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通向措森的道路，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希特勒返回柏林後，於9 月27 日在新的總理府召見三軍總司令——到會的還有凱特爾和作者——通告了他的西進意圖。在場的人，包括戈林在內，無不瞠目結舌。看樣子，沒有任何一個人看過剛發布的國防軍統帥部第4 號指令中的這句話：“在西方..必須時刻維持發動進攻的可能性”，或者還沒有完全理解它的含義。希特勒在講完話之後，隨手將寫有講話提綱的便箋投進他工作室的壁爐裏燒掉了，便箋上有他作出以決斷的理由和基本作戰方針。會上沒有任何人對他的講話提出異議。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營逗留期間，還看到一些潛伏著危機的怪誕不經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輛車成兩路縱隊由旅館出發，向哥廷根北部的戰場開進。大本營司令隆美爾將軍的一項任務就是將希特勒安排在車隊最前方。作者不解地問隆美爾：為什麽要成兩路縱隊行進？隆美爾回答，這個“行車隊型”是他從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訓之後採取的，因為在大批到大本營的來訪者中，有許多非軍人，要顯示他們的級別、身份的差別，隻有採取這種隊形，這是一種最適宜的辦法。但是，這一天仍使隆美爾出了洋相。當車隊行駛到一條田間小路時，隊形再無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車突然被一障礙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幾輛車卻撇下車隊，獨自前行了。盡管組織這些滯留的人參觀了附近的一座醫院，以打發這段時間，但黨務辦公廳主任馬丁·博爾曼仍對戰場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發雷霆，並對將他們的車子排在後麵對隆美爾將軍痛加辱罵。隆美爾麵對這種肆無忌憚的言行似乎無能為力。當作者出來打抱不平，指責博爾曼的舉止時，隆美爾卻隻要求能將此事報告國防軍副官長施蒙特就行了。
第二部建設時期（1939 年9 月—1940 年5 月）
第一章框架
早在1939 年9 月上旬，在“元首專列”上就有人認識到，這個動盪不定、擁擠不堪、行駛在鐵路上的臨時大本營，難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更重大的作戰指揮任務。如果最高統帥想要擔負這一任務，或者完全從軍事角度說，不僅僅滿足於製定戰爭計劃，而且還要親手實施作戰指揮的話，那麽，就必須首先有一個新的固定的大本營。
有人說，希特勒自己也對現狀很反感並倡議進行改革，這是不真實的。因為他已經完全陶醉於他在波蘭戰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麵在他對軍事指揮“機器”缺乏認識的情況下，難以看到由此而產生的必然結果。而與他相反的是，立誌要實現國防軍嚴格、統一指揮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對於“元首專列”的狀態很不滿意，急於要求改變現狀，組建新的大本營。約德爾將軍認為，應首先組建一個如同指揮參謀部那樣的高效率的參謀部，以及一個能適應各方麵需要的通訊網。
這些條件要想得到滿足，希特勒就必須決心留在柏林的帝國政府所在地辦公，並能與他當時和以後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對手。如墨索裏尼、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的行為舉止相匹配。然而，這一簡便易行的解決方案，似乎隻有在一種過渡時期內才能加以考慮。但是不管怎樣，國防處長從他第一次到“元首專列”直至9 月10 日這一段時間，他已經受約德爾之託，在德國西部中心地帶，為組建一個統帥部戰地大本營尋找營址，以便使戰爭順利進行。此行動的主要依據是由希特勒親自簽發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盡可能地靠近西線，但要在遠程火炮射程之外。陸軍、空軍總參謀部也必須在他的附近尋找各自的駐地。
第一個戰地大本營的合適地點，是於5 年後即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由國防處一名總參謀部軍官選中的，位於吉森——勞海姆地區陶努斯山脈的東部。這座齊根貝格貴族莊園擁有豪華住宅和寬敞的附屬建築，似乎一切條件均已具備。據說，莊園主人已準備出售；擴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築總監托特領導下立即著手進行。然而，由於希特勒執意要在1939 年晚秋時分開始西方攻勢，在此之前無法完成擴建的準備工作。因此，10 月份，臨時為國防處準備了一列專車，準備必要時參謀部隨“元首專列”一同行動。在比較簡樸的開始階段，這個專列隻配有三節車廂，兩節寢車，另一節為工作、就餐兩用；然而在大戰期間，逐漸擴展為兩個大型專列，一直作為辦公車和運送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人員的車輛隨時備用。
西方攻勢的開始時間由於氣候的影響，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間，希特勒的軍事副官處視大本營營址問題為己任。以領導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們便強調指出，國防處的選擇方案，在許多方麵都不合希特勒的個人口味。希特勒既不願住在莊園主的住宅裏，也不想看到周圍盡是牲畜馬圈、農田萊莊。因此，副官們轉移視線，很快在“西壁工事”後方地帶找到了他們理想中的目標。有三個永備工事體係同時作為考慮對象，一處在明斯特艾弗爾北段，第二處在蘭德施圖爾和法爾茨的中部，第三處在克尼比斯不遠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 年2 月中旬，當希特勒得知齊根貝格莊園的通信技術設施不能在7月前安裝完畢時，便最終決定，“作戰開始時..不去齊根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於明斯特艾弗爾營址的代號。希特勒命令陸軍總司令部在同一地區安營紮寨，並親自為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精幹的工作班子，選擇附近的一間豬舍為其駐地。與此相反，希特勒卻讓空軍任其安排它的大本營。在此期間，“海因裏希”專列載著外交部長，拉默斯和希姆萊卻被撇在了萊茵河右岸。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營逗留期間，還看到一些潛伏著危機的怪誕不經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輛車成兩路縱隊由旅館出發，向哥廷根北部的戰場開進。大本營司令隆美爾將軍的一項任務就是將希特勒安排在車隊最前方。作者不解地問隆美爾：為什麽要成兩路縱隊行進？隆美爾回答，這個“行車隊型”是他從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訓之後採取的，因為在大批到大本營的來訪者中，有許多非軍人，要顯示他們的級別、身份的差別，隻有採取這種隊形，這是一種最適宜的辦法。但是，這一天仍使隆美爾出了洋相。當車隊行駛到一條田間小路時，隊形再無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車突然被一障礙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幾輛車卻撇下車隊，獨自前行了。盡管組織這些滯留的人參觀了附近的一座醫院，以打發這段時間，但黨務辦公廳主任馬丁·博爾曼仍對戰場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發雷霆，並對將他們的車子排在後麵對隆美爾將軍痛加辱罵。隆美爾麵對這種肆無忌憚的言行似乎無能為力。當作者出來打抱不平，指責博爾曼的舉止時，隆美爾卻隻要求能將此事報告國防軍副官長施蒙特就行了。
第二部建設時期（1939 年9 月—1940 年5 月）
第一章框架
早在1939 年9 月上旬，在“元首專列”上就有人認識到，這個動盪不定、擁擠不堪、行駛在鐵路上的臨時大本營，難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更重大的作戰指揮任務。如果最高統帥想要擔負這一任務，或者完全從軍事角度說，不僅僅滿足於製定戰爭計劃，而且還要親手實施作戰指揮的話，那麽，就必須首先有一個新的固定的大本營。
有人說，希特勒自己也對現狀很反感並倡議進行改革，這是不真實的。因為他已經完全陶醉於他在波蘭戰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麵在他對軍事指揮“機器”缺乏認識的情況下，難以看到由此而產生的必然結果。而與他相反的是，立誌要實現國防軍嚴格、統一指揮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對於“元首專列”的狀態很不滿意，急於要求改變現狀，組建新的大本營。約德爾將軍認為，應首先組建一個如同指揮參謀部那樣的高效率的參謀部，以及一個能適應各方麵需要的通訊網。
這些條件要想得到滿足，希特勒就必須決心留在柏林的帝國政府所在地辦公，並能與他當時和以後的世界上的助手和對手。如墨索裏尼、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的行為舉止相匹配。然而，這一簡便易行的解決方案，似乎隻有在一種過渡時期內才能加以考慮。但是不管怎樣，國防處長從他第一次到“元首專列”直至9 月10 日這一段時間，他已經受約德爾之託，在德國西部中心地帶，為組建一個統帥部戰地大本營尋找營址，以便使戰爭順利進行。此行動的主要依據是由希特勒親自簽發的指令。指令指出，他要盡可能地靠近西線，但要在遠程火炮射程之外。陸軍、空軍總參謀部也必須在他的附近尋找各自的駐地。
第一個戰地大本營的合適地點，是於5 年後即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由國防處一名總參謀部軍官選中的，位於吉森——勞海姆地區陶努斯山脈的東部。這座齊根貝格貴族莊園擁有豪華住宅和寬敞的附屬建築，似乎一切條件均已具備。據說，莊園主人已準備出售；擴建和布置工作也在建築總監托特領導下立即著手進行。然而，由於希特勒執意要在1939 年晚秋時分開始西方攻勢，在此之前無法完成擴建的準備工作。因此，10 月份，臨時為國防處準備了一列專車，準備必要時參謀部隨“元首專列”一同行動。在比較簡樸的開始階段，這個專列隻配有三節車廂，兩節寢車，另一節為工作、就餐兩用；然而在大戰期間，逐漸擴展為兩個大型專列，一直作為辦公車和運送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人員的車輛隨時備用。
西方攻勢的開始時間由於氣候的影響，不得不一推再推。此間，希特勒的軍事副官處視大本營營址問題為己任。以領導身份介人此事。不久，他們便強調指出，國防處的選擇方案，在許多方麵都不合希特勒的個人口味。希特勒既不願住在莊園主的住宅裏，也不想看到周圍盡是牲畜馬圈、農田萊莊。因此，副官們轉移視線，很快在“西壁工事”後方地帶找到了他們理想中的目標。有三個永備工事體係同時作為考慮對象，一處在明斯特艾弗爾北段，第二處在蘭德施圖爾和法爾茨的中部，第三處在克尼比斯不遠的黑森林的南部。1940 年2 月中旬，當希特勒得知齊根貝格莊園的通信技術設施不能在7月前安裝完畢時，便最終決定，“作戰開始時..不去齊根貝格，而去山崖城堡”——位於明斯特艾弗爾營址的代號。希特勒命令陸軍總司令部在同一地區安營紮寨，並親自為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精幹的工作班子，選擇附近的一間豬舍為其駐地。與此相反，希特勒卻讓空軍任其安排它的大本營。在此期間，“海因裏希”專列載著外交部長，拉默斯和希姆萊卻被撇在了萊茵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