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陸軍總司令部的駐地安排在“元首大本營”附近，意味深長。凱特爾覺得，這樣一來，他就可以作希特勒與陸軍總參謀長之間的傳遞員，盡力滿足希特勒的要求，贏得更多的美言。然而事情並不如他所願，希特勒如此安排，意在嚴格控製陸軍總參謀部；而哈爾德卻另有一番心思，他想利用靠近大本營的這個有利條件，對作戰進程施加決定性影響，起碼能遏製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約束。然而，事與願違！
戰地大本營的營址建設，隨著任命約德爾為通訊長官而暫告結束。“山崖城堡”連同陸軍總司令部的“林務所”，於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準備就緒。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從東部邊境地區返回柏林後，仍在總理府辦公和居住。後幾個月，他也隻是偶爾到貝希特斯加登作短時間逗留，還有一次是聖誕節到西部展開地域，走訪了武裝黨衛隊的一些部隊。這幾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軍人隻有他的幾個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專列”上一樣，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凱特爾和約德爾的辦公室設在老總理府的二層樓，隔壁是聯邦議會大廳，兼作地圖室和會議室。這樣，這兩位將軍便不知不覺成了希特勒的“侍從官”，和所謂的“貼身”。約德爾還要按時參加有眾多第三帝國頭麵人物出席的午餐會。
希特勒的這些“新調整”乍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其實是他分散權力的本能表現；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整個大本營“體係”必然落得一個充滿緊張和弊端的結局。雖然根據陸軍的要求，陸軍能經常有機會與領率機構接觸，如參加希特勒自波蘭戰局以來每天舉行的形勢討論會，但它所發揮的卻是“無名的、沒有權威的影響”，正如貝克將軍在過去爭執中所說的，陸軍“在戰爭的領導和指揮機構裏..沒有位置”。討論會上盡管談論的絕大部分還是陸軍問題，然而卻沒有陸軍總司令部的代表在場，隻有“侍從官”凱特爾、約德爾，以及他的副官們參加。一般情況下，戈林的“個人聯絡官”博登沙茨將軍也在座，原來到會的陸軍聯絡官因為在約德爾眼裏被認為可有可無，被擠出這個討論會。身負重任的國防處處長及其軍官們，不管是從前線，還是從別的什麽地方回來，一般也不得參加形勢討論會——特殊情況除外。在一段時間內，約德爾將軍依然以主要發言人自居。由於他所具有的資歷和知識，被希特勒特意任命為部隊高級指揮的助手。他藉此機會，超越他的上司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事事處處不與凱特爾商議，然而他的高談闊論也隻不過是強調一下希特勒的觀點。他將每日情況報告的一部分，交給他的兩名助手擔負，使希特勒的副官們從此淪為聽眾——這也是約德爾的安排。
每個報告的最基本的依據，都是由國防處收集來的三軍總司令部的消息和報告。其實，這些消息和報導充其量也隻不過是日常情況及其一些變動，不可能有象各指揮員從部隊實際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價值的內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圍工作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將軍們，並未受此種報導的左右，他們是根據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論據，漫不經心的發表他們的議論，作出他們的決定，時不時地向陸軍總司令發表一些無根無據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將陸軍置於既成事實麵前。
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已完全被置於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離了國防軍，特別是疏離了他們出身的軍種陸軍的精神，這是產生另一個巨大危險的根源。這兩個在布洛姆貝格離職時曾為國防軍的統一領導而擔擾和為之奮鬥的人，現在又在很大程度上為破壞國防軍的內部團結而賣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的緊張關係和玩忽職守
在約德爾自己的參謀部內已經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國防處長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請調工作。也許人們還沒感覺到，在波蘭戰局的數周裏，人們之間的陌生感有增無減。當然，促使瓦利蒙特產生這種願望還出於其他理由，起初，他覺得戰爭將為大批高級軍官大開用武之地，可事實上，出路越來越窄，職位越來越少。當然，在戰爭中單靠這一條理由也不能成立。從迄今一係列事實看出，一個總參謀部上校軍官在約德爾身邊的這樣一個職位上，沒有什麽正經的事可幹。因此，瓦利蒙特認為，調動一下工作似乎對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於9 月末趁國防處實施動員時，將一大批軍官免職，重新分配。
約德爾未答覆瓦利蒙特的請調，不知可否地將他留了下來。在此期間，約德爾對於領率機構裏工作的日益煩瑣，越來越感到反感。在約德爾晉升到現在這個職位以後，也開始啟用“工作班子”這個名稱，這個“工作班子”曾是1938 年他和統帥部與希特勒發生關係的主要形成，約德爾記憶猶新，津津樂道，現在他也把這一稱呼用到了國防處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員身上。這首先就意味著，僅擁有12—15 名軍官的國防處，在戰地大本營組建過程中，將再度被分割。然而，當時顯得更為重要的問題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實質。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把“工作班子”這個稱呼應用到他的參謀部內，這對國防軍領率機構爾後工作方式的發展發揮了決定性影響。約德爾與陸軍總參謀部的傳統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隻想讓其參謀部的軍官們成為起草命令的機器，不把他們看成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提出建議和諮詢的同僚。他的這種傾向不僅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而且完全符合總參謀部一種新流派的觀念，這種觀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軍加以實現。這種觀念要求“對上絕對負責，對下絕對專製。”兩者無疑都是納粹的準則，總參謀部內部工作的變革與其外部形式的變化是相適應的，都是由約德爾接收下來的希特勒所創立的體係，也就是用一種最高指揮來取代德國陸軍採用過的、經過歷史考驗的“任務式指揮法”，試圖通過一種對細枝末節都規定得死死的命令，強行貫徹他的意誌。
戰地大本營的營址建設，隨著任命約德爾為通訊長官而暫告結束。“山崖城堡”連同陸軍總司令部的“林務所”，於1940 年3 月11 日完全準備就緒。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從東部邊境地區返回柏林後，仍在總理府辦公和居住。後幾個月，他也隻是偶爾到貝希特斯加登作短時間逗留，還有一次是聖誕節到西部展開地域，走訪了武裝黨衛隊的一些部隊。這幾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軍人隻有他的幾個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專列”上一樣，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凱特爾和約德爾的辦公室設在老總理府的二層樓，隔壁是聯邦議會大廳，兼作地圖室和會議室。這樣，這兩位將軍便不知不覺成了希特勒的“侍從官”，和所謂的“貼身”。約德爾還要按時參加有眾多第三帝國頭麵人物出席的午餐會。
希特勒的這些“新調整”乍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其實是他分散權力的本能表現；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整個大本營“體係”必然落得一個充滿緊張和弊端的結局。雖然根據陸軍的要求，陸軍能經常有機會與領率機構接觸，如參加希特勒自波蘭戰局以來每天舉行的形勢討論會，但它所發揮的卻是“無名的、沒有權威的影響”，正如貝克將軍在過去爭執中所說的，陸軍“在戰爭的領導和指揮機構裏..沒有位置”。討論會上盡管談論的絕大部分還是陸軍問題，然而卻沒有陸軍總司令部的代表在場，隻有“侍從官”凱特爾、約德爾，以及他的副官們參加。一般情況下，戈林的“個人聯絡官”博登沙茨將軍也在座，原來到會的陸軍聯絡官因為在約德爾眼裏被認為可有可無，被擠出這個討論會。身負重任的國防處處長及其軍官們，不管是從前線，還是從別的什麽地方回來，一般也不得參加形勢討論會——特殊情況除外。在一段時間內，約德爾將軍依然以主要發言人自居。由於他所具有的資歷和知識，被希特勒特意任命為部隊高級指揮的助手。他藉此機會，超越他的上司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事事處處不與凱特爾商議，然而他的高談闊論也隻不過是強調一下希特勒的觀點。他將每日情況報告的一部分，交給他的兩名助手擔負，使希特勒的副官們從此淪為聽眾——這也是約德爾的安排。
每個報告的最基本的依據，都是由國防處收集來的三軍總司令部的消息和報告。其實，這些消息和報導充其量也隻不過是日常情況及其一些變動，不可能有象各指揮員從部隊實際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價值的內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圍工作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將軍們，並未受此種報導的左右，他們是根據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論據，漫不經心的發表他們的議論，作出他們的決定，時不時地向陸軍總司令發表一些無根無據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將陸軍置於既成事實麵前。
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已完全被置於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離了國防軍，特別是疏離了他們出身的軍種陸軍的精神，這是產生另一個巨大危險的根源。這兩個在布洛姆貝格離職時曾為國防軍的統一領導而擔擾和為之奮鬥的人，現在又在很大程度上為破壞國防軍的內部團結而賣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的緊張關係和玩忽職守
在約德爾自己的參謀部內已經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國防處長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請調工作。也許人們還沒感覺到，在波蘭戰局的數周裏，人們之間的陌生感有增無減。當然，促使瓦利蒙特產生這種願望還出於其他理由，起初，他覺得戰爭將為大批高級軍官大開用武之地，可事實上，出路越來越窄，職位越來越少。當然，在戰爭中單靠這一條理由也不能成立。從迄今一係列事實看出，一個總參謀部上校軍官在約德爾身邊的這樣一個職位上，沒有什麽正經的事可幹。因此，瓦利蒙特認為，調動一下工作似乎對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於9 月末趁國防處實施動員時，將一大批軍官免職，重新分配。
約德爾未答覆瓦利蒙特的請調，不知可否地將他留了下來。在此期間，約德爾對於領率機構裏工作的日益煩瑣，越來越感到反感。在約德爾晉升到現在這個職位以後，也開始啟用“工作班子”這個名稱，這個“工作班子”曾是1938 年他和統帥部與希特勒發生關係的主要形成，約德爾記憶猶新，津津樂道，現在他也把這一稱呼用到了國防處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員身上。這首先就意味著，僅擁有12—15 名軍官的國防處，在戰地大本營組建過程中，將再度被分割。然而，當時顯得更為重要的問題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實質。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把“工作班子”這個稱呼應用到他的參謀部內，這對國防軍領率機構爾後工作方式的發展發揮了決定性影響。約德爾與陸軍總參謀部的傳統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隻想讓其參謀部的軍官們成為起草命令的機器，不把他們看成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提出建議和諮詢的同僚。他的這種傾向不僅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而且完全符合總參謀部一種新流派的觀念，這種觀念戈林早在1939 年就想在空軍加以實現。這種觀念要求“對上絕對負責，對下絕對專製。”兩者無疑都是納粹的準則，總參謀部內部工作的變革與其外部形式的變化是相適應的，都是由約德爾接收下來的希特勒所創立的體係，也就是用一種最高指揮來取代德國陸軍採用過的、經過歷史考驗的“任務式指揮法”，試圖通過一種對細枝末節都規定得死死的命令，強行貫徹他的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