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晚上要敦請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著紅紙金字的布告招誘聽眾。但到了雙十節的那一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過鍾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著，一道去代理講演。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期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眾。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著另一位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布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象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布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著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著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莊嚴的，而且是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的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的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鍾。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車打敗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孫中山先生又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著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著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象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著很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就隻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講演，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他為“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講演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著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老鄧來講演，縱使有意在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講演者作難。殘不知一到講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徑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莊嚴的基督教的祭壇來做播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著“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麽樣?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忠實，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隻能夠成為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法利賽人加上柴火嗎?
一自入場以後，聽著唱讚美歌，聽著司會者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地惶惑，時時以含著怒氣的眼睛望著我，是問我“究竟怎麽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著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著走到了壇前。
就和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著司會者和聽眾致了敬禮，燔柴正要著火的時候，我卻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眾說，“我自己的正式的講演要留在後麵，在講演之前還得舉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講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先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布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鍾，然後才落到我的講演。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誌為主席。”
這樣一提出，聽眾徑直熱狂化了，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象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著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眾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眾宣布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來。
鶴齡本是極機敏的人，他做著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才又揮我去講演。
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鍾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意思卻還留在腦裏：因為關於這一方麵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更幾乎到了要決心去受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為什麽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為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著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著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便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越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占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捨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幹二淨了。銀行、礦山、鐵路、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象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隻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有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者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為“革命偉人”一樣，我稱司會者為“傳教偉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過針眼”。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過鍾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著，一道去代理講演。
到了青年會，因為預定的時期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眾。
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著另一位在壇上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象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布開會。
這司會者不僅風格象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布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著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著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莊嚴的，而且是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的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的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鍾。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車打敗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孫中山先生又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著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著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象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著很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就隻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講演，演台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他為“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講演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著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象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為青年會是為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老鄧來講演，縱使有意在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講演者作難。殘不知一到講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徑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莊嚴的基督教的祭壇來做播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曾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著“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麽樣?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忠實，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隻能夠成為一條贖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法利賽人加上柴火嗎?
一自入場以後，聽著唱讚美歌，聽著司會者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地惶惑，時時以含著怒氣的眼睛望著我，是問我“究竟怎麽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著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著走到了壇前。
就和在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著司會者和聽眾致了敬禮，燔柴正要著火的時候，我卻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眾說，“我自己的正式的講演要留在後麵，在講演之前還得舉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講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先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布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鍾，然後才落到我的講演。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誌為主席。”
這樣一提出，聽眾徑直熱狂化了，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象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著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眾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眾宣布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來。
鶴齡本是極機敏的人，他做著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才又揮我去講演。
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鍾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意思卻還留在腦裏：因為關於這一方麵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更幾乎到了要決心去受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為什麽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為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著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地是實行著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便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越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占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捨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幹二淨了。銀行、礦山、鐵路、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象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隻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有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者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為“革命偉人”一樣，我稱司會者為“傳教偉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施展他的天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去，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過針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