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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張居正輔佐年僅十歲的萬曆皇帝，無異於一個年近五十、處於精力和經驗巔峰期的中年人帶著一個屁大點事也不懂，還在過“兒童節”的小孩。初登皇位的萬曆能懂什麽，能做什麽？朝中的大事小事能不由他身邊的張居正代行嗎？張居正必須一點一點手把手地教會他理政知識，也隻有這樣才能盡到一個首輔的責任。當然，有些事情就算是一般人也未必能懂，給小孩子解釋半天也沒有用，所以歸結起來，萬曆基本上可以開心地玩，放心地把事情教給他身邊的能相去處理。張居正肩膀上的擔子可就不小，事事代皇帝分析、謀劃、決斷，基本上皇帝該做的都由他幹了。
十年輔政，漫漫長路才拉開帷幕。張居正要麵對的是一個積弊重重的爛攤子，要醫治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當時世界上實力數一數二的帝國。少主乳臭未幹，張居正責無旁貸，皇帝的全職代理人他是必須當，也當定了。這麽一個巨大無比的病人，該從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醫治多大的範圍，張居正自嘉靖、隆元兩朝時以來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經成形，現在時機也到來了，是該大展身手的時候了，一番雷厲風行的大膽改革和勵精圖治由此開始。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憂外患，毛病一堆，能蹣跚地走到那時已經是萬幸。內有土地兼併，流民四散，國庫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麵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對張居正有這樣的評論：“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漢朝以來所少有的宰相，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張居正苦悶一些，因為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雖然富於理想，但拙於實行，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沒有才幹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居正所處的時期，以前數十年政局混亂，以後數十年政局混亂，隻有在其輔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興，煥發生機。
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朝的覆亡，隻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麵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中就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
張居正的政績顯著,在軍事方麵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麵,重用潘季馴,把黃河從水患變成水利,把田地從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增加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在內政方麵,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機構中的庸員,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總之,自張居正主政以來的明朝形勢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
後人對張居正的評價不一，有些爭議，對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麵提出不少批評，卻又不得不承認，在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大明王朝生機再現。穀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描述：“海內肅清，荒外警服，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積炳然。”明朝給張居正最後的蓋棺論定是：“故輔局長，肩勞人猿，舉廢飭馳，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體製的弊端 改革的悲劇
劉誌琴在《晚明文化與社會》中說：“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當年誹謗新政的又何嚐料到日暮途窮時夢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時不再來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點點星火，長留中華民族的星空。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改革，而是斷送改革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這是公正的。”
中國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發展。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隻不過是舊藥換新瓶。封建專製主義體製仍然貫穿起一個又一個朝代，愈到封建社會後期，愈益強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為權力的超級集中者。但事情並沒有朝皇帝們想像的方向發展，明朝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權力極度強化和國家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境遇。看來，體製本身已經疾患纏身，倘若沒有及時醫治，就要暴病而亡。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麵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自救運動。改革是觸動社會體製的變革，這雖然是在同一社會製度下的推陳出新、自我完善，卻是“變”字當頭，改變某些不合時宜的規章、製度和政策。與漸行漸變不同的是，改革是帶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體製性的改變，集中表現為法製的推陳出新，所以又稱為變法運動。
十年輔政，漫漫長路才拉開帷幕。張居正要麵對的是一個積弊重重的爛攤子，要醫治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當時世界上實力數一數二的帝國。少主乳臭未幹，張居正責無旁貸，皇帝的全職代理人他是必須當，也當定了。這麽一個巨大無比的病人，該從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醫治多大的範圍，張居正自嘉靖、隆元兩朝時以來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經成形，現在時機也到來了，是該大展身手的時候了，一番雷厲風行的大膽改革和勵精圖治由此開始。
入閣以後的張居正並沒有為個人的升遷而自鳴得意。這時的明王朝內憂外患，毛病一堆，能蹣跚地走到那時已經是萬幸。內有土地兼併，流民四散，國庫空虛，用度匱乏；外則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尤其岑猛叛亂，“兩江震駭”。麵對這些，張居正無法輕鬆。
著名歷史學家黎東方對張居正有這樣的評論：“以施政的成績而論，他不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漢朝以來所少有的宰相，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強可以與他相比。”諸葛亮的處境比張居正苦悶一些，因為不曾有機會施展其經綸於全中國；王安石雖然富於理想，但拙於實行，有本事獲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沒有才幹綜核僚佐與地方官的名實。居正所處的時期，以前數十年政局混亂，以後數十年政局混亂，隻有在其輔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興，煥發生機。
張居正清醒地認識到，小修小補已無法挽救明朝的覆亡，隻有進行大刀闊斧的全麵改革，才能使國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慶二年八月，他托《陳六事疏》中就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麵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
張居正的政績顯著,在軍事方麵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麵,重用潘季馴,把黃河從水患變成水利,把田地從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增加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在內政方麵,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機構中的庸員,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總之,自張居正主政以來的明朝形勢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
後人對張居正的評價不一，有些爭議，對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麵提出不少批評，卻又不得不承認，在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大明王朝生機再現。穀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描述：“海內肅清，荒外警服，力籌富國，太倉粟可支十年，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積炳然。”明朝給張居正最後的蓋棺論定是：“故輔局長，肩勞人猿，舉廢飭馳，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義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體製的弊端 改革的悲劇
劉誌琴在《晚明文化與社會》中說：“歷史就是這樣令人悲歡啼笑，當年誹謗新政的又何嚐料到日暮途窮時夢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時不再來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點點星火，長留中華民族的星空。歷史嘲諷的不是張居正改革，而是斷送改革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這是公正的。”
中國的封建專製主義體製從秦漢以來到明末，已經延續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僅有創立和完善的過程，而且在不斷地加強和削弱的反覆震盪中發展。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隻不過是舊藥換新瓶。封建專製主義體製仍然貫穿起一個又一個朝代，愈到封建社會後期，愈益強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度，連宰相的權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為權力的超級集中者。但事情並沒有朝皇帝們想像的方向發展，明朝衰敗的景象遠遠超過漢末、唐末和宋末，這樣一種權力極度強化和國家極度弱化的勢態，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歷代王朝從未有過的境遇。看來，體製本身已經疾患纏身，倘若沒有及時醫治，就要暴病而亡。
張居正的改革是在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麵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自救運動。改革是觸動社會體製的變革，這雖然是在同一社會製度下的推陳出新、自我完善，卻是“變”字當頭，改變某些不合時宜的規章、製度和政策。與漸行漸變不同的是，改革是帶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體製性的改變，集中表現為法製的推陳出新，所以又稱為變法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