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促開赴前線；脫離自己的參謀部和三軍總司令；以及工作條件殘缺不全的“元首專列”——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雜亂無章、心血來潮的工作方式。凱特爾在紐倫堡日記裏這樣寫道：
“我們的元首專列停在格羅斯—波恩（波莫瑞）。我們由此出發，晝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繼續前進，奔赴各集團軍和軍司令部..，在這些地方，元首應邀作了形勢報告，也與陸軍總司令碰了幾次頭..對作戰指揮問題..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記得的隻有兩次..。在其他時候，他隻限於與陸軍總司令交換意見和談話，有時也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對作戰擁有更大指揮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在整個戰局期間，沒有同希特勒或凱特爾、約德爾以及陸軍聯絡官馮·福爾曼上校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好象作戰指揮在他手裏勝若任何人。
在對波蘭作戰的第一個月，迅速取得的決定性戰果，以及由於法國在西線採取靜觀戰略而出現的“奇蹟”，使德國臨時組建大本營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艱巨任務的考驗。他們滿足於那種曾在9 月初在總理府舉行的沒有固定形式的“形勢討論會”。這種討論會的依據是每日兩次由柏林首腦機構和國防處發出的三軍報告。會上，希特勒坐在他的“衛作車廂”內，誇誇其談，喋喋不休，與其說是講給周圍的人聽，倒不如說是在自言自語。就連每天的《國防軍通訊》也是由新聞宣傳處起草，由約德爾在“元首專列”上加以修改，最後經希特勒大刪大改後發出的。在這些日子裏，唯一讓人深恩的是國防軍統帥部9 月9 日和25 日分別發布的第3 號指令和第4 號指令。這兩個指令的主要內容是將多餘的陸軍和空軍兵力調向西方，並進一步加強對付英、法的措施。兩個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車上形成的，爾後，“草稿”送往國防處，國防處受命與三軍各總司令部作戰處共同進行全麵審查、加工和確認，最後退歸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參謀長越過凱特爾，直接送呈希特勒簽字後下發。
柏林國防處的軍官們決不會過度忙碌，他們隻將與三軍種總參謀部保持盡可能的密切聯繫為已任。國防處還每天以自己的形勢討論會的形式，與留守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其他機構互通情報。參加討論會的除了國防處擔負領導職務的軍官和作戰日誌人員外，還有諜報局聯絡官，經濟、裝備局聯絡宮，國防軍新聞宣傳處聯絡官，通訊聯絡處聯絡宮，國防軍運輸處聯絡官和外交部長聯絡官。對於形勢報告、國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報告，通常還要舉行一次“內部討論”。在內部討論會上，國防處長向他的最親密同事通報他從上級機關所獲悉的一些考慮和企圖，提出完成特殊任務的方針。在波蘭戰局期間，國防處長還擔負一項任務，即不經常地去威廉街辦公大樓，向“元首代理人”’魯道夫·赫斯報告戰爭形勢。對此事還唯一留有記憶的是，在每次簡短的報告後，對方都是緘口不言，至今回憶起來還猶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還盡一切可能與他的上司們保持個人聯繫。出自這個目的，他於9 月10 日首次從波莫瑞地區（波蘭）上西裏西亞的依爾瑙，“元首專列”已到達這裏。動亂的軍營生活再次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與在作者本人和公眾心目中所設想的最高大本營沒有一絲共同之處。盡管在波蘭的作戰順利進行，西線仍然保持寧靜，但是一種明顯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尤其擔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為陸軍組建新的預備隊。在此過程中，希特勒以動員方式，首先加強希姆萊和達呂格的力量，組建了一個“保安師”，而其真正意圖是想培養大批訓練有素的軍事警察。這一措施雖具有黨政性質，但仍使凱特爾感到怏怏不快，而約德爾將軍有意避開這種頭等棘手的事，不發表任何意見。但這並沒有改變發布必要命令時通常把他的國防處“組織小組”撇在一邊的局麵；而且在陸軍眼裏，國防軍統帥部也仍然是最有資格的黨的隸屬機關。由俄國紅軍進攻波蘭而引發的一些事情，最能說明臨時組建的大本營在形式和體製上存在的缺陷。9 月16 日深夜，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克斯特林騎兵上將給柏林打電話通知作者，俄國軍隊即將越過邊界，開進波蘭東部地區。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後他自己也確認，他被德國領率機構內的關係槁得糊裏糊塗，因為接電話的國防軍統帥部指揮部部長根本沒有想到，電話會打給他。因此，一開始，他幾乎不理解電話裏講的到底是什麽，他隻能保證，立即將情況上報。凱特爾和約德爾也不了解此事。當他們其中一個人第一次聽到俄國人向西開進的消息後，驚恐地問：“進攻誰？”在下達緊急命令之前，數小時的寶貴時間，就這樣流逝了。俄軍和德軍在波蘭相向推進，當德軍已越過裏賓特洛甫與俄國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線200 公裏時，一場惡戰似乎在所難免。
9 月17 日下午，俄國駐柏林大使館武官在海軍上將卡納裏斯的陪同下，來到本德勒大街國防處辦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國軍隊在波蘭的機動位置和所達到的目標。上校身著褐色製服，麵無表情，一言不發地聽著國防處長的介紹。然而由此卻引出一個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結局：第二天早上，約德爾在電話裏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裏，史達林在莫斯科強烈譴責了德國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因為德國在通告了他的駐德武官後，德軍仍想占據波蘭南部的德羅戈貝奇油田。史達林認為，這違背了8 月23 日秘密條約中所劃定的分界線！瓦利蒙特知道德國缺少石油，但由於不知有條約一事，因此在俄國武官麵前突出強調了德國對這一地區的領土要求，看來他要成為德，俄不穩定的交易的第一個犧牲品了。瓦利蒙特還從約德爾那裏得知，裏賓特洛甫對此事大為腦火，埋怨軍事幹擾了他的政策。結果他引火燒身，反被希特勒訓斥了一通。希特勒說：“如果外交官在戰爭中犯了錯誤，應當讓他永遠去當兵。”此事似乎就這樣完結了，至於後事如何，不得而知。人們從這件事情中並沒有吸取關於外交政策與國防軍領導之間達成真誠合作的經驗教訓，盡管這兩者都集希特勒於一身，外交部長也經常在他的鞍前馬後。那個時期在純軍事領域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關於不久對西方發動進攻的決定，能使人們對德國領率機構的狀況獲得最深刻的認識。鑑於1940 年春德軍迅速取得的巨大勝利，使人們一時認為真理在希特勒一邊。然而曾幾何時，德軍災難性的失利，使人們逐漸改變了對希特勒的認識，在人們頭腦中，再無法喚起當初希特勒在各軍種總參謀部內宣揚勝利時所產生的印象。早在9 月3 日，西方列強對德宣戰時，一些舊軍官就深感震驚，他們深知1939 年德國的軍備狀況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準備極不充分。然而，敵、我雙方在德法邊界的工事內無所行動地對峙了數周。這種狀況連同波蘭的迅速覆滅，作為一種政治和軍卓因素，似乎激發了西方尤其是德國國防軍的迫切願望，即戰爭可能會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從而避免將中歐再次夷為廢墟，拖入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戰亂之中。這種思想不足為奇。如果上述願望不能兌現，將在西線組織強大防禦，在短時間內徵集大量兵力，廣辟運輸供應線，從東方輸入工、農業物資，爭取在不長的時間內，促使西方列強停戰。陸軍總參謀部已下達命令，命令陸軍主力變更部署，準備實施防禦。在什麽時候，或者在什麽狀況下，促使國防軍最高統帥作出決定，在西線轉入進攻，這難以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當9 月9 日和9 月12 日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應希特勒召見，在“元首專列”上單獨進行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希特勒絕沒以向布勞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圖。也肯定沒有哪個負責軍官考慮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討這一重大決斷，盡管這一決斷的最終結局必然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當作者於9 月20 日第二次來到大本營時，卻成了知情人，此時大本營已從專列遷至索波特的俱樂部旅館。凱特爾沒有直截了當地，而是利用各種暗示，心有餘悸地向作者透露了這個絕對軍事秘密。即希特勒進攻西方的企圖。就連他，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這位唯一的“國防軍問題顧問”，也不是從希特勒那裏，而是從一名副官嘴裏獲悉這一消息的。凱特爾認為，事已至此，已沒有可能提出異議。國防處長則果斷決定，既不找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也不找再度變得緘默不語的約德爾，而是聯合陸軍總參謀部對希特勒的決斷展開鬥爭。因為，沒有任何義務比保護人民和國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更為重大。看來隻有依靠陸軍總參謀部這一條路。因為作者曾多次與陸軍總參謀部第一總軍需官接觸，知道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受他的總司令委託，正在修訂一份文件，準備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夠找到的資料為依據，來陳述陸軍總司令關於在西線在若幹年內隻能進行防禦戰爭的觀點。
“我們的元首專列停在格羅斯—波恩（波莫瑞）。我們由此出發，晝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繼續前進，奔赴各集團軍和軍司令部..，在這些地方，元首應邀作了形勢報告，也與陸軍總司令碰了幾次頭..對作戰指揮問題..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記得的隻有兩次..。在其他時候，他隻限於與陸軍總司令交換意見和談話，有時也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對作戰擁有更大指揮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在整個戰局期間，沒有同希特勒或凱特爾、約德爾以及陸軍聯絡官馮·福爾曼上校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好象作戰指揮在他手裏勝若任何人。
在對波蘭作戰的第一個月，迅速取得的決定性戰果，以及由於法國在西線採取靜觀戰略而出現的“奇蹟”，使德國臨時組建大本營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艱巨任務的考驗。他們滿足於那種曾在9 月初在總理府舉行的沒有固定形式的“形勢討論會”。這種討論會的依據是每日兩次由柏林首腦機構和國防處發出的三軍報告。會上，希特勒坐在他的“衛作車廂”內，誇誇其談，喋喋不休，與其說是講給周圍的人聽，倒不如說是在自言自語。就連每天的《國防軍通訊》也是由新聞宣傳處起草，由約德爾在“元首專列”上加以修改，最後經希特勒大刪大改後發出的。在這些日子裏，唯一讓人深恩的是國防軍統帥部9 月9 日和25 日分別發布的第3 號指令和第4 號指令。這兩個指令的主要內容是將多餘的陸軍和空軍兵力調向西方，並進一步加強對付英、法的措施。兩個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車上形成的，爾後，“草稿”送往國防處，國防處受命與三軍各總司令部作戰處共同進行全麵審查、加工和確認，最後退歸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參謀長越過凱特爾，直接送呈希特勒簽字後下發。
柏林國防處的軍官們決不會過度忙碌，他們隻將與三軍種總參謀部保持盡可能的密切聯繫為已任。國防處還每天以自己的形勢討論會的形式，與留守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其他機構互通情報。參加討論會的除了國防處擔負領導職務的軍官和作戰日誌人員外，還有諜報局聯絡官，經濟、裝備局聯絡宮，國防軍新聞宣傳處聯絡官，通訊聯絡處聯絡宮，國防軍運輸處聯絡官和外交部長聯絡官。對於形勢報告、國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報告，通常還要舉行一次“內部討論”。在內部討論會上，國防處長向他的最親密同事通報他從上級機關所獲悉的一些考慮和企圖，提出完成特殊任務的方針。在波蘭戰局期間，國防處長還擔負一項任務，即不經常地去威廉街辦公大樓，向“元首代理人”’魯道夫·赫斯報告戰爭形勢。對此事還唯一留有記憶的是，在每次簡短的報告後，對方都是緘口不言，至今回憶起來還猶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還盡一切可能與他的上司們保持個人聯繫。出自這個目的，他於9 月10 日首次從波莫瑞地區（波蘭）上西裏西亞的依爾瑙，“元首專列”已到達這裏。動亂的軍營生活再次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與在作者本人和公眾心目中所設想的最高大本營沒有一絲共同之處。盡管在波蘭的作戰順利進行，西線仍然保持寧靜，但是一種明顯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尤其擔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為陸軍組建新的預備隊。在此過程中，希特勒以動員方式，首先加強希姆萊和達呂格的力量，組建了一個“保安師”，而其真正意圖是想培養大批訓練有素的軍事警察。這一措施雖具有黨政性質，但仍使凱特爾感到怏怏不快，而約德爾將軍有意避開這種頭等棘手的事，不發表任何意見。但這並沒有改變發布必要命令時通常把他的國防處“組織小組”撇在一邊的局麵；而且在陸軍眼裏，國防軍統帥部也仍然是最有資格的黨的隸屬機關。由俄國紅軍進攻波蘭而引發的一些事情，最能說明臨時組建的大本營在形式和體製上存在的缺陷。9 月16 日深夜，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克斯特林騎兵上將給柏林打電話通知作者，俄國軍隊即將越過邊界，開進波蘭東部地區。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後他自己也確認，他被德國領率機構內的關係槁得糊裏糊塗，因為接電話的國防軍統帥部指揮部部長根本沒有想到，電話會打給他。因此，一開始，他幾乎不理解電話裏講的到底是什麽，他隻能保證，立即將情況上報。凱特爾和約德爾也不了解此事。當他們其中一個人第一次聽到俄國人向西開進的消息後，驚恐地問：“進攻誰？”在下達緊急命令之前，數小時的寶貴時間，就這樣流逝了。俄軍和德軍在波蘭相向推進，當德軍已越過裏賓特洛甫與俄國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線200 公裏時，一場惡戰似乎在所難免。
9 月17 日下午，俄國駐柏林大使館武官在海軍上將卡納裏斯的陪同下，來到本德勒大街國防處辦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國軍隊在波蘭的機動位置和所達到的目標。上校身著褐色製服，麵無表情，一言不發地聽著國防處長的介紹。然而由此卻引出一個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結局：第二天早上，約德爾在電話裏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裏，史達林在莫斯科強烈譴責了德國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因為德國在通告了他的駐德武官後，德軍仍想占據波蘭南部的德羅戈貝奇油田。史達林認為，這違背了8 月23 日秘密條約中所劃定的分界線！瓦利蒙特知道德國缺少石油，但由於不知有條約一事，因此在俄國武官麵前突出強調了德國對這一地區的領土要求，看來他要成為德，俄不穩定的交易的第一個犧牲品了。瓦利蒙特還從約德爾那裏得知，裏賓特洛甫對此事大為腦火，埋怨軍事幹擾了他的政策。結果他引火燒身，反被希特勒訓斥了一通。希特勒說：“如果外交官在戰爭中犯了錯誤，應當讓他永遠去當兵。”此事似乎就這樣完結了，至於後事如何，不得而知。人們從這件事情中並沒有吸取關於外交政策與國防軍領導之間達成真誠合作的經驗教訓，盡管這兩者都集希特勒於一身，外交部長也經常在他的鞍前馬後。那個時期在純軍事領域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關於不久對西方發動進攻的決定，能使人們對德國領率機構的狀況獲得最深刻的認識。鑑於1940 年春德軍迅速取得的巨大勝利，使人們一時認為真理在希特勒一邊。然而曾幾何時，德軍災難性的失利，使人們逐漸改變了對希特勒的認識，在人們頭腦中，再無法喚起當初希特勒在各軍種總參謀部內宣揚勝利時所產生的印象。早在9 月3 日，西方列強對德宣戰時，一些舊軍官就深感震驚，他們深知1939 年德國的軍備狀況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準備極不充分。然而，敵、我雙方在德法邊界的工事內無所行動地對峙了數周。這種狀況連同波蘭的迅速覆滅，作為一種政治和軍卓因素，似乎激發了西方尤其是德國國防軍的迫切願望，即戰爭可能會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從而避免將中歐再次夷為廢墟，拖入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戰亂之中。這種思想不足為奇。如果上述願望不能兌現，將在西線組織強大防禦，在短時間內徵集大量兵力，廣辟運輸供應線，從東方輸入工、農業物資，爭取在不長的時間內，促使西方列強停戰。陸軍總參謀部已下達命令，命令陸軍主力變更部署，準備實施防禦。在什麽時候，或者在什麽狀況下，促使國防軍最高統帥作出決定，在西線轉入進攻，這難以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當9 月9 日和9 月12 日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應希特勒召見，在“元首專列”上單獨進行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希特勒絕沒以向布勞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圖。也肯定沒有哪個負責軍官考慮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討這一重大決斷，盡管這一決斷的最終結局必然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當作者於9 月20 日第二次來到大本營時，卻成了知情人，此時大本營已從專列遷至索波特的俱樂部旅館。凱特爾沒有直截了當地，而是利用各種暗示，心有餘悸地向作者透露了這個絕對軍事秘密。即希特勒進攻西方的企圖。就連他，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這位唯一的“國防軍問題顧問”，也不是從希特勒那裏，而是從一名副官嘴裏獲悉這一消息的。凱特爾認為，事已至此，已沒有可能提出異議。國防處長則果斷決定，既不找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也不找再度變得緘默不語的約德爾，而是聯合陸軍總參謀部對希特勒的決斷展開鬥爭。因為，沒有任何義務比保護人民和國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更為重大。看來隻有依靠陸軍總參謀部這一條路。因為作者曾多次與陸軍總參謀部第一總軍需官接觸，知道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受他的總司令委託，正在修訂一份文件，準備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夠找到的資料為依據，來陳述陸軍總司令關於在西線在若幹年內隻能進行防禦戰爭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