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田步履蹣跚地走過來，先用手抓住椅背，之後頗費了一番力氣才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身體還好吧？”
這句話脫口而出，吉敷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問起這個。
“很糟。”恩田立刻回應道，“不光有糖尿病，十二指腸也有些問題。這兩天連腿腳也不怎麽靈便，走路都困難。”
長年待在看守所裏的人大都會因為運動不足而患上各種各樣的疾病，尤其表現在腿上。按規定，每日是有一定運動時間的，但多數收監者拒絕出去運動，喜歡終日獨自一人坐在牢房裏。尤其是高齡犯人，會比在社會上自由生活的老人更早就無法行走。
“不是這裏痛，就是那裏疼，眼睛也不大好使。”
吉敷沉默不語，靜靜地聽著恩田講述。盡管心裏很想對他說句“加油”，但目前自己的立場不允許他這麽做。
“閣下是刑警？”
恩田用低沉嘶啞的聲音問道。
“是的。”吉敷回應道。
“我還以為是檢察官呢。”恩田囁嚅著說道，“那……您找我這個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囚犯有什麽事昵？”
“我見過您太太了。”吉敷開門見山地說道，說完偷窺了一下恩田的表情。然而聽到對方提起自己妻子的恩田，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當時她獨自一人在日比穀公園裏發表演說。在那之前，她還在咖啡館裏和搜查一課的峰脅主任發生過口角。”
恩田緩緩點頭，雙眸變得濕潤。不過他原本就這副模樣。他依舊沒有接下話茬。
“之後，我和您太太稍稍聊了兩句，她跟我講了有關這件案子的事。我因此萌生想和您當麵聊聊的想法。就像現在這樣。”
“為什麽？”恩田立刻問道。看他那樣子，仿佛覺得眼前的刑警是個多管閑事的麻煩人。吉敷碰了一鼻子灰，心想看來這位老人心中隱隱藏著一絲怒氣呢。
“刑警先生，您想和我這個已被判處死刑的人聊什麽事兒呢？事到如今，您到這兒來是想問些什麽呢？調查期早已結束，四十年前就已然結束了，還有什麽好問的？”
被對方這樣一問，吉敷也隻能沉默不語。對方說得一點兒沒錯。事到如今再去詢問案情，隻是徒勞，無濟於事。這是自找麻煩，怎麽會做出這樣的事，吉敷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之前沒對案情做過整理，純粹隻是來隨口問問，想確認一下恩田是否是罪犯。再說得具體些，其實隻是想親自確認對方就是罪犯。吉敷並不想把整件案子推倒重來，他認為這種事情隻要看看對方的眼睛就能做出判斷。沒想到事實並非如此。看著眼前這位老者的眼睛，吉敷卻依舊感到茫然。什麽感覺都沒有。他覺得很不可思議，之前積累下來的經驗，此時竟然完全派不上半點用場。
該怎麽辦才好？問還是不問？吉敷稍稍猶豫了一陣，如果不問，這樣那樣地打圓場，解釋自己來此的原因也挺麻煩。於是，沉默了一陣之後，他開口說道：“河合民夫一家三口，是你殺的吧？”
恩田聞言耷拉著腦袋冷笑不止，這樣的動作令吉敷不解。這時，正笑著的老人突然咳嗽起來。
對方的咳嗽持續了好一陣子。尷尬的吉敷突然感到一種無力。那是一種在麵對嫌犯時從未體驗過的、近似於全身虛脫的感覺。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感覺，吉敷自己也不甚了解。他覺得老人與自己之間似乎隔了一堵厚厚的牆——那是一麵構築長達四十年之久，名為“時間”的牆。而且沒那麽簡單就能消除。“恩田事件”一審的時候，自己還不過是個孩子，吉敷憑直覺認定對方似乎是在嗤笑這一點。
“都這時候了，還有什麽好說的？這四十年裏，我一直不停地說這件事。颳風也好，下雨也罷，每天不停地說。判決書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還有什麽好問的？”老者抬起頭說道，聲音中還殘留著咳嗽之後的痛苦喘息。
“是不是你幹的？”吉敷再次問道。既然開口了，就一定要問出個最終結果來。
“是不是又能怎樣？你會相信我說的話嗎？你隻是一名刑警，知道了又能如何？”
“是不是你幹的？”吉敷不放棄地追問。
恩田猛地轉過頭來，惡狠狠地瞪著吉敷的臉，之前的笑容已消失無蹤。
“怎麽可能是我幹的？！”
恩田的聲音中包含著憤怒。吉敷一眼就看到，他那周圍布滿皺紋的眼眶裏已淚水盈盈。因為碌碌無為、無端丟掉了四十年時光而產生的憤怒，使他的肩膀和下顎顫抖不止。
“不是你幹的啊……”
吉敷毫無意義地重複著對方的話，沉思著。仿佛被對方的聲音和氣勢所壓倒，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恩田的反應不管從哪個方麵來看都與吉敷的預想不同，正因如此，吉敷才會感到難以應對。
“你要是真想聽，我就說給你聽好了。不過說了也沒有任何意義，那件事我已經說了無數次了，每一個細節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我一下午都在北上川河畔。雖然中途稍微離開了一兩分鍾，但都在距離不遠的地方，可以說，我一直待在那裏。”
“你的意思是，你有不在場證明……”
“嗯，沒錯。我有不在場證明。”
“有人能替你證明這一點嗎？”
老人哼了一聲。
“如果能有人能證明的話，我也就不必吃這麽多苦頭了。寒冬臘月的，哪有人會跑到冰冷的河畔去挨凍？”
“沒人能證明，是吧？”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那天我在河邊殺雞，有兩個小孩一直在旁邊看著。”
“也就是說，曾經有人在那裏看到過你？”
“可惜是兩個孩子，後來我們曾到處找過那兩個孩子。不光我老婆，還有律師和支持我的人，全都去找過。但畢竟距離案發已經過了三十年，最後還是沒能找到。而且對方當時還是孩子，小孩的話，也沒辦法相信。”
“也不是小孩的話就不能相信，隻是沒有找到，那就沒辦法了。當時那兩個小孩大概幾歲？”
“六七歲吧，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你是否還記得那兩個小孩的長相、著裝之類的？”
“我隻記得那個女孩長得挺可愛，感覺像個城裏的孩子。身上穿著紅色的衣服。那個男孩子則是一身黑衣。他們兩人我之前都沒見過。”
“你當時和他們說過話嗎？比方說，有沒有問過他們叫什麽名字，或是住在哪裏之類的。”
“話倒是說了幾句，不過沒聊什麽。隻是‘喂喂’地打了幾聲招呼，然後就是‘不可以那樣’這類的話。”
“名字和住址都沒問？”
“沒有，那兩個孩子看起來像是其他鎮上的。一臉好奇地看我殺雞。如果是住在附近的孩子，是不會覺得殺雞這種事有多稀奇的。”
“身體還好吧？”
這句話脫口而出，吉敷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麽問起這個。
“很糟。”恩田立刻回應道，“不光有糖尿病，十二指腸也有些問題。這兩天連腿腳也不怎麽靈便，走路都困難。”
長年待在看守所裏的人大都會因為運動不足而患上各種各樣的疾病，尤其表現在腿上。按規定，每日是有一定運動時間的，但多數收監者拒絕出去運動，喜歡終日獨自一人坐在牢房裏。尤其是高齡犯人，會比在社會上自由生活的老人更早就無法行走。
“不是這裏痛，就是那裏疼，眼睛也不大好使。”
吉敷沉默不語，靜靜地聽著恩田講述。盡管心裏很想對他說句“加油”，但目前自己的立場不允許他這麽做。
“閣下是刑警？”
恩田用低沉嘶啞的聲音問道。
“是的。”吉敷回應道。
“我還以為是檢察官呢。”恩田囁嚅著說道，“那……您找我這個已經被判處死刑的囚犯有什麽事昵？”
“我見過您太太了。”吉敷開門見山地說道，說完偷窺了一下恩田的表情。然而聽到對方提起自己妻子的恩田，臉上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
“當時她獨自一人在日比穀公園裏發表演說。在那之前，她還在咖啡館裏和搜查一課的峰脅主任發生過口角。”
恩田緩緩點頭，雙眸變得濕潤。不過他原本就這副模樣。他依舊沒有接下話茬。
“之後，我和您太太稍稍聊了兩句，她跟我講了有關這件案子的事。我因此萌生想和您當麵聊聊的想法。就像現在這樣。”
“為什麽？”恩田立刻問道。看他那樣子，仿佛覺得眼前的刑警是個多管閑事的麻煩人。吉敷碰了一鼻子灰，心想看來這位老人心中隱隱藏著一絲怒氣呢。
“刑警先生，您想和我這個已被判處死刑的人聊什麽事兒呢？事到如今，您到這兒來是想問些什麽呢？調查期早已結束，四十年前就已然結束了，還有什麽好問的？”
被對方這樣一問，吉敷也隻能沉默不語。對方說得一點兒沒錯。事到如今再去詢問案情，隻是徒勞，無濟於事。這是自找麻煩，怎麽會做出這樣的事，吉敷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之前沒對案情做過整理，純粹隻是來隨口問問，想確認一下恩田是否是罪犯。再說得具體些，其實隻是想親自確認對方就是罪犯。吉敷並不想把整件案子推倒重來，他認為這種事情隻要看看對方的眼睛就能做出判斷。沒想到事實並非如此。看著眼前這位老者的眼睛，吉敷卻依舊感到茫然。什麽感覺都沒有。他覺得很不可思議，之前積累下來的經驗，此時竟然完全派不上半點用場。
該怎麽辦才好？問還是不問？吉敷稍稍猶豫了一陣，如果不問，這樣那樣地打圓場，解釋自己來此的原因也挺麻煩。於是，沉默了一陣之後，他開口說道：“河合民夫一家三口，是你殺的吧？”
恩田聞言耷拉著腦袋冷笑不止，這樣的動作令吉敷不解。這時，正笑著的老人突然咳嗽起來。
對方的咳嗽持續了好一陣子。尷尬的吉敷突然感到一種無力。那是一種在麵對嫌犯時從未體驗過的、近似於全身虛脫的感覺。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感覺，吉敷自己也不甚了解。他覺得老人與自己之間似乎隔了一堵厚厚的牆——那是一麵構築長達四十年之久，名為“時間”的牆。而且沒那麽簡單就能消除。“恩田事件”一審的時候，自己還不過是個孩子，吉敷憑直覺認定對方似乎是在嗤笑這一點。
“都這時候了，還有什麽好說的？這四十年裏，我一直不停地說這件事。颳風也好，下雨也罷，每天不停地說。判決書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還有什麽好問的？”老者抬起頭說道，聲音中還殘留著咳嗽之後的痛苦喘息。
“是不是你幹的？”吉敷再次問道。既然開口了，就一定要問出個最終結果來。
“是不是又能怎樣？你會相信我說的話嗎？你隻是一名刑警，知道了又能如何？”
“是不是你幹的？”吉敷不放棄地追問。
恩田猛地轉過頭來，惡狠狠地瞪著吉敷的臉，之前的笑容已消失無蹤。
“怎麽可能是我幹的？！”
恩田的聲音中包含著憤怒。吉敷一眼就看到，他那周圍布滿皺紋的眼眶裏已淚水盈盈。因為碌碌無為、無端丟掉了四十年時光而產生的憤怒，使他的肩膀和下顎顫抖不止。
“不是你幹的啊……”
吉敷毫無意義地重複著對方的話，沉思著。仿佛被對方的聲音和氣勢所壓倒，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恩田的反應不管從哪個方麵來看都與吉敷的預想不同，正因如此，吉敷才會感到難以應對。
“你要是真想聽，我就說給你聽好了。不過說了也沒有任何意義，那件事我已經說了無數次了，每一個細節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我一下午都在北上川河畔。雖然中途稍微離開了一兩分鍾，但都在距離不遠的地方，可以說，我一直待在那裏。”
“你的意思是，你有不在場證明……”
“嗯，沒錯。我有不在場證明。”
“有人能替你證明這一點嗎？”
老人哼了一聲。
“如果能有人能證明的話，我也就不必吃這麽多苦頭了。寒冬臘月的，哪有人會跑到冰冷的河畔去挨凍？”
“沒人能證明，是吧？”
“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那天我在河邊殺雞，有兩個小孩一直在旁邊看著。”
“也就是說，曾經有人在那裏看到過你？”
“可惜是兩個孩子，後來我們曾到處找過那兩個孩子。不光我老婆，還有律師和支持我的人，全都去找過。但畢竟距離案發已經過了三十年，最後還是沒能找到。而且對方當時還是孩子，小孩的話，也沒辦法相信。”
“也不是小孩的話就不能相信，隻是沒有找到，那就沒辦法了。當時那兩個小孩大概幾歲？”
“六七歲吧，一個男孩一個女孩。”
“你是否還記得那兩個小孩的長相、著裝之類的？”
“我隻記得那個女孩長得挺可愛，感覺像個城裏的孩子。身上穿著紅色的衣服。那個男孩子則是一身黑衣。他們兩人我之前都沒見過。”
“你當時和他們說過話嗎？比方說，有沒有問過他們叫什麽名字，或是住在哪裏之類的。”
“話倒是說了幾句，不過沒聊什麽。隻是‘喂喂’地打了幾聲招呼，然後就是‘不可以那樣’這類的話。”
“名字和住址都沒問？”
“沒有，那兩個孩子看起來像是其他鎮上的。一臉好奇地看我殺雞。如果是住在附近的孩子，是不會覺得殺雞這種事有多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