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來說，利用凱特爾的地位，對時局施加影響的經驗，似乎已經失效。在此期間，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沒有再透露出一點關於戰爭危險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麵，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對其備戰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國防處商談，使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軍官們，在歷史上最大規模戰爭的前幾周，處在一種奇特的、使人不適的真空之中。他們承擔的唯一具有意義的任務是，按照“鮮花戰爭”時期的格式為武力解決與波蘭衝突的行動擬製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舉了根據陸、海、空三軍的報告而製定的最重要的準備措施及其完成的時限，關於完成這些措施的命令須由希特勒作出最後決定。此外，除了指出對敵情報機構進行偽裝外，還指出了在非常情況下，停止從展開轉入進攻或取消這次行動的時間。這份大事年表堪稱指揮參謀部從事“檔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這份文件也沒有使領率機構就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作出決斷。
早就住在“山間別墅”的希特勒，從8 月中旬起，由於陸軍對其展開計劃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圖，使他的軍事活動再度頻繁起來。希特勒的副官也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請來參加這一活動。使他感到心滿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頭對陸軍總參謀部長施加影響。以凱特爾看來，利用這種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於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國防軍統帥部的書麵“指令”而引起的陸軍的過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陸軍的展開方案也確有改進，這是顯而易見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間別墅”的大廳裏，對將在進攻波蘭的作戰中擔任三軍指揮的全體高級將領們發表了數小時的講話，給人一種大戰在即的感覺。然而，他的講話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後一次說服三軍將領們，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確性，特別是確信西方列強將不會介入衝突。前一天，史達林準備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已眾所周知，這正是促使希特勒論證他這一“命題”的主要原因。當天下午，三軍總司令詳細報告了各軍種直至集團軍的作戰計劃。希特勒詢問了每個細節，興致越來越高，竟將在座的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處長忘得一幹二淨。
發表這種鼓動演講，三軍總司令隨後作報告，少數指揮官大談其軍人的信念，這成了作為政治家和最高統帥的希特勒的習慣。在以後的每次重大戰局前，以及其他重大軍事行動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戰役和萊茵河上遊戰役前，都採取這種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習”這種經過考驗的、具有說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無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規定的最後期限，命令國防軍於8 月26 日向波蘭發動進攻，使緊張氣氛驟然達到頂點。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向最高黨政機關發出通報，以便使它們採取一切措施支援國防軍，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保護居民安全，維護公共秩序。這件事再一次表現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踐踏任何一項按計劃進行的軍事工作。在國防軍統帥部領導下，多年與政府各部和“黨務辦公廳”共同為戰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並按軍事慣例編寫的《民事管理動員手冊》，均在最後一刻被希特勒毀棄。希特勒將波蘭戰局當成國防軍的一次“特別行動”，而不看作戰爭，因此要求暫時在“民事領域”避免一場可能引起民眾生活持久性混亂的事件發生。然而，國防軍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內進行動員，國防工業及大部工商企業也要於9 月3 日隨之實施動員，因此，人人心緒不定，處處雜亂無章。起初，這種混亂狀態給工業造成重大負擔，它必須在這種逐級動員情況下，放棄它長年的準備工作，負起“不可推卸”的義務；隨後又給國防軍造成負擔，它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瑣碎工作，將專業技術工人從軍隊裏挑出來，以充實國防工業。
在戰爭爆發的當天，戈林終於說服了希特勒，取消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作為領導機構的職能，使這個支離破碎的組織再一次受到衝擊。指揮參謀部“秘書處”所一直擔負的任務，移交給“總理府”，這個“秘書處”被國防軍統帥部操縱的“國防委員會”解散，安排到“國防部長會議”內，“黨”在這裏發揮著決定性影響。《國防法》的第二個文本在它的軍事指導權威方麵已經作了極大的限製，希特勒再次無視《國防法》的規定，最終將國防軍擠下了“戰時全民之領導”的位置。國防軍統帥部參謀民被完全撇在一邊，而他卻未提出任何異議。
8 月25 日傍晚，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裝部隊進入波蘭邊境的命令。當作者受凱特爾緊急調遣，匆匆來到總理府時，這個命令已經按“大事年表”所規定的最後時限，通過電話通知了有關部隊。用希特勒的軍事“辦公室”——國防處的一句話，就是以證實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總理府的路上，充滿了一種由於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產生的喜悅和激動。然而，當作者剛剛到達聽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話卻是：“您不要高興得太早，這隻不過是推遲幾天罷了！”
早就住在“山間別墅”的希特勒，從8 月中旬起，由於陸軍對其展開計劃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圖，使他的軍事活動再度頻繁起來。希特勒的副官也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請來參加這一活動。使他感到心滿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頭對陸軍總參謀部長施加影響。以凱特爾看來，利用這種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於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國防軍統帥部的書麵“指令”而引起的陸軍的過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陸軍的展開方案也確有改進，這是顯而易見的。
8 月22 日，希特勒在“山間別墅”的大廳裏，對將在進攻波蘭的作戰中擔任三軍指揮的全體高級將領們發表了數小時的講話，給人一種大戰在即的感覺。然而，他的講話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後一次說服三軍將領們，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確性，特別是確信西方列強將不會介入衝突。前一天，史達林準備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已眾所周知，這正是促使希特勒論證他這一“命題”的主要原因。當天下午，三軍總司令詳細報告了各軍種直至集團軍的作戰計劃。希特勒詢問了每個細節，興致越來越高，竟將在座的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處長忘得一幹二淨。
發表這種鼓動演講，三軍總司令隨後作報告，少數指揮官大談其軍人的信念，這成了作為政治家和最高統帥的希特勒的習慣。在以後的每次重大戰局前，以及其他重大軍事行動前，直至1944 年秋季阿登戰役和萊茵河上遊戰役前，都採取這種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習”這種經過考驗的、具有說服力的形式。
到了8 月23 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無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規定的最後期限，命令國防軍於8 月26 日向波蘭發動進攻，使緊張氣氛驟然達到頂點。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向最高黨政機關發出通報，以便使它們採取一切措施支援國防軍，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保護居民安全，維護公共秩序。這件事再一次表現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踐踏任何一項按計劃進行的軍事工作。在國防軍統帥部領導下，多年與政府各部和“黨務辦公廳”共同為戰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並按軍事慣例編寫的《民事管理動員手冊》，均在最後一刻被希特勒毀棄。希特勒將波蘭戰局當成國防軍的一次“特別行動”，而不看作戰爭，因此要求暫時在“民事領域”避免一場可能引起民眾生活持久性混亂的事件發生。然而，國防軍的主力要在8 月26 日至31 日之內進行動員，國防工業及大部工商企業也要於9 月3 日隨之實施動員，因此，人人心緒不定，處處雜亂無章。起初，這種混亂狀態給工業造成重大負擔，它必須在這種逐級動員情況下，放棄它長年的準備工作，負起“不可推卸”的義務；隨後又給國防軍造成負擔，它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瑣碎工作，將專業技術工人從軍隊裏挑出來，以充實國防工業。
在戰爭爆發的當天，戈林終於說服了希特勒，取消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作為領導機構的職能，使這個支離破碎的組織再一次受到衝擊。指揮參謀部“秘書處”所一直擔負的任務，移交給“總理府”，這個“秘書處”被國防軍統帥部操縱的“國防委員會”解散，安排到“國防部長會議”內，“黨”在這裏發揮著決定性影響。《國防法》的第二個文本在它的軍事指導權威方麵已經作了極大的限製，希特勒再次無視《國防法》的規定，最終將國防軍擠下了“戰時全民之領導”的位置。國防軍統帥部參謀民被完全撇在一邊，而他卻未提出任何異議。
8 月25 日傍晚，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裝部隊進入波蘭邊境的命令。當作者受凱特爾緊急調遣，匆匆來到總理府時，這個命令已經按“大事年表”所規定的最後時限，通過電話通知了有關部隊。用希特勒的軍事“辦公室”——國防處的一句話，就是以證實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總理府的路上，充滿了一種由於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產生的喜悅和激動。然而，當作者剛剛到達聽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話卻是：“您不要高興得太早，這隻不過是推遲幾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