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是這樣，對於總參謀部一名軍官來說，令人感到極度厭惡和驚恐的是，親眼看到在那個時刻總理府內潛伏著巨大危險的混亂狀態。特別是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久真的發生戰爭，國防軍最高司令是否還想將他的“大本營”留在這個雜亂無章、動盪不安的環境裏？這個想法並不足為奇，因為現在除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外，隻有海軍總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這個和平聖地。相反，陸軍和空軍已在人員和裝備上作好動員準備，並遷入為戰時準備的工作區和營區，其中陸軍部隊駐紮在柏林南麵約50 公裏處的措森訓練場附近，住進臨時搭起的簡易木房或庫房；空軍部隊則駐紮在波茨坦附近的維爾德帕克空軍學校。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幾天直至9 月1 日，沒有考慮搬遷的問題。後來得知，在當時條件下沒有考慮搬進布洛姆貝格在任時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擁有各種防護和通訊設備的別墅式的建築物裏，同時也沒有採取其他準備措施。
是什麽原因使希特勒拒絕任何關於建立國防軍統帥部戰地大本營的建議呢？對這個問題，人們很難得到確切答案。很顯然，希特勒是怕人們說他在重大抉擇麵前畏縮不前。在波茨坦地區的一座軍營裏為希特勒修建下榻時，希特勒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說，當國防軍開赴東部戰場時，他作為最高司令卻從柏林向西轉移，輿論界必然認為他是逃避危險”更大的可能性也許是因為希特勒認為，在動亂時期，他隻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對內、對外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必須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顯露他關於西方列強不會介入戰爭的信念，而柏林處在東、西方的中間位置上，他可以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卻於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決定從柏林出發。這一行動也許是由於他動盪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審慎行動與“即興創作”之間，他更喜歡後者；也許純粹是心血來潮，想密切與部隊的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顯示一下他篡奪來的統帥角色，出一出風頭。
希特勒自然並不指望在他的專列裏能組成一個井然有序、名副其實的軍事指揮班子，然而卻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術設備。在列車上，除了凱特爾和約德爾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還有匆忙從陸軍、空軍調來的聯絡官——這是事先沒有安排的義一個排擠指揮參謀部的措施——，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對這一切卻漠然置之。對他更重要的是黨、記者、攝影師、醫生和隨身警衛，還有他信賴的、陪他晚間聊天、聽音樂的女隨從，這是他習以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會忘記的。在幾次“鮮花戰爭”中，他也是以同樣方式橫跨國土駛向奧地利，通過蘇德台抵達布拉格。因此，此次波蘭戰局隻不過是一次特別行動而已！
第二章波蘭戰局期間的經驗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發出的“第1 號指令”和9月3日的“第2 號指令”，是全軍實施統一指揮首次採用的手段。國防軍統帥部所頒發的這種指令是吸取了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經驗，模仿命令的措辭和內容擬製的，它對最高軍事指揮來說是一種適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於“命令”，它不是將下級約束在指令上，而是為了避免超出具有遠見的方針所規定的範圍，有意不表露領導的意誌。此外，“指令”應當盡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行之有效。起初，為了與當時國防軍領率機構的體製相適應，1939 年國防軍統帥部的指令隻下達給陸、海、空二軍總司令部。後來，統帥部開始將指令直接下達給下屬單位，數量與日俱增，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它原來的特性。
第1 號指令發出之時，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8 月31 日0 時30 分，即最後期限前14 個小時，由總理府副官處發出的一則短訊足以說明部隊已根據由希特勒批準的三軍計劃，由展開轉入“武力解決”。指令中也隻說，“進攻波蘭是根據‘白色方案’（波蘭）所採取的準備措施進行的”。同時，根據三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對“西部作戰部隊”的行動作了調整。指令不但對細節而且對戰略方針作了規定。指令指出，為應付英、法的敵對行動，駐西線的弱小部隊的任務是，“盡可能地保存實力，為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創造條件”。
緊接著頒布了對英、法宣戰的第2 號指令。指令規定了或“自主”採取的對付西方列強的實戰措施，如布設水雷障礙，海上經濟戰等。這些同樣不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思想財富”，而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主意，這些措施早在海軍總司令作報告時，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準，後以最高統帥的名義、以指令的形式下達。
很顯然，從1、2 號指令中可以看出，兩線作戰是希特勒違背有良知的人的意願而發動的，它需要國防軍領導事先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於希特勒對波蘭採取的政策的倉促性和對波蘭的切骨之仇，使這位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未能將參謀部置於國防軍最高位置上，也沒有在對政治、軍事總體形勢進行負責的現實的考查基礎上，充分實踐指令的內涵，並事先估計到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如果不繼續按希特勒在1939 年5 月2 日“關鍵性會商”中的意見行事，如果國防處不是獲悉了這次會商的內容，參謀部也沒有可能在它於1939 年春提出的關於在最廣泛的背景下舉行一次司令部戰略演習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按照自己的研究結果按排工作。隻有形成最高統帥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國防軍的一個總參謀部，才能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部的全麵合作，從而為這種“演習”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意見。但是這沒有希特勒的命令是無法實現的。然而，當西方列強的政治領導違反一切擔保居然站在波蘭一邊時，最高統帥既沒有給他的參謀部，也沒有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針，以應付超出第2 號指令範圍而出現的新情況。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出，在他全部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缺乏高瞻遠矚，統盤籌劃，缺少一根貫穿全部活動的紅線。
是什麽原因使希特勒拒絕任何關於建立國防軍統帥部戰地大本營的建議呢？對這個問題，人們很難得到確切答案。很顯然，希特勒是怕人們說他在重大抉擇麵前畏縮不前。在波茨坦地區的一座軍營裏為希特勒修建下榻時，希特勒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說，當國防軍開赴東部戰場時，他作為最高司令卻從柏林向西轉移，輿論界必然認為他是逃避危險”更大的可能性也許是因為希特勒認為，在動亂時期，他隻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對內、對外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必須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顯露他關於西方列強不會介入戰爭的信念，而柏林處在東、西方的中間位置上，他可以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卻於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決定從柏林出發。這一行動也許是由於他動盪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審慎行動與“即興創作”之間，他更喜歡後者；也許純粹是心血來潮，想密切與部隊的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顯示一下他篡奪來的統帥角色，出一出風頭。
希特勒自然並不指望在他的專列裏能組成一個井然有序、名副其實的軍事指揮班子，然而卻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術設備。在列車上，除了凱特爾和約德爾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還有匆忙從陸軍、空軍調來的聯絡官——這是事先沒有安排的義一個排擠指揮參謀部的措施——，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對這一切卻漠然置之。對他更重要的是黨、記者、攝影師、醫生和隨身警衛，還有他信賴的、陪他晚間聊天、聽音樂的女隨從，這是他習以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會忘記的。在幾次“鮮花戰爭”中，他也是以同樣方式橫跨國土駛向奧地利，通過蘇德台抵達布拉格。因此，此次波蘭戰局隻不過是一次特別行動而已！
第二章波蘭戰局期間的經驗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發出的“第1 號指令”和9月3日的“第2 號指令”，是全軍實施統一指揮首次採用的手段。國防軍統帥部所頒發的這種指令是吸取了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經驗，模仿命令的措辭和內容擬製的，它對最高軍事指揮來說是一種適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於“命令”，它不是將下級約束在指令上，而是為了避免超出具有遠見的方針所規定的範圍，有意不表露領導的意誌。此外，“指令”應當盡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行之有效。起初，為了與當時國防軍領率機構的體製相適應，1939 年國防軍統帥部的指令隻下達給陸、海、空二軍總司令部。後來，統帥部開始將指令直接下達給下屬單位，數量與日俱增，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它原來的特性。
第1 號指令發出之時，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8 月31 日0 時30 分，即最後期限前14 個小時，由總理府副官處發出的一則短訊足以說明部隊已根據由希特勒批準的三軍計劃，由展開轉入“武力解決”。指令中也隻說，“進攻波蘭是根據‘白色方案’（波蘭）所採取的準備措施進行的”。同時，根據三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對“西部作戰部隊”的行動作了調整。指令不但對細節而且對戰略方針作了規定。指令指出，為應付英、法的敵對行動，駐西線的弱小部隊的任務是，“盡可能地保存實力，為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創造條件”。
緊接著頒布了對英、法宣戰的第2 號指令。指令規定了或“自主”採取的對付西方列強的實戰措施，如布設水雷障礙，海上經濟戰等。這些同樣不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思想財富”，而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主意，這些措施早在海軍總司令作報告時，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準，後以最高統帥的名義、以指令的形式下達。
很顯然，從1、2 號指令中可以看出，兩線作戰是希特勒違背有良知的人的意願而發動的，它需要國防軍領導事先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於希特勒對波蘭採取的政策的倉促性和對波蘭的切骨之仇，使這位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未能將參謀部置於國防軍最高位置上，也沒有在對政治、軍事總體形勢進行負責的現實的考查基礎上，充分實踐指令的內涵，並事先估計到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如果不繼續按希特勒在1939 年5 月2 日“關鍵性會商”中的意見行事，如果國防處不是獲悉了這次會商的內容，參謀部也沒有可能在它於1939 年春提出的關於在最廣泛的背景下舉行一次司令部戰略演習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按照自己的研究結果按排工作。隻有形成最高統帥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國防軍的一個總參謀部，才能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部的全麵合作，從而為這種“演習”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意見。但是這沒有希特勒的命令是無法實現的。然而，當西方列強的政治領導違反一切擔保居然站在波蘭一邊時，最高統帥既沒有給他的參謀部，也沒有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針，以應付超出第2 號指令範圍而出現的新情況。在這裏，我們已經看出，在他全部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缺乏高瞻遠矚，統盤籌劃，缺少一根貫穿全部活動的紅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