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準確說出了人頭在哪兒，那這通自供是被逼寫下的可能性便可以消除了。那是唯有真兇才知道的秘密。
“我剛才說過，當時警方對我丈夫嚴加拷問，一會兒讓他說埋在了這兒，一會兒又讓他說埋在了那兒。整整兩個月，警察每天帶著他在姬安嶽裏來迴轉悠。每次發現可疑地點，他們都會說是我丈夫說的，然後就到處挖。他們不知在山裏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測的那條我丈夫從現場逃回家的路線挖了個遍。當時當地市民群情激憤，嚷著要警方盡快將如此殘暴的兇手緝拿歸案，他們就連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來頂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開始審理，就是因為找人頭花費了不少時間。”
“那後來找到了嗎？”
“直到最後都沒有找到。”
“沒找到啊……那後來怎麽辦了呢？”
“眼見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說我丈夫將人頭埋在山裏某處的說辭，轉而改口聲稱我丈夫拿著人頭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後人頭被山裏的動物叼去了。最後在法庭上他們也是這麽說的。
不過案情陳述時，他們還是沒有提這一點。”
“判決書上是怎麽說的呢？”
“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裏都沒有提人頭的去向。”
“被忽略了嗎？”
“是的……他們應該全盤接受了檢察官的話。”
這種事的確很普遍。地方法院審理案件時會偏向於檢察官的意見。盡管出於特殊立場，吉敷不能對此事進行批判，但若從個人角度出發，他也不喜歡這樣的傾向。別的刑警怎樣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謹慎的法庭審理，不想看到為了迎合檢察官，連案子都沒徹底查清就下定論的黑色判決。
“他們說人是在五點前後被殺的，對嗎？”
“是四點前後。”
“四點前後？你丈夫提著人頭下了山？”
“對，那時候天還亮著，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裏提著人頭，會被人看到的吧。”
“確實如此。但是，警察說或許我丈夫當時把人頭裝進袋子裏了。後來還把家搜了個遍。當然，最後隻是空手而歸。”
“目擊者是怎麽說的呢？”
“二審時才出現的目擊者並沒有提到人頭或袋子之類的事。”
“鎮上的人又是怎麽說的呢？有沒有人說曾經看到你丈夫回家？”
“沒有。隻有我丈夫說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小孩，但那孩子沒出現。”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在從殺人現場回家的途中，沒有人看到過你丈夫？”
“沒有。不過我丈夫可沒有殺人，他不是從殺人現場回來的！”
“是我失禮了。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盛岡真的那麽荒涼嗎？”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過，隻不過對方不願出麵。加上一審二審的時候沒這個必要，警方就沒去尋找。”
“哦……這件事就這麽擱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當年的目擊者根本無從找起，如今盛岡那邊都幾乎沒人記得這件事了。”
的確如此，吉敷就從未聽人說起過恩田事件。
“或許那些目擊者的記憶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嘆道。
“是的。二審的時候目擊者已經什麽都不記得了，畢竟過去十三年了。為了避免被指控做偽證，他們就一味重複自己在一審時的證詞，可他們全都遭到了檢察官的威脅啊！”
“那種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說道。
“啊？”
“證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雖然看起來她似乎想說些什麽，最後卻還是忍住了沒有開口。不過她應該隻是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和吉敷起爭執，並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觀點——她也絲毫沒有同意的樣子。
“兇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頭，就應該有這麽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說道，“兇手不可能隻是為了惡作劇就把死者的人頭砍下帶走。一定有他這麽做的理由。”
吉敷並沒有加一句“對吧”來徵求對方同意的意見，這也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擔，從不尋求他人的意見。就算別人能幫忙出主意，最後的判斷也還得由自己來下。
吉敷想了想，接著問道：“有關人頭的問題，檢察官、法官和律師，都沒有提過半句？”
“他們什麽都沒說，甚至沒有人注意這件事。他們隻管結果。”
“結果？”
“嗯……”
“那關於脖頸上的斷麵他們是怎麽說的？”
“說是用柴刀砍斷的。”
“哦，他們肯定嗎？”
“聽說當時九州那邊剛好發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斷死者手臂的殺人案，負責那起案子的大學老師也參與我丈夫這起案子的屍體鑑定工作，他說那樣的傷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隻是說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過，那位老師說兇器上應該沒有金屬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屬箍的。”
“那麽被害者……記得是叫河合，對吧？他們家沒有柴刀嗎？”
“不清楚。我想應該有吧，畢竟是在伐木場。”
“可是檢察官說從你們家儲物間搜到的柴刀才是兇器，是吧？”
“是的。他們說那把不知多少年沒人用過、上邊沾滿灰塵的柴刀是兇器。”
“兇器上沾滿灰塵，還沒有血跡，這些疑點你們就沒反應過嗎？”
“沒有……不管是一審還是二審，都一直在爭論精神鑑定方麵的事。”
“這可不妙啊。”吉敷雖然嘴上這麽說，心裏卻在尋思冤案往往都是這麽產生的。“當時，律師是想通過精神鑑定來達到減刑的目的吧？”
“沒錯。他說所謂審判，隻要刑警和檢察官的意見達成一致，法官便無法違逆了。反正現在判決是由警方說了算，那還不如求法官網開一麵，明確表現出願意改過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經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況極為不利。本井律師在一審時就對我說，想要救你丈夫，眼下隻有這一個辦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確鑿，很多時候他都在想，這種案子法官直接判決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審理時，他都不會對律師的辯解提出異議。但說實話，這樣處理獲得減刑的並不在少數，其中甚至有情節十分惡劣的案件。
不過這種事無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別提和律師談判了。如果遇到手頭同時有三四十件公訴案等待處理的律師，更會直接認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檢察官和刑警送來的被告幹的。這樣一來，冤案的發生就無法避免了。這一點吉敷並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審判才設有三審製度。
“我剛才說過，當時警方對我丈夫嚴加拷問，一會兒讓他說埋在了這兒，一會兒又讓他說埋在了那兒。整整兩個月，警察每天帶著他在姬安嶽裏來迴轉悠。每次發現可疑地點，他們都會說是我丈夫說的，然後就到處挖。他們不知在山裏挖了多少坑，基本把推測的那條我丈夫從現場逃回家的路線挖了個遍。當時當地市民群情激憤，嚷著要警方盡快將如此殘暴的兇手緝拿歸案，他們就連忙逮捕了我丈夫，想拿他來頂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的三月才開始審理，就是因為找人頭花費了不少時間。”
“那後來找到了嗎？”
“直到最後都沒有找到。”
“沒找到啊……那後來怎麽辦了呢？”
“眼見如此，那些警察又推翻之前說我丈夫將人頭埋在山裏某處的說辭，轉而改口聲稱我丈夫拿著人頭下了山，扔到了北上川附近，之後人頭被山裏的動物叼去了。最後在法庭上他們也是這麽說的。
不過案情陳述時，他們還是沒有提這一點。”
“判決書上是怎麽說的呢？”
“一審和二審的判決書裏都沒有提人頭的去向。”
“被忽略了嗎？”
“是的……他們應該全盤接受了檢察官的話。”
這種事的確很普遍。地方法院審理案件時會偏向於檢察官的意見。盡管出於特殊立場，吉敷不能對此事進行批判，但若從個人角度出發，他也不喜歡這樣的傾向。別的刑警怎樣吉敷不清楚，他自己希望看到公正而謹慎的法庭審理，不想看到為了迎合檢察官，連案子都沒徹底查清就下定論的黑色判決。
“他們說人是在五點前後被殺的，對嗎？”
“是四點前後。”
“四點前後？你丈夫提著人頭下了山？”
“對，那時候天還亮著，跟大中午似的。”
“如果手裏提著人頭，會被人看到的吧。”
“確實如此。但是，警察說或許我丈夫當時把人頭裝進袋子裏了。後來還把家搜了個遍。當然，最後隻是空手而歸。”
“目擊者是怎麽說的呢？”
“二審時才出現的目擊者並沒有提到人頭或袋子之類的事。”
“鎮上的人又是怎麽說的呢？有沒有人說曾經看到你丈夫回家？”
“沒有。隻有我丈夫說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小孩，但那孩子沒出現。”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在從殺人現場回家的途中，沒有人看到過你丈夫？”
“沒有。不過我丈夫可沒有殺人，他不是從殺人現場回來的！”
“是我失禮了。不過話說回來，當時盛岡真的那麽荒涼嗎？”
“差不多吧。我想可能遇到過，隻不過對方不願出麵。加上一審二審的時候沒這個必要，警方就沒去尋找。”
“哦……這件事就這麽擱了二十年……”
“是的。事到如今，當年的目擊者根本無從找起，如今盛岡那邊都幾乎沒人記得這件事了。”
的確如此，吉敷就從未聽人說起過恩田事件。
“或許那些目擊者的記憶也都淡薄了吧。”他感嘆道。
“是的。二審的時候目擊者已經什麽都不記得了，畢竟過去十三年了。為了避免被指控做偽證，他們就一味重複自己在一審時的證詞，可他們全都遭到了檢察官的威脅啊！”
“那種事你未必能理解。”吉敷說道。
“啊？”
“證人的心理，你未必能明白。”
恩田的妻子沉默了，雖然看起來她似乎想說些什麽，最後卻還是忍住了沒有開口。不過她應該隻是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和吉敷起爭執，並不表示她同意了吉敷的觀點——她也絲毫沒有同意的樣子。
“兇手既然砍下了死者的人頭，就應該有這麽做的理由。”吉敷思考了一番，說道，“兇手不可能隻是為了惡作劇就把死者的人頭砍下帶走。一定有他這麽做的理由。”
吉敷並沒有加一句“對吧”來徵求對方同意的意見，這也是他一貫的做事風格。一切都由自己一肩承擔，從不尋求他人的意見。就算別人能幫忙出主意，最後的判斷也還得由自己來下。
吉敷想了想，接著問道：“有關人頭的問題，檢察官、法官和律師，都沒有提過半句？”
“他們什麽都沒說，甚至沒有人注意這件事。他們隻管結果。”
“結果？”
“嗯……”
“那關於脖頸上的斷麵他們是怎麽說的？”
“說是用柴刀砍斷的。”
“哦，他們肯定嗎？”
“聽說當時九州那邊剛好發生了一起用柴刀砍斷死者手臂的殺人案，負責那起案子的大學老師也參與我丈夫這起案子的屍體鑑定工作，他說那樣的傷口很可能是柴刀造成的……”
“隻是說可能性很大吧？”
“是的。不過，那位老師說兇器上應該沒有金屬箍，而我家的柴刀是有金屬箍的。”
“那麽被害者……記得是叫河合，對吧？他們家沒有柴刀嗎？”
“不清楚。我想應該有吧，畢竟是在伐木場。”
“可是檢察官說從你們家儲物間搜到的柴刀才是兇器，是吧？”
“是的。他們說那把不知多少年沒人用過、上邊沾滿灰塵的柴刀是兇器。”
“兇器上沾滿灰塵，還沒有血跡，這些疑點你們就沒反應過嗎？”
“沒有……不管是一審還是二審，都一直在爭論精神鑑定方麵的事。”
“這可不妙啊。”吉敷雖然嘴上這麽說，心裏卻在尋思冤案往往都是這麽產生的。“當時，律師是想通過精神鑑定來達到減刑的目的吧？”
“沒錯。他說所謂審判，隻要刑警和檢察官的意見達成一致，法官便無法違逆了。反正現在判決是由警方說了算，那還不如求法官網開一麵，明確表現出願意改過自新的意思。尤其我丈夫已經坦白了罪行，目前的情況極為不利。本井律師在一審時就對我說，想要救你丈夫，眼下隻有這一個辦法了。”
吉敷不由得沉默了。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的被告，大部分罪行確鑿，很多時候他都在想，這種案子法官直接判決就行了。
因此大部分案件審理時，他都不會對律師的辯解提出異議。但說實話，這樣處理獲得減刑的並不在少數，其中甚至有情節十分惡劣的案件。
不過這種事無法直接告知法官，更別提和律師談判了。如果遇到手頭同時有三四十件公訴案等待處理的律師，更會直接認定所有刑事案件都是檢察官和刑警送來的被告幹的。這樣一來，冤案的發生就無法避免了。這一點吉敷並不想否定，也正因如此，法庭審判才設有三審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