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頁
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為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張居正對明王朝所麵臨的問題有深刻的認識。針對外患問題，他倚重解決了沿海倭寇的抗倭名將戚繼光，抵禦了北方韃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韃靼首領俺答與其孫把漢那吉之間的暗流湧動說服韃靼稱臣。張居正一麵和韃靼通商往來，一麵在邊境練兵屯田，加強防備，之後二三十年間，明朝和韃靼之間一直沒有發生戰爭。他還通過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魯派首領達賴三世建立了封貢關係，北部邊防的鞏固使張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
《紅樓夢》中探春在“惑奸讒抄檢大觀園”時曾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家如此，國亦如此，外患是問題，但內憂是根本。
張居正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併，引起部分人錢包大鼓，公家卻是囊中羞澀；加上皇帝太不像樣，揮霍無度，百姓因此吃不飽睡不好，無奈之下上山當了草寇。張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國家的脈象，政不通，社會問題就得不到解決，本來這些年經濟就不好，再加上一群不幹正事、中飽私囊的貪汙蛀蟲，不幫百姓解決問題，還搜刮他們的脂膏，國家能不亂嗎？因此，張居正決定從“官”開始逐步清除王朝的腫瘤。
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對官員實施績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確職責。針對公文傳遞過程中“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弊端，張居正上書皇帝提出公文辦理的改革，以六科控製六部，再以內閣控製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準的事項，轉行到各衙門，根據事情的輕重緩急、地方的路途遠近，限定辦理的期限，每月底清點。事情辦得怎樣，就靠這條線層層監督，一隻眼逐級盯下去，評定官員的一個指標就是辦事的效率和質量。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還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兩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兩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官方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年收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同比增長了74％。財政收支相抵，還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績效考核直接和頭頂的烏紗帽掛鉤，捕蟬的螳螂後麵有麻雀，官員們都得實打實幹。官場上，什麽都還可以考慮放一邊，但官帽最重，不可懈怠。明朝殘壞的管理係統，好像得到了有效整修，運轉起來快了許多。
然而，對官吏的管理限製勢必損害官僚豪強的利益，當改革與製度碰撞時，失敗的往往是前者。正如黃時鑒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中所說：“張居正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矛盾加劇的情況下，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從事的改革，隻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改革對掃除積弊，澄清吏治，抑製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政府收入增加，國家財政狀況有很大好轉，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強大地主勢力的百般頑強阻撓……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幾乎全行廢止。”
果不其然，張居正死後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瘋狂的掠奪，破壞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給明朝帶來了一場空前的災難。新政被廢除以後，國家朝政急劇敗落，既有的危機不僅故態復萌，統治機構還出現了自行解體的趨向，各種社會矛盾環環相扣，交錯而起，一場更為嚴重的危機鋪天蓋地席捲而來。官僚體製被破壞，國家庫藏被耗盡，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終於激發民眾起義，此起彼伏多達四十多次，全國各地怨聲載道，朝堂動盪不安。
這究竟是張居正的悲哀，還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尋根究底，是體製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劇。
可憐生前身後名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歲的張居正終於勞累病倒。他日理萬機，為國事沒日沒夜奔忙，連十九年未能見麵的老父去世，他都不能服喪守製。這在注重孝道的中國是難以想像的，不是他不孝，國家實在離不開他，忠孝難兩全啊！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捨棄了他十六年不忍訣別的朝政、十年來竭誠擁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號“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長眠江陵，可他哪裏知道，自己一生盡心輔政和中興明朝的功勞，換來的竟是子孫後代的一場大難。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張居正的蓋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後的家族災難也離不開他的改革。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麵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夠得逞，在於他們有了可以施展陰謀的空間，正是張居正擁戴的神宗為他們創造了可乘之機。
《紅樓夢》中探春在“惑奸讒抄檢大觀園”時曾說：“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家如此，國亦如此，外患是問題，但內憂是根本。
張居正認為當時國力匱乏和盜賊橫行都是由於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貪汙，地主兼併，引起部分人錢包大鼓，公家卻是囊中羞澀；加上皇帝太不像樣，揮霍無度，百姓因此吃不飽睡不好，無奈之下上山當了草寇。張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國家的脈象，政不通，社會問題就得不到解決，本來這些年經濟就不好，再加上一群不幹正事、中飽私囊的貪汙蛀蟲，不幫百姓解決問題，還搜刮他們的脂膏，國家能不亂嗎？因此，張居正決定從“官”開始逐步清除王朝的腫瘤。
萬曆元年(1573)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對官員實施績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確職責。針對公文傳遞過程中“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弊端，張居正上書皇帝提出公文辦理的改革，以六科控製六部，再以內閣控製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準的事項，轉行到各衙門，根據事情的輕重緩急、地方的路途遠近，限定辦理的期限，每月底清點。事情辦得怎樣，就靠這條線層層監督，一隻眼逐級盯下去，評定官員的一個指標就是辦事的效率和質量。
張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時，還將追收逋賦作為考成的標準。萬曆四年規定，地方官征賦試行不足九成者，一律處罰。同年十二月，據戶科給事中奏報，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級處分的，山東有十七名，河南兩名；受革職處分的，山東兩名，河南九名。這使懼於降罰的各級官員不敢懈怠，督責戶主們把當年稅糧完納。由於改變了拖欠稅糧的狀況，使國庫日益充裕。據萬曆五年官方統計全國的錢糧數目，年收入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同比增長了74％。財政收支相抵，還結餘85萬餘兩，扭轉了長期財政虧虛的狀況。正如張居正自己所說的：“近年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績效考核直接和頭頂的烏紗帽掛鉤，捕蟬的螳螂後麵有麻雀，官員們都得實打實幹。官場上，什麽都還可以考慮放一邊，但官帽最重，不可懈怠。明朝殘壞的管理係統，好像得到了有效整修，運轉起來快了許多。
然而，對官吏的管理限製勢必損害官僚豪強的利益，當改革與製度碰撞時，失敗的往往是前者。正如黃時鑒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中所說：“張居正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矛盾加劇的情況下，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從事的改革，隻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改革對掃除積弊，澄清吏治，抑製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政府收入增加，國家財政狀況有很大好轉，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強大地主勢力的百般頑強阻撓……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幾乎全行廢止。”
果不其然，張居正死後的第十四年，神宗就以瘋狂的掠奪，破壞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給明朝帶來了一場空前的災難。新政被廢除以後，國家朝政急劇敗落，既有的危機不僅故態復萌，統治機構還出現了自行解體的趨向，各種社會矛盾環環相扣，交錯而起，一場更為嚴重的危機鋪天蓋地席捲而來。官僚體製被破壞，國家庫藏被耗盡，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終於激發民眾起義，此起彼伏多達四十多次，全國各地怨聲載道，朝堂動盪不安。
這究竟是張居正的悲哀，還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尋根究底，是體製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劇。
可憐生前身後名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歲的張居正終於勞累病倒。他日理萬機，為國事沒日沒夜奔忙，連十九年未能見麵的老父去世，他都不能服喪守製。這在注重孝道的中國是難以想像的，不是他不孝，國家實在離不開他，忠孝難兩全啊！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捨棄了他十六年不忍訣別的朝政、十年來竭誠擁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號“文忠”。他帶著平生的抱負長眠江陵，可他哪裏知道，自己一生盡心輔政和中興明朝的功勞，換來的竟是子孫後代的一場大難。張居正改革連同他本人全遭覆滅，恰如明人筆記《野獲編》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張居正的蓋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後的家族災難也離不開他的改革。張居正一切的改革著眼於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麵損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誤，他死後，有些人就開始了肆意的報復和攻擊。但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夠得逞，在於他們有了可以施展陰謀的空間，正是張居正擁戴的神宗為他們創造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