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那名律師之所以想出那種方法，主要原因在於他當時已經認定我丈夫殺了人。我們沒有錢、沒有證據，隻能把這件事當成是命中注定的劫難，躲也躲不過，就隻能認命。搞得好的話判個二十年，搞得不好也頂多就是個無期徒刑，據說如果好好在牢裏幹活，十五年後就可以保釋出獄。律師還說，判決書下達之前的這段時間都會從刑期裏扣除。當時我想，既然事已至此，就乖乖認命吧，在這十五年裏想辦法工作掙錢，養活自己和年幼的孩子，沒事的時候就去監獄看看丈夫，給他打氣。真的隻能靠自己努力了，或許是我們上輩子造了什麽孽吧。
“所以，我後來就完全遵照律師所說的去做了。在漫長的審判期裏，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掙錢養家，同時還要忍受周遭異樣的目光。法庭傳喚我出庭作證時，我照律師之前告訴我的，在法庭上說我丈夫以前就有些神經過敏，精神狀態不大穩定。但我也說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工作拚命認真。
“每次審訊我都會抱著年幼的兒子到場旁聽，一次不落。律師提到的那位在大學裏搞精神鑑定的老師也曾出庭，對我丈夫的精神狀態發表了看法。但從他的發言來看，意思似乎是說我丈夫的精神狀態正常。
“受害者的家人和木材廠的工作人員也都出了庭，說曾多次在伐木場裏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死者是當地的名人，鎮上的人大多都認識他。他之前到我們店裏來過幾次，我丈夫也曾到他的木材場去籌措過資金。
“之前時常到我們店裏的幾位客人也出了庭，說我丈夫經常撒謊，還曾經騙過他們的錢。這麽說的人不在少數，這一點令我感覺很納悶。我們倒是遇到過不付錢就走的客人，而從客人口袋裏騙錢這種事我丈夫他絕對做不出來。這實在太奇怪了。但我丈夫聽到別人的指控，就在法庭上拚命道歉，那樣子完全就像個在反省自己罪行的罪犯。整個審訊過程我丈夫都沒有一個開口替自己辯護的機會。我坐在旁聽席上聽到最終判決是死刑時，不禁睜大雙眼，隻覺得頭暈目眩。
“之後律師一臉無奈地走到我身旁，說他完全沒料到居然會來那麽多店裏的客人，而且還做出如此不利於我丈夫的證言。說是他失算了，追問我之前為什麽不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他。隨後又說會馬上準備上訴，叫我不必擔心。等到了上一級的法院，所有的錯誤就都會得到糾正。
“雖然他說得很明白，我卻依舊搞不清狀況。我丈夫不是個會撒謊的人。以前我一直以為店裏的客人都很喜歡我丈夫這個人，甚至覺得如果有客人願意出麵，應該會替他說些好話。
“我很傷心，明明按律師囑咐的做了，為什麽結果竟是這樣？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為什麽會被判處死刑？這一切不幸都是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我其實是被那個律師騙了。
“我本以為，過不了多久二審就會開庭，沒想到卻等了足足三年。一審用了將近九年，庭審又耗掉四個月，所以二審開庭時，已經距離案發過去十三年了。我丈夫生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被捕時三十三歲；我生於昭和五年（一九三○年），當時二十八歲。好不容易等到二審開庭，我丈夫已經四十六歲，而我也四十一了。二審耗費了六年。這畢竟是一場涉及三條人命的大案，審查格外慎重也可以理解。
“令我吃驚的是，二審時居然有人出庭作證，說案發當天曾在殺人現場的姬安山裏看到過我丈夫。作證的人在伐木場附近開了家小旅館。但他根本就是撒謊，是受到了警方的威脅才那樣說的。如果事情當真如他所說，為什麽不在一審的時候站出來？
“二審開庭時，當年在山腳下發現屍體的孩子已全部長大成人，並都出了庭。那些孩子也說案發時曾在雪中看到過我丈夫的身影。可他們怎麽可能記得這些事？事情發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時他們還都隻是孩子！他們全都被警方威脅了，隨意捏造事實，在法庭上作偽證。
“二審結束時我丈夫已經五十二歲了，而我也已經四十七歲，我們兩口子都已步人人生的晚年。盡管如此，如果最後能獲判無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話，刑期早已服完，我丈夫就能立刻獲釋了。因此，我們都對審判結果極為期待。然而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下達的二審判決卻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隻覺得全身上下的力氣全都消失了。
“對我丈夫的死刑判決沒有任何變化，直到這時，我才開始對那名律師心存懷疑。他幹了件蠢到家的事，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他卻偏偏讓我們鑽精神鑑定的空子，結果鬧到被判死刑的結果。這全都是因為他不相信我們所致。如果現在再去更改證詞，我和我丈夫
就會被判偽證罪。到底怎麽辦？我們這一輩子就這麽完蛋了啊。一場審判就消耗了我們的大半生，要是結果不錯，倒還說得過去。然而到頭來卻仍是死刑，這種種損失，誰能給我們補償？
“律師辯解說，當時他也是沒有辦法。說他看到一審二審時竟有那麽多人出來拆台，就知道徹底沒轍了。他還說我根本就不懂什麽叫法庭審判。就算當時一口咬定我丈夫是無辜的，遇上後麵那些證人，也沒那麽容易就能說得過去。況且，如果我們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死刑的判決就會完全沒有迴旋餘地，要想稍稍減輕一點兒刑罰，就隻能靠這種辦法。
“不管這個理由多麽合理，判決都依舊是死刑。早知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呢！可律師說我這是‘唯以成敗論英雄’，還說現在案子尚無定論，隻有老天爺知道最終結果怎樣。之前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替我丈夫辯護，他保證今後還會繼續辯護下去。但我馬上斬釘截鐵地拒絕了他。可以說我對他恨之入骨，就是因為他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還有動輒便厲聲嗬斥的壞脾氣，才最後搞得我丈夫被判死刑。我對他的怨恨，絲毫不亞於對那些警察的恨意。我拒絕了他，轉而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去請了一位新律師。
“接到二審的死刑判決之後，我丈夫就不能離開監獄半步了。行刑之前他也不必服刑役，隻用待在監獄裏乖乖等死就行。我馬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期間又花費了六年時間。案發時隻有二十幾歲的我，此時已年逾半百。昭和三十二生下的兒子如今也都長大成人。
“我不知給最高法院寫過多少封上訴信。每一次都把真實情況全部寫進信裏。我丈夫根本沒有精神錯亂，他不僅精神方麵正常，案發當天還有確鑿的不在場證明。我通過律師多次懇請法庭公開出示所有現場物證。就算法庭判我犯了偽證罪，讓我入獄也無所謂，我隻想讓他們對這件案子重新展開審查。
“我知道光是這樣，案子還是不會有任何進展的。因此，我直接跑去拜訪那個說曾在案發當天在伐木場看到過我丈夫的人，想請他把實情說出來。但雖然見了他幾麵，卻總被巧妙地敷衍。他嚷著他說的是實話，之後便逃之夭夭。每次的結果都一樣，他就是不願說真話。
“所以，我後來就完全遵照律師所說的去做了。在漫長的審判期裏，我一刻不停地努力工作、掙錢養家，同時還要忍受周遭異樣的目光。法庭傳喚我出庭作證時，我照律師之前告訴我的，在法庭上說我丈夫以前就有些神經過敏，精神狀態不大穩定。但我也說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工作拚命認真。
“每次審訊我都會抱著年幼的兒子到場旁聽，一次不落。律師提到的那位在大學裏搞精神鑑定的老師也曾出庭，對我丈夫的精神狀態發表了看法。但從他的發言來看，意思似乎是說我丈夫的精神狀態正常。
“受害者的家人和木材廠的工作人員也都出了庭，說曾多次在伐木場裏看到我丈夫的身影。死者是當地的名人，鎮上的人大多都認識他。他之前到我們店裏來過幾次，我丈夫也曾到他的木材場去籌措過資金。
“之前時常到我們店裏的幾位客人也出了庭，說我丈夫經常撒謊，還曾經騙過他們的錢。這麽說的人不在少數，這一點令我感覺很納悶。我們倒是遇到過不付錢就走的客人，而從客人口袋裏騙錢這種事我丈夫他絕對做不出來。這實在太奇怪了。但我丈夫聽到別人的指控，就在法庭上拚命道歉，那樣子完全就像個在反省自己罪行的罪犯。整個審訊過程我丈夫都沒有一個開口替自己辯護的機會。我坐在旁聽席上聽到最終判決是死刑時，不禁睜大雙眼，隻覺得頭暈目眩。
“之後律師一臉無奈地走到我身旁，說他完全沒料到居然會來那麽多店裏的客人，而且還做出如此不利於我丈夫的證言。說是他失算了，追問我之前為什麽不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他。隨後又說會馬上準備上訴，叫我不必擔心。等到了上一級的法院，所有的錯誤就都會得到糾正。
“雖然他說得很明白，我卻依舊搞不清狀況。我丈夫不是個會撒謊的人。以前我一直以為店裏的客人都很喜歡我丈夫這個人，甚至覺得如果有客人願意出麵，應該會替他說些好話。
“我很傷心，明明按律師囑咐的做了，為什麽結果竟是這樣？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為什麽會被判處死刑？這一切不幸都是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我其實是被那個律師騙了。
“我本以為，過不了多久二審就會開庭，沒想到卻等了足足三年。一審用了將近九年，庭審又耗掉四個月，所以二審開庭時，已經距離案發過去十三年了。我丈夫生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被捕時三十三歲；我生於昭和五年（一九三○年），當時二十八歲。好不容易等到二審開庭，我丈夫已經四十六歲，而我也四十一了。二審耗費了六年。這畢竟是一場涉及三條人命的大案，審查格外慎重也可以理解。
“令我吃驚的是，二審時居然有人出庭作證，說案發當天曾在殺人現場的姬安山裏看到過我丈夫。作證的人在伐木場附近開了家小旅館。但他根本就是撒謊，是受到了警方的威脅才那樣說的。如果事情當真如他所說，為什麽不在一審的時候站出來？
“二審開庭時，當年在山腳下發現屍體的孩子已全部長大成人，並都出了庭。那些孩子也說案發時曾在雪中看到過我丈夫的身影。可他們怎麽可能記得這些事？事情發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時他們還都隻是孩子！他們全都被警方威脅了，隨意捏造事實，在法庭上作偽證。
“二審結束時我丈夫已經五十二歲了，而我也已經四十七歲，我們兩口子都已步人人生的晚年。盡管如此，如果最後能獲判無期徒刑或二十年有期徒刑的話，刑期早已服完，我丈夫就能立刻獲釋了。因此，我們都對審判結果極為期待。然而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年）下達的二審判決卻是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聽到這個消息時，我隻覺得全身上下的力氣全都消失了。
“對我丈夫的死刑判決沒有任何變化，直到這時，我才開始對那名律師心存懷疑。他幹了件蠢到家的事，我丈夫明明沒有殺人，他卻偏偏讓我們鑽精神鑑定的空子，結果鬧到被判死刑的結果。這全都是因為他不相信我們所致。如果現在再去更改證詞，我和我丈夫
就會被判偽證罪。到底怎麽辦？我們這一輩子就這麽完蛋了啊。一場審判就消耗了我們的大半生，要是結果不錯，倒還說得過去。然而到頭來卻仍是死刑，這種種損失，誰能給我們補償？
“律師辯解說，當時他也是沒有辦法。說他看到一審二審時竟有那麽多人出來拆台，就知道徹底沒轍了。他還說我根本就不懂什麽叫法庭審判。就算當時一口咬定我丈夫是無辜的，遇上後麵那些證人，也沒那麽容易就能說得過去。況且，如果我們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死刑的判決就會完全沒有迴旋餘地，要想稍稍減輕一點兒刑罰，就隻能靠這種辦法。
“不管這個理由多麽合理，判決都依舊是死刑。早知如此，還不如一開始就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呢！可律師說我這是‘唯以成敗論英雄’，還說現在案子尚無定論，隻有老天爺知道最終結果怎樣。之前他一直不遺餘力地替我丈夫辯護，他保證今後還會繼續辯護下去。但我馬上斬釘截鐵地拒絕了他。可以說我對他恨之入骨，就是因為他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還有動輒便厲聲嗬斥的壞脾氣，才最後搞得我丈夫被判死刑。我對他的怨恨，絲毫不亞於對那些警察的恨意。我拒絕了他，轉而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去請了一位新律師。
“接到二審的死刑判決之後，我丈夫就不能離開監獄半步了。行刑之前他也不必服刑役，隻用待在監獄裏乖乖等死就行。我馬上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期間又花費了六年時間。案發時隻有二十幾歲的我，此時已年逾半百。昭和三十二生下的兒子如今也都長大成人。
“我不知給最高法院寫過多少封上訴信。每一次都把真實情況全部寫進信裏。我丈夫根本沒有精神錯亂，他不僅精神方麵正常，案發當天還有確鑿的不在場證明。我通過律師多次懇請法庭公開出示所有現場物證。就算法庭判我犯了偽證罪，讓我入獄也無所謂，我隻想讓他們對這件案子重新展開審查。
“我知道光是這樣，案子還是不會有任何進展的。因此，我直接跑去拜訪那個說曾在案發當天在伐木場看到過我丈夫的人，想請他把實情說出來。但雖然見了他幾麵，卻總被巧妙地敷衍。他嚷著他說的是實話，之後便逃之夭夭。每次的結果都一樣，他就是不願說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