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他的參謀部之間的距離，更促成他這種傾向的發展。但疏遠與否並不在乎空間距離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時，由本德勒區到總理府，還是後來在戰地大本營時，由“1號濾波電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營地，到“2號濾波電路”——國防處的宿營地；不管是幾分鍾的路程，還是幾小時的航程，都無管大局。約德爾一方麵按自己的風格親手將希特勒提出的方針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貫徹，另一方麵又使國防處以及三軍種指揮處作為他的方案的表決機構，但更多是充當他的辦公室和檔案室，這就使約德爾與他的參謀部日益疏遠。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與三軍總參謀部進行口頭聯繫中形成了一種“工作程序”，這種工作程序常常把國防處撇在一邊，隻有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是希特勒思想和意願的可靠知情人。
空間上的距離還帶來另一個後果，即約德爾將軍如同希特勒一樣，對他的參謀部的年青軍官不屑一顧。以國防處長為首的一些老軍官，不能不承認約德爾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長處，比如試圖擺脫希特勒的擺布，努力為一個純粹的軍事參謀部注入新鮮空氣。然而在工作上，他們卻處在與世隔絕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態進程之外，從而破壞了在國防軍領率機構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參謀部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恰恰是約德爾自己力主提出的。
參謀部內比這一切更為嚴重的弊端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他的最親密同事、國防處長，在政治和軍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觀點。約德爾對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記裏就以異乎尋常的軍事表達方式顯露出來，而在他全部的舉止、行動中一一盡管是無言的，更是表露無遺。1939 年10月15 日，正當陸軍總司令部為西方攻勢迷惑不解時，他在日記裏寫道：“如果戰爭背離總參謀部的理論，我們就會贏得戰爭；因為我們有較強的軍隊，較好的裝備，較高的士氣，還有一個親密無間、目標明確的領導。”然而，作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戰爭抱有幻想。正是由於這一緣故，在這兩位擔負指揮參謀部領導的軍官之間，無法在戰爭與和平、戰爭的基本特點問題上、以及一觸即發的民族社會主義的文化政策、占領政策上，開誠布公地交換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對立。鑑於時間的推移，以及在統帥部內極少的活動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 年秋就兩次進行以單槍匹馬阻止事態發展的嚐試，更難以見到成效。但是，離開國防軍統帥部，到前線另謀職務的出路，也由於缺少眾多的老參謀部軍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斷受阻。自1943 年秋，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嚴禁大本營內具有固定職位的人進行調動。此外，還向統帥部內的大約20 名將級軍官，另外還有陸、空軍的軍官指出，他們應當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前線服過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許是由於“厭惡那些新麵孔”，或許對謀殺的擔心，終於在1944 年7 月20 日，允許軍官進行調動。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軍官之外。今天還有些人指責某些司令部的將領們“前線業務生疏”，看來是找錯了對象。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國防軍中的地位和任務，一直模糊不清，戰前沒有解決，在波蘭和法國戰局之間的建設時期，仍然沒有解決。當戰爭剛剛開始時，德國的獨裁者便強調指出，他的主要活動要轉向戰爭指導；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也與他保持最緊密的聯繫。此時，約德爾將軍大概也自以為，他為希特勒設計的軍事“工作班子”準備就緒。但另一方麵，由於“工作班子”對希特勒唯命是從，使參謀部既使在戰爭年月裏，也依然是他的軍事辦公室，他的傳聲筒，或者用另一種說法，是他在軍事領域裏下達專製命令的編輯和監督機關。大概下麵這一事例是這種關係的最好說明：希特勒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出席每天的形勢報告會上，那麽在約德爾的日記本上就必然缺少這一天的日記。
在這種狀況下，繼續受到最高統帥魔力驅使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軍官們，更樂於在國防處長的領導下，尋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據戰爭的要求改進參謀部的結構和任務。然而，這一努力也被迫終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為內部的緊張和對立，也不是由於三軍總司令部的反對，而完全是一種疏忽。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不能完全怪罪於參謀部的軍官們，因為他們對改變不合理現狀的全部建議，均因毫無例外地遭到約德爾的徹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國大本營建設時期。就根本沒有製定出任何在30 年代中期，組建一個真正的、高效率的國防軍總參謀部的組織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各項任務，依然是根據臨時需要、沒有長遠規劃、隨心所欲地加以解決。
例如，進攻西方的行動，以及作戰指揮的基本特徵，都是希特勒一人決定的。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在另外任何一個軍事參謀部內。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對此事作了進一步供述，他說：按常規“統帥，在這種情況下，元首為作出決定..需要下級提供資料、地圖和兵力報告——己方的和敵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實上，希特勒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進攻西方的命令，僅僅是基於直覺上對敵人的估計，根本不考慮將戰爭擴大到波蘭以外，在他的軍事政治決策中已不再是兒戲。他後來作出的一些決斷，特別是進攻俄國、對美宣戰和脅迫義大利參戰等決斷，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熱的驅使，沒有考慮這些決斷在當時的軍事條件下將要產生的結局。這種腐敗的工作方式，與政治優先於戰爭這一正統的定理毫無共同之處。但另一方麵，希特勒手頭卻異乎尋常的有大量外國裝備、工事、艦艇和飛機的數據；他對世界軍事地理狀況也大體熟悉。然而這些因素卻促使他產生了這樣一種理想，即要求下級的精確的軍事判斷和報告，必須與他事先的設想相吻合；否則，他就斷然棄之不用，將其編入“總參謀部失敗主義”的卷宗裏。
空間上的距離還帶來另一個後果，即約德爾將軍如同希特勒一樣，對他的參謀部的年青軍官不屑一顧。以國防處長為首的一些老軍官，不能不承認約德爾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長處，比如試圖擺脫希特勒的擺布，努力為一個純粹的軍事參謀部注入新鮮空氣。然而在工作上，他們卻處在與世隔絕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態進程之外，從而破壞了在國防軍領率機構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參謀部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恰恰是約德爾自己力主提出的。
參謀部內比這一切更為嚴重的弊端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他的最親密同事、國防處長，在政治和軍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觀點。約德爾對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記裏就以異乎尋常的軍事表達方式顯露出來，而在他全部的舉止、行動中一一盡管是無言的，更是表露無遺。1939 年10月15 日，正當陸軍總司令部為西方攻勢迷惑不解時，他在日記裏寫道：“如果戰爭背離總參謀部的理論，我們就會贏得戰爭；因為我們有較強的軍隊，較好的裝備，較高的士氣，還有一個親密無間、目標明確的領導。”然而，作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戰爭抱有幻想。正是由於這一緣故，在這兩位擔負指揮參謀部領導的軍官之間，無法在戰爭與和平、戰爭的基本特點問題上、以及一觸即發的民族社會主義的文化政策、占領政策上，開誠布公地交換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對立。鑑於時間的推移，以及在統帥部內極少的活動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 年秋就兩次進行以單槍匹馬阻止事態發展的嚐試，更難以見到成效。但是，離開國防軍統帥部，到前線另謀職務的出路，也由於缺少眾多的老參謀部軍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斷受阻。自1943 年秋，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嚴禁大本營內具有固定職位的人進行調動。此外，還向統帥部內的大約20 名將級軍官，另外還有陸、空軍的軍官指出，他們應當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前線服過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許是由於“厭惡那些新麵孔”，或許對謀殺的擔心，終於在1944 年7 月20 日，允許軍官進行調動。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軍官之外。今天還有些人指責某些司令部的將領們“前線業務生疏”，看來是找錯了對象。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國防軍中的地位和任務，一直模糊不清，戰前沒有解決，在波蘭和法國戰局之間的建設時期，仍然沒有解決。當戰爭剛剛開始時，德國的獨裁者便強調指出，他的主要活動要轉向戰爭指導；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也與他保持最緊密的聯繫。此時，約德爾將軍大概也自以為，他為希特勒設計的軍事“工作班子”準備就緒。但另一方麵，由於“工作班子”對希特勒唯命是從，使參謀部既使在戰爭年月裏，也依然是他的軍事辦公室，他的傳聲筒，或者用另一種說法，是他在軍事領域裏下達專製命令的編輯和監督機關。大概下麵這一事例是這種關係的最好說明：希特勒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出席每天的形勢報告會上，那麽在約德爾的日記本上就必然缺少這一天的日記。
在這種狀況下，繼續受到最高統帥魔力驅使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軍官們，更樂於在國防處長的領導下，尋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據戰爭的要求改進參謀部的結構和任務。然而，這一努力也被迫終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為內部的緊張和對立，也不是由於三軍總司令部的反對，而完全是一種疏忽。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不能完全怪罪於參謀部的軍官們，因為他們對改變不合理現狀的全部建議，均因毫無例外地遭到約德爾的徹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國大本營建設時期。就根本沒有製定出任何在30 年代中期，組建一個真正的、高效率的國防軍總參謀部的組織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各項任務，依然是根據臨時需要、沒有長遠規劃、隨心所欲地加以解決。
例如，進攻西方的行動，以及作戰指揮的基本特徵，都是希特勒一人決定的。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在另外任何一個軍事參謀部內。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對此事作了進一步供述，他說：按常規“統帥，在這種情況下，元首為作出決定..需要下級提供資料、地圖和兵力報告——己方的和敵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實上，希特勒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進攻西方的命令，僅僅是基於直覺上對敵人的估計，根本不考慮將戰爭擴大到波蘭以外，在他的軍事政治決策中已不再是兒戲。他後來作出的一些決斷，特別是進攻俄國、對美宣戰和脅迫義大利參戰等決斷，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熱的驅使，沒有考慮這些決斷在當時的軍事條件下將要產生的結局。這種腐敗的工作方式，與政治優先於戰爭這一正統的定理毫無共同之處。但另一方麵，希特勒手頭卻異乎尋常的有大量外國裝備、工事、艦艇和飛機的數據；他對世界軍事地理狀況也大體熟悉。然而這些因素卻促使他產生了這樣一種理想，即要求下級的精確的軍事判斷和報告，必須與他事先的設想相吻合；否則，他就斷然棄之不用，將其編入“總參謀部失敗主義”的卷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