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那天晚上大人和孩子都是食不下咽的了，心裏最難過的怕是曉芙，她始終說拜倫是被她殺死了的。因為她把腳給它踏傷了，所以才有這場奇禍。別的兩隻都逃掉了的，假使腳不受傷拜倫也定然可以逃免的。……她始終怨艾著說出這樣的話，但是有什麽辦法呢?人到失卻了抵抗力的時候，連一隻黑貓也要肆意地欺侮你呢!
拜倫死了，我們對於雪萊和濟慈更加注意地愛護了。我們始終把它們養在玄關裏麵，不放它們出來。
有一次曉芙和三個兒子都往澡堂裏去了。是中午時分，一位遊方和尚到我們門前來化緣。他把大門拉開走進玄關裏來，搖著金鍾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號。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沒有去理會他。他哇啦哇啦響了一陣，又獨自走了。在他走後有兩秒鍾光景，我突然想起玄關裏的兩位詩人來，我跑去看時，公然不見了!
——“啊，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他恨我沒有給他錢米，他把我們的一對兔兒偷走了!”
我躡起木板鞋便追趕出去。
和尚正在鄰家化緣，我看見他掛在頸上的一個布袋裏麵，仿佛有什麽東西是在蠕動。
——“你這混帳的禿頭騙子!這不是我們的兔子嗎?”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著，但是我又怕誣枉了人，想回頭去再檢查一遍。
到回頭來把開著的兩扇門拉開，兩隻兔子才從門扇後滾了出來。——
象這樣的悲喜劇不知道演過多少回，我們對於兔兒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深厚了起來。我們沒把它們當成畜生看待，我們是把它們當成我們家族的成員看待了。我的曉芙尤為溺愛它們。她隔不兩天總愛替它們洗澡，我們笑呼為“詩人的洗禮”。其實受過洗禮後的詩人們實在是再可憐也沒有的。它們的豐美的毛衣被水打濕了，形態醜陋得不堪，並且凍得戰巍巍地一點也不能活動。我時常嘲笑曉芙，我說象你這樣的愛，才真正是“溺愛”。
是拜倫死後的第幾周，我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們的雪萊和濟慈都已經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經從玄關生活解放出來了。
它們在菩提樹的樹蔭下，在美人蕉的花叢中，在碧綠的嫩草裏，互相追逐著的情形最是有風趣的畫景。
它們在園裏耍倦了，又每從牆腳的罅隙處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們很關心，它們一出去了，便跑去追回來，但是回數太多了，它們自己也曉得回來，我們後來便懶得去追了。
有一天午後濟慈突然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幾時出去了的，等到傍晚它也不見回來。
傍晚曉芙舉行“詩人的洗禮”的時候，隻剩著雪萊，但是雪萊也是奄奄無生氣了。
——“這是什麽原故呢?”
曉芙在它的毛衣裏發現了許多蛆蟲，原來它的背脊上不知是幾時受了傷，更不知是幾時已經腐化了。
可憐的雪萊就在那天晚上無聲無息地死了去，第二天清早隻看見它的屍首睡在地上。
就是這樣我們的三位詩人便先先後後地離開了我們。我們等濟慈回來，一直等到現在，已經是秋神將臨的時候了，而它終於不見回來。想來我們的這位詩人不是死在犬貓的口中，便一定是填了兩腳獸的腸胃了。
1924年8月14日，寫於日本博多灣。
陽春別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賽跑聲，不間斷地，在奏著近代文明的進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痙攣著的顏麵筋肉，……隨著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著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沸水中浮遊著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檯外麵站著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著一件俄國式的“魯白西袈”1，側著身子在櫃檯上填寫買票的願書。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1作者原註：一種向左邊開襟的俄國常用的短裝。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著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著一個西洋人，攜著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著長長的頭髮，梳著“沃爾白克”2，蓄著山羊鬍子，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美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2作者原註：“沃爾白克”(all-back)，頭髮不分開，整個向後梳。
西洋人果然用著法國話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攀談。日本人隻把日本後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為難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禮了一下，替他把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願書上寫著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現在隻留著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著了。他把兩手撫摩著他膝間站著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著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麽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什麽目的，隻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腳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都把來燒了。我所有的家具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它，但她總不肯。可憐她竟至死了。……這鋼琴留著，我有什麽用呢?它是大使我傷心。……我現在有了錢，我把p大的教職辭了，我想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麽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麽是烈士呢?”
拜倫死了，我們對於雪萊和濟慈更加注意地愛護了。我們始終把它們養在玄關裏麵，不放它們出來。
有一次曉芙和三個兒子都往澡堂裏去了。是中午時分，一位遊方和尚到我們門前來化緣。他把大門拉開走進玄關裏來，搖著金鍾哇啦哇啦地便念起佛號。我是最恨和尚的人，我故意沒有去理會他。他哇啦哇啦響了一陣，又獨自走了。在他走後有兩秒鍾光景，我突然想起玄關裏的兩位詩人來，我跑去看時，公然不見了!
——“啊，這混帳的禿頭騙子!他恨我沒有給他錢米，他把我們的一對兔兒偷走了!”
我躡起木板鞋便追趕出去。
和尚正在鄰家化緣，我看見他掛在頸上的一個布袋裏麵，仿佛有什麽東西是在蠕動。
——“你這混帳的禿頭騙子!這不是我們的兔子嗎?”
我很想跑上去把他扭著，但是我又怕誣枉了人，想回頭去再檢查一遍。
到回頭來把開著的兩扇門拉開，兩隻兔子才從門扇後滾了出來。——
象這樣的悲喜劇不知道演過多少回，我們對於兔兒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深厚了起來。我們沒把它們當成畜生看待，我們是把它們當成我們家族的成員看待了。我的曉芙尤為溺愛它們。她隔不兩天總愛替它們洗澡，我們笑呼為“詩人的洗禮”。其實受過洗禮後的詩人們實在是再可憐也沒有的。它們的豐美的毛衣被水打濕了，形態醜陋得不堪，並且凍得戰巍巍地一點也不能活動。我時常嘲笑曉芙，我說象你這樣的愛，才真正是“溺愛”。
是拜倫死後的第幾周，我現在記不清楚了。我們的雪萊和濟慈都已經成了翩翩出世的佳公子，已經從玄關生活解放出來了。
它們在菩提樹的樹蔭下，在美人蕉的花叢中，在碧綠的嫩草裏，互相追逐著的情形最是有風趣的畫景。
它們在園裏耍倦了，又每從牆腳的罅隙處跑向海岸上去。起初我們很關心，它們一出去了，便跑去追回來，但是回數太多了，它們自己也曉得回來，我們後來便懶得去追了。
有一天午後濟慈突然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幾時出去了的，等到傍晚它也不見回來。
傍晚曉芙舉行“詩人的洗禮”的時候，隻剩著雪萊，但是雪萊也是奄奄無生氣了。
——“這是什麽原故呢?”
曉芙在它的毛衣裏發現了許多蛆蟲，原來它的背脊上不知是幾時受了傷，更不知是幾時已經腐化了。
可憐的雪萊就在那天晚上無聲無息地死了去，第二天清早隻看見它的屍首睡在地上。
就是這樣我們的三位詩人便先先後後地離開了我們。我們等濟慈回來，一直等到現在，已經是秋神將臨的時候了，而它終於不見回來。想來我們的這位詩人不是死在犬貓的口中，便一定是填了兩腳獸的腸胃了。
1924年8月14日，寫於日本博多灣。
陽春別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賽跑聲，不間斷地，在奏著近代文明的進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痙攣著的顏麵筋肉，……隨著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著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沸水中浮遊著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檯外麵站著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著一件俄國式的“魯白西袈”1，側著身子在櫃檯上填寫買票的願書。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1作者原註：一種向左邊開襟的俄國常用的短裝。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著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著一個西洋人，攜著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著長長的頭髮，梳著“沃爾白克”2，蓄著山羊鬍子，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美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2作者原註：“沃爾白克”(all-back)，頭髮不分開，整個向後梳。
西洋人果然用著法國話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攀談。日本人隻把日本後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為難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禮了一下，替他把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願書上寫著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現在隻留著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著了。他把兩手撫摩著他膝間站著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著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麽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什麽目的，隻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腳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都把來燒了。我所有的家具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它，但她總不肯。可憐她竟至死了。……這鋼琴留著，我有什麽用呢?它是大使我傷心。……我現在有了錢，我把p大的教職辭了，我想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麽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麽是烈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