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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清臣張廷玉在修著《明史》時寫道：“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張居正，對神宗來說，是老師，是宰相，是他背後最強有力的靠山；是解決問題時的最佳顧問，是復興國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變臉之快，讓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張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對張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滿，但形勢需要他，國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當張居正站在皇帝背後指導一切的時候，大臣們眼裏就隻看到了張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個擺設。正如王世貞在《張居正傳》中所記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他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關係在朝廷盤根錯節就是對神宗的威脅。在權力上，他和神宗成為對立麵。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國家是我的，權力是我的先祖打拚下來的，你隻不過是我雇來的臣子，憑什麽讓你站得比我還高，把國家和皇權的大部分都攬入懷裏？那我還當什麽皇帝，老子的臉往哪裏擱？就算你在忠君愛國，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還在，這才是我最關心的。這就是帝王的邏輯。
十多年來，張居正的角色從真正的老師逐漸地演變成皇權的籠子，隨著神宗日益膨脹的皇權意識，終有一天他要突破難以釋懷的鬱悶。終於，機會來了。張居正死後，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飛出了籠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變得如此強大，他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潘晟是張居正生前所推薦的官員，他的下台，標誌著暴風驟雨的到來。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詔書稱，過去丈量全國的土地，出現過許多不法行為，主要是各地強迫田主多報耕地，或者虛增麵積，或者竟把房屋、墳地也列入耕地，兩地方官則以此爭功。鑑於弊端如此嚴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為實事求是的稅收依據。年輕的皇帝認為由於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而實施了一大仁政，給了天下蒼生以蘇息的機會。他沒有想到，這道詔書雖然沒有提到張居正的名字，但一經頒布天下，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風往哪邊吹，樹朝哪邊倒，反張的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反張運動的範圍和力度越來越大，參與的人深知政治形勢已經大不相同，管他張居正是誰，管他以前對自己有多少恩寵，跟著大勢走就萬事大吉。他們揭發事實，製造輿論，汙衊醜化張居正。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縱奴僕、淩辱紹紳等，也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朝堂上卻沒有人敢為居正說句公道話。
為國家操勞一生，鞠躬盡瘁，得來的卻是家破人亡的慘劇，一個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大臣卻是如此下場，說起來讓人寒心。寒心不隻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對皇權無情的感嘆。封建王朝的皇權無所謂恩情，它太現實了，隻有對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該完成的未必是好，隻要觸及了皇權的毫毛，功勞再大也敵不過他的輕輕一擊。
直到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但一切都晚了，無濟於事。所謂“麵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就這麽回事。
可憐生前身後名，對於張居正，有人罵，有人捧，但時間總能讓歷史恢復原貌，彰顯公正的一麵。正如朱東潤所說：“‘‘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後事，是非任由後人評。
神宗怠政：非亡國之君國卻從此亡
這是一個“物極必反”的時代。在它的初期，本已露出了國家復興的曙光，然而，卻隨著帝王的沉淪而露出破敗之相。從國家改革之後的繁榮，軍事上的大放光輝，變成改革夭折、武事消弭、朝臣沉默、君主怠政，這種前後巨大的落差，讓後世之人無法洞悉其中的玄機。
混世君王昏聵朝
張居正，對神宗來說，是老師，是宰相，是他背後最強有力的靠山；是解決問題時的最佳顧問，是復興國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變臉之快，讓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張居正在位時，他不是一直尊其為師嗎？那是出於需要與無奈。他早已對張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滿，但形勢需要他，國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當張居正站在皇帝背後指導一切的時候，大臣們眼裏就隻看到了張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個擺設。正如王世貞在《張居正傳》中所記載：“當居正之進閣，閣臣凡六人……居正最後拜，獨謂輔相體當尊重，於朝堂倨見九卿，他亦無所延納；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愈畏憚之，重於他相矣。”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他效國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關係在朝廷盤根錯節就是對神宗的威脅。在權力上，他和神宗成為對立麵。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神宗的心裏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國家是我的，權力是我的先祖打拚下來的，你隻不過是我雇來的臣子，憑什麽讓你站得比我還高，把國家和皇權的大部分都攬入懷裏？那我還當什麽皇帝，老子的臉往哪裏擱？就算你在忠君愛國，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還在，這才是我最關心的。這就是帝王的邏輯。
十多年來，張居正的角色從真正的老師逐漸地演變成皇權的籠子，隨著神宗日益膨脹的皇權意識，終有一天他要突破難以釋懷的鬱悶。終於，機會來了。張居正死後，這個已經成年的以享樂和追求財富積累為天性的年輕皇帝，飛出了籠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變得如此強大，他開始尋找一種復仇的快慰。
張居正逝世後的第四天，禦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潘晟是張居正生前所推薦的官員，他的下台，標誌著暴風驟雨的到來。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詔書稱，過去丈量全國的土地，出現過許多不法行為，主要是各地強迫田主多報耕地，或者虛增麵積，或者竟把房屋、墳地也列入耕地，兩地方官則以此爭功。鑑於弊端如此嚴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為實事求是的稅收依據。年輕的皇帝認為由於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而實施了一大仁政，給了天下蒼生以蘇息的機會。他沒有想到，這道詔書雖然沒有提到張居正的名字，但一經頒布天下，過去按照張居正的指示而嚴格辦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為佞臣；沒有徹底執行丈量的地方官，卻被田主頌揚為真正的民之父母。風往哪邊吹，樹朝哪邊倒，反張的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反張運動的範圍和力度越來越大，參與的人深知政治形勢已經大不相同，管他張居正是誰，管他以前對自己有多少恩寵，跟著大勢走就萬事大吉。他們揭發事實，製造輿論，汙衊醜化張居正。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神宗於是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還差點刻棺戮屍。他的家屬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
到1582年年底，張居正去世僅僅半年，他已經被蓋棺論定，罪狀有欺君毒民、接受賄賂、賣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縱奴僕、淩辱紹紳等，也就是結黨營私，妄圖把持朝廷大權，居心叵測。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朝堂上卻沒有人敢為居正說句公道話。
為國家操勞一生，鞠躬盡瘁，得來的卻是家破人亡的慘劇，一個對國家有卓越貢獻的大臣卻是如此下場，說起來讓人寒心。寒心不隻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對皇權無情的感嘆。封建王朝的皇權無所謂恩情，它太現實了，隻有對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該完成的未必是好，隻要觸及了皇權的毫毛，功勞再大也敵不過他的輕輕一擊。
直到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為激勵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但一切都晚了，無濟於事。所謂“麵勞瘁於國事，人亡而政息”，就這麽回事。
可憐生前身後名，對於張居正，有人罵，有人捧，但時間總能讓歷史恢復原貌，彰顯公正的一麵。正如朱東潤所說：“‘‘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誌在聖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後事，是非任由後人評。
神宗怠政：非亡國之君國卻從此亡
這是一個“物極必反”的時代。在它的初期，本已露出了國家復興的曙光，然而，卻隨著帝王的沉淪而露出破敗之相。從國家改革之後的繁榮，軍事上的大放光輝，變成改革夭折、武事消弭、朝臣沉默、君主怠政，這種前後巨大的落差，讓後世之人無法洞悉其中的玄機。
混世君王昏聵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