，於10 月29 日製定出了新的“展開指令”；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補充了若幹內容、以統帥部名義下達的指令，連同“作戰指導第8 號指令”，於1939 年11 月20 日下發，在整個國防軍生效。
以類似的方法，又分別於1940 年1 月30 日和1940 年2 月24 日擬製了“第3 號展開指令”，和“第4 號展開指令”，成為5 月份對西方發動進攻的依據。在此期間，希特勒運用具權威性的影響，徹底改變了他原來的作戰計劃，製定了所謂的“曼施泰因計劃”，為法國戰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而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一直到最後還力圖阻止此事的進程。
此後，為製定西線作戰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加希特勒與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幾乎每天舉行的會商。如有必要，會商的結果將由他們自己，或委託國防處軍官，以口頭或書麵形式向三軍總司令部傳達。這其中還有對所謂的“單個行動”所下達的命令，這些行動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終盡腦汁、經過多次反覆而確定的，即隨著西線進攻的開始，將以運輸滑翔機、強擊工兵和傘兵群，採取一係列行動，以便迅速奪占重要的邊防工事和橋樑，保證部隊的快速機動。第一道命令是1939 年11 月7 日下達的，接著在爾後的兩個多月內，一般每隔2 至7 大便發布一次命令，共計有30 道命令。在這些命令中，進攻時間朝令夕改，不斷推延。而在此期間，“事務”工作全部落在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身上。但是，指揮參謀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應作出的成績，其中包括2 月2 日製定的為隱蔽德方意圖的“迷惑敵人的方針”，以及1940 年2 月22 日彙編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內容和偽裝方法，匯集了希特勒後期所作出的歷次決定。
除指揮工作外，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組織工作，即盡力挖掘國內的人力、物力、潛力，彌補裝備與兵力之間的巨大差距，並為前送物資積累必要的儲備。此外、還要同帝國最高當局一起，澄清和修訂占領區行政管理的依據。起初，這些任務由國防處內的“組織”和“管理”兩個工作小組擔負，後來，指揮參謀部參謀氏為完成內容廣泛的任務，在建立領率機構的通訊網和為進攻作宣傳準備工作之際，又組建了兩個處。除了西方攻勢以外，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幾個月裏，還發布了在海上進行貿易戰的指令，它的依據無疑都是基於海軍和空軍的計劃和建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為此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將海、空軍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標上，然而多數情況仍未能滿足空軍及其總司令戈林的特殊願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除了俯首聽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種言辭和形式來表達希特勒準備發動西線攻勢的意願，卻沒有在這段建設時期，用更寬廣的軍事、政治和戰略眼光來研究戰爭的發展趨勢，從而起碼能為製定一份“戰爭計劃”提供依據。為了進一步說明上述觀點，可以舉出下麵這個事例作為充足的證據，即當時德國統帥部對地中海地區的完全疏忽；特別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當西方戰局在短短的6 個星期就勝利結束時。統帥部沒有製定任何有關該地區的計劃，也沒有作任何準備工作。在戰爭條件和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本來完全能夠在其參謀長領導下，立於國防軍之首，恢復它本應擔負的任務。如果是這樣，那麽這種工作及其所產生的效益而賦予他的巨大份量，將會阻止最高統帥將指揮參謀部視為他的“辦公室”’，甚至也許會對他的武斷決定產生一定影響。這樣一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地位，就將高於三軍總司令部，且更加鞏固，就不會象已經發生的那樣，由於希特勒的不斷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參謀長和約德爾將軍就必然會與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保持緊密聯繫。而事實上，在整個戰爭中都缺乏這種聯繫，或者從未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作為領率機構，在英國稱之為“參謀長委員會”，在美國稱之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它們的聯合機構為“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而在德國卻是個多災多難的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