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由於國防軍領率機構裏各種力量的競爭，而尚未處理的所有提案、備忘錄和口頭建議，在希特勒奪取軍事大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便全部被打入冷宮。國防軍統帥部的“指揮參謀部”被排擠出國防軍指揮層，甚至連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領率機構。這些表麵現象也唆使陸軍總參謀部放棄了他們一度走過的、與國防處保持密切合作這樣一條正確道路，盡管國防處作出各種妥協和讓步。
希特勒是這種事態發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這種爾虞我詐之中，按照“分權製和主管人員分散製”的思想坐收漁人之利。國防軍高級參謀部的這些弱點及其災難性的影響，不單單是由於國防軍統帥部組織無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應歸咎於三軍種的態度。他們不是聯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對希特勒，而是想法設法對這個“工作班子”行破壞之能事。
踏上戰爭之路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那個時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從——紐倫堡法庭稱之為——“關鍵性會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會商是於1939年5月23 日舉行的。會上，陸軍總司令部的將領在柏林總理府向希特勒報告了進攻波蘭的展開、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事先既沒有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通報，也沒有邀請他們參加這次會商，替代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的卻是陸、海軍總司令。在會商會上，希特勒無視他的指揮參謀部的存在，為準備未來的歐洲“進攻計劃”，他要求在國防軍統帥部裏組建一個“小型研究班子”，凱特爾對此毫無察覺。希特勒要求，這個班子應包括陸、海、空三軍代表，負責進行“最高等級上的作戰精神準備”，——大概是指戰略上的精神準備——“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希特勒在這裏以蹩腳的軍語所描繪的任務，正是在正常條件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所肩負的職責，也是他一開始就賦予它的任務，盡管它的職貢不是擬製一項進攻計劃，它的真正軍事職責是保衛帝國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沒有提到未來的戰略方針，也沒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會議還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角度說明，國防軍內嚴重缺乏秩序和信賴，這也是身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在當時和後來時常向國防軍首腦們流露的。會議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沒有高級軍事首腦參加的情況下，在柏林舉行了經長時間談判而與義大利締結的所謂“鋼鐵盟約”的隆重簽字儀式。這份條約所附加的秘密議定書，從性質上說毫無疑義是軍事同盟，它要求國防軍要承擔重大義務。然而，在這個條約的準備和締結過程中卻沒有那個軍事機構參與；甚至希特勒還在於1939年3、4月間在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唯一一次有雙方國防軍司令部代表（意方為帕裏阿尼將軍，德方為凱特爾將軍）參加的，會談中嚴禁討論戰略問題，因此在5月23日的會議上，希特勒沒有向與會者透露任何有關該條約的重要軍事內容。議定書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僅向與會者傳達了這樣一句話：“保守秘密——即指進攻波蘭的計劃——是取得勝利的前提。這個計劃，即便是對義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對於義大利來說，隻有突破馬奇諾防線，此問題還有待研究。”盡管作者當時是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但所獲悉的有關這次會商的內容，也隻是凱特爾知道的那一點點。其中沒有任何超出波蘭戰局計劃的內容。這些消息，同時聯繫到當時的政治事態，作者毫無疑義地認為，希特勒企圖發動一場新的“鮮花戰爭”，並將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一名長年作約德爾的首席助手——當時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貝格中校接替。此後，他們不再心甘情願地繼續充當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為其戰爭目標服務。他們盡管認識到自己地位的嚴重虛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對希特勒企圖進攻波蘭的行動，以及用現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戰爭的企圖。
他們的第一次行動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關係到希特勒的戰爭計劃的事，而隻以他特別感興趣的數據使這位國防軍最高統帥相信，歐洲西方列強的軍備遠遠超過德國的潛力——雖然希特勒不願意將西方的介入考慮在內。他們將此項計劃的目的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作了說明，凱特爾稍加思索後便給以否定。因為他認為，希特勒會立刻看穿他們的真正企圖是對他的決斷施加影響，參謀部從而將失去他的信任，此項計劃由此宣告失敗。緊接著，有人提出另一個建議；按照過去的模式，於1939 年夏季，根據當時的世界形勢，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舉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國防軍司令部演習，請希特勒親自指揮。他們希望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要特別向希特勒說明，指揮此次演習，對位居國防軍最高統帥的希特勒來說，是一次對內對外進行宣傳的大好機會。他們滿以為這次會穩操勝券。結果，這個本想讓希特勒在演習中親眼看一看他的冒險行動將遭何種厄運的計劃，又敗在凱特爾手裏。凱特爾說，讓元首和總理指揮一次司令部演習是一種絕推可能的苛求。結果，這個企圖利用希特勒想在戰爭中指揮國防軍欲望的計劃仍未獲任何結果。
希特勒是這種事態發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這種爾虞我詐之中，按照“分權製和主管人員分散製”的思想坐收漁人之利。國防軍高級參謀部的這些弱點及其災難性的影響，不單單是由於國防軍統帥部組織無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應歸咎於三軍種的態度。他們不是聯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對希特勒，而是想法設法對這個“工作班子”行破壞之能事。
踏上戰爭之路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那個時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從——紐倫堡法庭稱之為——“關鍵性會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會商是於1939年5月23 日舉行的。會上，陸軍總司令部的將領在柏林總理府向希特勒報告了進攻波蘭的展開、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事先既沒有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通報，也沒有邀請他們參加這次會商，替代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的卻是陸、海軍總司令。在會商會上，希特勒無視他的指揮參謀部的存在，為準備未來的歐洲“進攻計劃”，他要求在國防軍統帥部裏組建一個“小型研究班子”，凱特爾對此毫無察覺。希特勒要求，這個班子應包括陸、海、空三軍代表，負責進行“最高等級上的作戰精神準備”，——大概是指戰略上的精神準備——“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希特勒在這裏以蹩腳的軍語所描繪的任務，正是在正常條件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所肩負的職責，也是他一開始就賦予它的任務，盡管它的職貢不是擬製一項進攻計劃，它的真正軍事職責是保衛帝國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沒有提到未來的戰略方針，也沒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會議還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角度說明，國防軍內嚴重缺乏秩序和信賴，這也是身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在當時和後來時常向國防軍首腦們流露的。會議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沒有高級軍事首腦參加的情況下，在柏林舉行了經長時間談判而與義大利締結的所謂“鋼鐵盟約”的隆重簽字儀式。這份條約所附加的秘密議定書，從性質上說毫無疑義是軍事同盟，它要求國防軍要承擔重大義務。然而，在這個條約的準備和締結過程中卻沒有那個軍事機構參與；甚至希特勒還在於1939年3、4月間在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唯一一次有雙方國防軍司令部代表（意方為帕裏阿尼將軍，德方為凱特爾將軍）參加的，會談中嚴禁討論戰略問題，因此在5月23日的會議上，希特勒沒有向與會者透露任何有關該條約的重要軍事內容。議定書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僅向與會者傳達了這樣一句話：“保守秘密——即指進攻波蘭的計劃——是取得勝利的前提。這個計劃，即便是對義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對於義大利來說，隻有突破馬奇諾防線，此問題還有待研究。”盡管作者當時是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但所獲悉的有關這次會商的內容，也隻是凱特爾知道的那一點點。其中沒有任何超出波蘭戰局計劃的內容。這些消息，同時聯繫到當時的政治事態，作者毫無疑義地認為，希特勒企圖發動一場新的“鮮花戰爭”，並將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一名長年作約德爾的首席助手——當時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貝格中校接替。此後，他們不再心甘情願地繼續充當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為其戰爭目標服務。他們盡管認識到自己地位的嚴重虛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對希特勒企圖進攻波蘭的行動，以及用現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戰爭的企圖。
他們的第一次行動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關係到希特勒的戰爭計劃的事，而隻以他特別感興趣的數據使這位國防軍最高統帥相信，歐洲西方列強的軍備遠遠超過德國的潛力——雖然希特勒不願意將西方的介入考慮在內。他們將此項計劃的目的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作了說明，凱特爾稍加思索後便給以否定。因為他認為，希特勒會立刻看穿他們的真正企圖是對他的決斷施加影響，參謀部從而將失去他的信任，此項計劃由此宣告失敗。緊接著，有人提出另一個建議；按照過去的模式，於1939 年夏季，根據當時的世界形勢，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舉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國防軍司令部演習，請希特勒親自指揮。他們希望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要特別向希特勒說明，指揮此次演習，對位居國防軍最高統帥的希特勒來說，是一次對內對外進行宣傳的大好機會。他們滿以為這次會穩操勝券。結果，這個本想讓希特勒在演習中親眼看一看他的冒險行動將遭何種厄運的計劃，又敗在凱特爾手裏。凱特爾說，讓元首和總理指揮一次司令部演習是一種絕推可能的苛求。結果，這個企圖利用希特勒想在戰爭中指揮國防軍欲望的計劃仍未獲任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