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國防軍的領事機構
總司令和他的參謀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布洛姆貝格（後晉升為元帥）同時被任命為“國防軍總司令”。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國防部長們就已經具有這種權力，那麽布洛姆貝格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仿效國家的集權領導，將其活動的重點放在“指揮權”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國防自由”以來，這位“戰爭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便開始致力於組建新的軍事指揮機構（註：參見國防軍領率機構附圖一），提高其權威。他淩駕於陸、海、空三軍之上，將整個德國國防軍的行動納入國家最高領導的方針之下。除了“武裝戰爭”’之外，他還將“總體戰爭”的其他手段，如國防宣傳、經濟戰爭，乃至全國民防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隨著這種嚴格的、表麵看來有條不紊的高級軍事指揮機構的組建。德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大國走過的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級指揮機構卻在各自的軍事領域裏遭到冷遇，被視為弊端。象其他國家一樣，隻有帝國總理一人被視為武裝部隊“法定”的最高領導，而總司令的權限通常隻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領域。因此，一個新的執掌全麵指揮大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必須在國家元首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這也就是說，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必須將他們各自的領域，特別是對本軍種的指揮權限的一大部分讓給新的上司。這種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在尚未對這種權力和職責分配的可行性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三軍總司令們的軍事等級就已經降了一大截。
對他們來說，更為明顯的變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為了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自1934 年，國防軍總司令小心謹慎地在他國防部的首腦機構中增加了一些參謀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腦機構還隻是一個履行行政管理任務的“局”。但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部的關係上，他的這個參謀部仍扮演了一個上司的角色。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對於最重要、最強大的軍種陸軍總參謀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對於習慣於獨立執掌海戰指揮權的海軍總參謀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的空軍總參謀部來說，也被視為一種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國王和皇帝發號施令的時代，也沒有出現過淩駕於陸軍、海軍之上的指揮參謀部，更何況“陸軍總參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稱之為“最高統帥部”——決定著整個戰爭的進程。
爭取國防軍形式和內部的協調統一
鑑於以上情況，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對布洛姆貝格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進行了極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爭。陸軍總司令、上將馮·弗裏奇男爵認為，在德國乃全將來的大陸，陸軍仍將是國防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對新出現的空軍作戰理論置之不理，要求陸軍在戰爭中對三軍指揮施加權威性影響。他在30 年代中期與統帥部交換的備忘錄裏就寫道：“陸軍總司令是‘戰爭中的頭目’”。“因此，他必須是國家元首在全部戰爭指導問題上——也包括空、海軍作戰問題上的首席顧問，以及陸戰問題的唯一顧問”。所以，當新組建的、作為其上級的國防軍司令部，利用一批陸軍將官和總參謀部軍官，而這些將軍和總參謀部軍官們本來是應當為陸軍作事的，占據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時，他越發為上述觀點的無法兌現而焦躁不安。而海軍和空軍並不為此而憂慮，因為兩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部可以另闢蹊徑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譬如，海軍總司領雷德爾大將依靠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德國由於處在大陸這一自然條件下，因此在實施統一指揮時很少涉及到海軍；而帝國航空部長、空軍總司令戈林，依靠的則是他在國內和黨內的優越地位，以及他與希特勒的親密的個人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姆貝格及其指揮參謀部的地位一直處在激烈的爭議之中。在國防軍首腦機關的日常工作處在無休止的爭吵的條件下，舉行了數次國防軍統帥部圖上演習、軍事調研會、司令部演習，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次國防軍軍事演習。在這些演習中，這一新組建的指揮機構首次受到考驗，同時也受到不斷的非難，以及軍爭上異乎尋常的反抗。
麵對這一切，國防軍最高司令不為所動，堅定不移地走著他已經開闢的路，同時——自1935 年——他的作戰處處長約德爾上校給予他以狂熱的支持，為此約德爾甚至拒絕擔任空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布洛姆貝格除了計劃在將來組建一個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內的“國防軍部”’以及無所不管的“國防軍總參謀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決的眼前問題是要設立隸屬於國防軍統帥部的所謂“國防軍總司令”。他應當取代陸軍各軍區司令的職位，包攬國防軍的一切任務，其中包括維護領土主權、內政和防禦問題、國防經濟和徵兵事宜。
工作上的緊張和對立也滲透到了人際關係之中。結果，隱藏在從陸軍脫穎而出的、目前擔任要職的將軍們之中的分裂逐步公開化。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周圍同事結成親密夥伴，使最高軍官團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族社會主義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舊的陸軍派。
總司令和他的參謀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布洛姆貝格（後晉升為元帥）同時被任命為“國防軍總司令”。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國防部長們就已經具有這種權力，那麽布洛姆貝格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仿效國家的集權領導，將其活動的重點放在“指揮權”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國防自由”以來，這位“戰爭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便開始致力於組建新的軍事指揮機構（註：參見國防軍領率機構附圖一），提高其權威。他淩駕於陸、海、空三軍之上，將整個德國國防軍的行動納入國家最高領導的方針之下。除了“武裝戰爭”’之外，他還將“總體戰爭”的其他手段，如國防宣傳、經濟戰爭，乃至全國民防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隨著這種嚴格的、表麵看來有條不紊的高級軍事指揮機構的組建。德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大國走過的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級指揮機構卻在各自的軍事領域裏遭到冷遇，被視為弊端。象其他國家一樣，隻有帝國總理一人被視為武裝部隊“法定”的最高領導，而總司令的權限通常隻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領域。因此，一個新的執掌全麵指揮大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必須在國家元首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這也就是說，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必須將他們各自的領域，特別是對本軍種的指揮權限的一大部分讓給新的上司。這種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在尚未對這種權力和職責分配的可行性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三軍總司令們的軍事等級就已經降了一大截。
對他們來說，更為明顯的變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為了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自1934 年，國防軍總司令小心謹慎地在他國防部的首腦機構中增加了一些參謀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腦機構還隻是一個履行行政管理任務的“局”。但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部的關係上，他的這個參謀部仍扮演了一個上司的角色。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對於最重要、最強大的軍種陸軍總參謀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對於習慣於獨立執掌海戰指揮權的海軍總參謀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的空軍總參謀部來說，也被視為一種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國王和皇帝發號施令的時代，也沒有出現過淩駕於陸軍、海軍之上的指揮參謀部，更何況“陸軍總參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稱之為“最高統帥部”——決定著整個戰爭的進程。
爭取國防軍形式和內部的協調統一
鑑於以上情況，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對布洛姆貝格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進行了極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爭。陸軍總司令、上將馮·弗裏奇男爵認為，在德國乃全將來的大陸，陸軍仍將是國防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對新出現的空軍作戰理論置之不理，要求陸軍在戰爭中對三軍指揮施加權威性影響。他在30 年代中期與統帥部交換的備忘錄裏就寫道：“陸軍總司令是‘戰爭中的頭目’”。“因此，他必須是國家元首在全部戰爭指導問題上——也包括空、海軍作戰問題上的首席顧問，以及陸戰問題的唯一顧問”。所以，當新組建的、作為其上級的國防軍司令部，利用一批陸軍將官和總參謀部軍官，而這些將軍和總參謀部軍官們本來是應當為陸軍作事的，占據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時，他越發為上述觀點的無法兌現而焦躁不安。而海軍和空軍並不為此而憂慮，因為兩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部可以另闢蹊徑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譬如，海軍總司領雷德爾大將依靠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德國由於處在大陸這一自然條件下，因此在實施統一指揮時很少涉及到海軍；而帝國航空部長、空軍總司令戈林，依靠的則是他在國內和黨內的優越地位，以及他與希特勒的親密的個人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姆貝格及其指揮參謀部的地位一直處在激烈的爭議之中。在國防軍首腦機關的日常工作處在無休止的爭吵的條件下，舉行了數次國防軍統帥部圖上演習、軍事調研會、司令部演習，以及1937 年的唯一一次國防軍軍事演習。在這些演習中，這一新組建的指揮機構首次受到考驗，同時也受到不斷的非難，以及軍爭上異乎尋常的反抗。
麵對這一切，國防軍最高司令不為所動，堅定不移地走著他已經開闢的路，同時——自1935 年——他的作戰處處長約德爾上校給予他以狂熱的支持，為此約德爾甚至拒絕擔任空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布洛姆貝格除了計劃在將來組建一個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內的“國防軍部”’以及無所不管的“國防軍總參謀部”以外，1937 年所要解決的眼前問題是要設立隸屬於國防軍統帥部的所謂“國防軍總司令”。他應當取代陸軍各軍區司令的職位，包攬國防軍的一切任務，其中包括維護領土主權、內政和防禦問題、國防經濟和徵兵事宜。
工作上的緊張和對立也滲透到了人際關係之中。結果，隱藏在從陸軍脫穎而出的、目前擔任要職的將軍們之中的分裂逐步公開化。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周圍同事結成親密夥伴，使最高軍官團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族社會主義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舊的陸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