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鎮上的孩子啊……”吉敷喃喃說道。
這一瞬間，他心裏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恩田之妻所說的話，與這句話聯繫到了一起。
“恩田先生，當時你身上穿了件長外套，是吧？”
“嗯，沒錯。那天雖然天氣晴朗，但一直待在外邊的話也挺冷的。”
“是雞血嗎？沾到你外套上的血，是雞血嗎？”
估計因為之前已經在法庭上講述了太多次的緣故，恩田的回答聽起來有些漠然。
“沒錯，是雞血。”
語調冷漠平靜，無法從中感受到半點感情。
2
“雞血？你確定嗎？”吉敷問道。盡管恩田表現得極為漠然，但對吉敷而言，卻使他堅信恩田就是兇手的理由開始崩潰。
“確定……”
恩田投來厭惡的目光。
“那不是人類的血？”
老者的麵容歪斜扭曲起來。
“怎麽會是人血？開什麽玩笑！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麽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來連架都沒打過。不過來到這裏之後，倒變得會跟看守打架了。”
“當時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雞血吧？”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個美國演員曾在某部電影裏穿過的，後來就流行起來了。是一件長外套，顏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來應該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邊殺過好幾次雞，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應該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殺雞嗎？”
“沒錯。”
“總是在同一個地方？”
“不，這倒不一定。雖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處地方。有的離家比較遠，有的離家比較近。”
“為什麽每次都要換個地方呢？”
“這個嘛……因為殺雞畢竟算不上什麽好事，我想避開路人的目光。但有時雞的隻數太多，沒法兒到遠處去。還要在水邊，因為要把血洗幹淨，最好還能寬敞點兒。這麽一來，符合條件的就隻有那四處地方了。”
“案發當天呢？”
“去的是離家較遠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後來到哪兒去了？”
“律師曾經找過，但哪兒都找不到。”
“檢察官說那上邊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還安排鑑識科的人調查了那件外套，證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調查過沒有。”
“有沒有提到過血型之類的？”
“好像沒提過。我不記得有人說過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過，也沒有作為證據。話說回來，這件事並未引起過什麽爭議。”
“我聽說最終鬧上最高法庭時，那件理應作為證據的外套卻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隻是雞血的話，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證物。有了它，不光重審申請會得到批準，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裏說道。為了解救自己，許多人都會編造謊言，這些人的說法是不能全盤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時間去編造一個合情合理的藉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腦海裏浮現，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會相信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變證詞的吧？”
恩田點頭。
“為什麽要改呢？”
這些事雖然已經聽他妻子說過，但那畢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許丈夫有其他的說法。
“沒有什麽為什麽，因為那是事實。”恩田說道。
“這麽說來，你剛開始撒了謊，是吧？為什麽不從一開始就實話實說呢？”
“因為當時我聽信了律師的話。他說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實話說出來，也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更別提主張自己無罪了。既然已經遭到警方逮捕，檢察官也提起了公訴，法官就會對案件抱有一種先人為主的觀點，不會輕易相信我說的話的。聰明的話還是在法庭上老實點兒，讓他們判個二十年有期徒刑。當時律師就是這樣叮囑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聽信他的話了？”
“除此之外還能怎樣？我們什麽都不懂，對法律更是一竅不通。除了相信律師，還能怎麽辦？”
“可這是連殺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麽看，這種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這一點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奮起抗爭，是會把你拉去槍斃的。這種情況下，不管律師說什麽，都應該顧不上理會吧？”
“當時我身邊找不到半個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這邊的隻有律師；他很耐心地對我說該怎麽辦，讓我按他說的去做，並保證他是不會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這份兒上了，我還能有什麽辦法？幹脆就死了這條心，聽天由命吧。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做了努力的。我質問他，為什麽不能說這不是我幹的，人不是我殺的？”
“嗯，那後來呢？”
“律師大為光火，說如果我這麽說了，這件案子他就徹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話，我就連個律師都沒有了，隻能獨自一人在法庭上戰鬥。”
“一派胡言，純粹詐唬人。沒有律師，公審也無法展開。”
“這些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一點兒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著是律師，然後是法官，這些人把我騙得團團轉。我是個沒知識的鄉巴佬，要騙我非常輕鬆。每個人都用話來誆我……在姬安警署被拷問的時候，警察叫我坦白，並反覆強調這份調查報告隻是臨時的，不會拿來做量刑的依據，真實情況等上了法庭再說也不遲。審判時我隻用說一句調查報告並不屬實，陪審團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張。他們告訴我這叫自由心證主義，說或許我不知道，但現在的法官可以脫離證據、光憑主觀印象判定被告有罪還是無罪，所以一定要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早早坦白說是自己幹的，就會給審判團留下一個好印象。還說他和審判團的人很熟，會替我說話的，不會判死刑。他反覆對我說讓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謊，也要先承認人是我殺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這是典型的威逼利誘，是警方在騙取嫌犯自供時經常使用的一種手段。利用嫌犯的無知對其進行哄騙。如果不這麽做，就無法取得供詞。說出來雖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時隻能採取這類手段。不過吉敷自己從來沒這麽幹過。
“當時我發著高燒，冷得發抖、噁心想吐，他們對我說隻要我乖乖照他們說的去做，就讓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說在這兒坦白與法庭的裁決毫無幹係。當時我相信了他們的話，認同了他們的指控。然而那些話全是警方編造的謊言，一審的判決書上寫著‘判處死刑’，還說附帶說明——‘鑑於無人會在無罪的情況下承認殺人，因而自白證詞真實可信，並依此判處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法官自己心裏應該也很清楚，自供書是警方在審問現場用什麽手段套取的。”
這一瞬間，他心裏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恩田之妻所說的話，與這句話聯繫到了一起。
“恩田先生，當時你身上穿了件長外套，是吧？”
“嗯，沒錯。那天雖然天氣晴朗，但一直待在外邊的話也挺冷的。”
“是雞血嗎？沾到你外套上的血，是雞血嗎？”
估計因為之前已經在法庭上講述了太多次的緣故，恩田的回答聽起來有些漠然。
“沒錯，是雞血。”
語調冷漠平靜，無法從中感受到半點感情。
2
“雞血？你確定嗎？”吉敷問道。盡管恩田表現得極為漠然，但對吉敷而言，卻使他堅信恩田就是兇手的理由開始崩潰。
“確定……”
恩田投來厭惡的目光。
“那不是人類的血？”
老者的麵容歪斜扭曲起來。
“怎麽會是人血？開什麽玩笑！這種事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外套上怎麽可能沾有人血。我自打出生以來連架都沒打過。不過來到這裏之後，倒變得會跟看守打架了。”
“當時你的外套上沾了不少雞血吧？”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因為那件衣服是深灰色的，就是之前有個美國演員曾在某部電影裏穿過的，後來就流行起來了。是一件長外套，顏色接近黑色，染上血也看不太清。想來應該沾了不少吧，之前我在河邊殺過好幾次雞，幾乎每個星期都去，應該沾了不少。”
“你每次都是在北上川河畔殺雞嗎？”
“沒錯。”
“總是在同一個地方？”
“不，這倒不一定。雖然每次都稍有不同，但常去的也就四處地方。有的離家比較遠，有的離家比較近。”
“為什麽每次都要換個地方呢？”
“這個嘛……因為殺雞畢竟算不上什麽好事，我想避開路人的目光。但有時雞的隻數太多，沒法兒到遠處去。還要在水邊，因為要把血洗幹淨，最好還能寬敞點兒。這麽一來，符合條件的就隻有那四處地方了。”
“案發當天呢？”
“去的是離家較遠的地方。”
“那件沾血的外套後來到哪兒去了？”
“律師曾經找過，但哪兒都找不到。”
“檢察官說那上邊的血就是河合民夫一家三口的血？”
“是的。”
“還安排鑑識科的人調查了那件外套，證明是人血？”
“嗯，差不多吧……也不知道到底調查過沒有。”
“有沒有提到過血型之類的？”
“好像沒提過。我不記得有人說過河合一家三口的血型，就算提過，也沒有作為證據。話說回來，這件事並未引起過什麽爭議。”
“我聽說最終鬧上最高法庭時，那件理應作為證據的外套卻消失了？”
“是的。”
“如果外套上沾的隻是雞血的話，那可是件不得了的證物。有了它，不光重審申請會得到批準，甚至有可能推翻原判。”
但前提是找到它——吉敷在心裏說道。為了解救自己，許多人都會編造謊言，這些人的說法是不能全盤相信的。被告有充足的時間去編造一個合情合理的藉口，如果它不停地在腦海裏浮現，久而久之，被告自己也會相信這便是真相。
“你是在最高法庭上改變證詞的吧？”
恩田點頭。
“為什麽要改呢？”
這些事雖然已經聽他妻子說過，但那畢竟是他妻子的理解，或許丈夫有其他的說法。
“沒有什麽為什麽，因為那是事實。”恩田說道。
“這麽說來，你剛開始撒了謊，是吧？為什麽不從一開始就實話實說呢？”
“因為當時我聽信了律師的話。他說一旦上了刑事法庭，就算被告把實話說出來，也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更別提主張自己無罪了。既然已經遭到警方逮捕，檢察官也提起了公訴，法官就會對案件抱有一種先人為主的觀點，不會輕易相信我說的話的。聰明的話還是在法庭上老實點兒，讓他們判個二十年有期徒刑。當時律師就是這樣叮囑我的。”
“而你就乖乖地聽信他的話了？”
“除此之外還能怎樣？我們什麽都不懂，對法律更是一竅不通。除了相信律師，還能怎麽辦？”
“可這是連殺三人的大案啊。死的可不是一人，再怎麽看，這種案子都是要判死刑的。這一點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如果不奮起抗爭，是會把你拉去槍斃的。這種情況下，不管律師說什麽，都應該顧不上理會吧？”
“當時我身邊找不到半個能出主意的人，站在我這邊的隻有律師；他很耐心地對我說該怎麽辦，讓我按他說的去做，並保證他是不會害我的。既然事情都到這份兒上了，我還能有什麽辦法？幹脆就死了這條心，聽天由命吧。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做了努力的。我質問他，為什麽不能說這不是我幹的，人不是我殺的？”
“嗯，那後來呢？”
“律師大為光火，說如果我這麽說了，這件案子他就徹底不管了。要是他也不管的話，我就連個律師都沒有了，隻能獨自一人在法庭上戰鬥。”
“一派胡言，純粹詐唬人。沒有律師，公審也無法展開。”
“這些我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一點兒都不了解。先是刑警，接著是律師，然後是法官，這些人把我騙得團團轉。我是個沒知識的鄉巴佬，要騙我非常輕鬆。每個人都用話來誆我……在姬安警署被拷問的時候，警察叫我坦白，並反覆強調這份調查報告隻是臨時的，不會拿來做量刑的依據，真實情況等上了法庭再說也不遲。審判時我隻用說一句調查報告並不屬實，陪審團就能立刻明白我的主張。他們告訴我這叫自由心證主義，說或許我不知道，但現在的法官可以脫離證據、光憑主觀印象判定被告有罪還是無罪，所以一定要給他們留下一個好印象。早早坦白說是自己幹的，就會給審判團留下一個好印象。還說他和審判團的人很熟，會替我說話的，不會判死刑。他反覆對我說讓我放心，相信他，就算是撒謊，也要先承認人是我殺的。”
吉敷陷入了沉默。這是典型的威逼利誘，是警方在騙取嫌犯自供時經常使用的一種手段。利用嫌犯的無知對其進行哄騙。如果不這麽做，就無法取得供詞。說出來雖然有些不大光彩，但必要時隻能採取這類手段。不過吉敷自己從來沒這麽幹過。
“當時我發著高燒，冷得發抖、噁心想吐，他們對我說隻要我乖乖照他們說的去做，就讓我穿上衣服去看大夫，又說在這兒坦白與法庭的裁決毫無幹係。當時我相信了他們的話，認同了他們的指控。然而那些話全是警方編造的謊言，一審的判決書上寫著‘判處死刑’，還說附帶說明——‘鑑於無人會在無罪的情況下承認殺人，因而自白證詞真實可信，並依此判處被告死刑。’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法官自己心裏應該也很清楚，自供書是警方在審問現場用什麽手段套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