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切都因陋就簡。例如，到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們的突擊步兵不僅裝備有供夜戰使用的紅外瞄準鏡和星光瞄準鏡，而且裝備有電焊工的護目鏡。在消耗戰中，敵人在坦克和卡車上安裝氙氣探照燈，使我們在敵後活動的襲擊隊頭暈目眩而無法活動。電焊工的護目鏡可以使探照燈歸於無效。第一波步兵還配備了簡單的繩梯（共一千四百四十付），以便從沙壘上懸掛下來，供下一波步兵攀登而上。
重量仍是一個問題。為減輕負荷，我們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裝備。輕便支援武器將隻帶極少的彈藥——我估計隻夠激戰一小時之用。突擊部隊將不配備地雷、探雷器和炸藥，測距儀和無線電（為西岸掩護炮火觀察彈著點和指示目標），以及在晝間和夜間指引支援部隊與突擊部隊會合的路標。我們要另想辦法：
敵人給了我辦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紅海軍區就任司令官時，已經研究過敵人以往在該地區遂行的所有作戰行動。其中一次行動是在我抵達該地區的幾個月之前炮擊薩法賈港。這次行動使我大惑不解。於是，我就去檢查依然歷歷在目的彈坑。這些彈坑隻能是120毫米迫擊炮射擊後造成的。因此，這是機載迫擊炮分隊實施的一次襲擊。我們知道120毫米迫擊炮的射程，再設想一下假如我是敵人的指揮官，我會選擇何處作為直升機著陸場，因而不難在地圖上標出兩個最可能的地點。我們驅車前往尋找著陸場，沒走多遠就發現了迫擊炮射擊陣地的蛛絲馬跡。在遺棄的物品中，有一輛粗製的四輪小車。
我當過特種部隊司令官，因此對這輛小車很感興趣。它結構簡單，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車上帶回司令部，召來技術主任，要他製作六輛這樣的小車。他看了一下小車，聲稱可以做得更好一點，隻是車輪有問題，因為武裝部隊中沒有這麽小的車輪。他想起了維斯帕車輪——維斯帕是我國年輕人十分喜愛的小型摩托車。我給了他假期，讓他到坎圖——開羅出售舊車零件的市場——去搜羅一番。造好第一輛樣車後，我們進行了試驗，以便確定其最佳負荷與尺寸。然後，我們又製造了五輛。我們發現，使用這種小車，在兩、三英裏的崎嶇路程上，兩個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資器材。
現在，作為正為裝備突擊部隊而操心的武裝部隊參謀長，我想起了這些小車。據我的日記記載，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見了總司令部車輛部部長加麥爾·西德基將軍，給他看了一輛我們的紅海小車，然後說道：“我要一千輛這樣的小車。”幾天後，西德基又來了。車輪仍是一個問題。即使將坎圖市場上的車輪搜購一空，裝配起來的車輛也超不過一百輛。我們必須自製車輪，或者從義大利進口，這就需要六個月的時間。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輛小車。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輛。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擁有了三千輛。一九七三年十月，我們的步兵衝擊運河對岸的敵軍防線時，身後拖著二千五百四十輛小車，一共載有三百三十六噸作戰物資。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還能負重四十磅計算，那就要用二萬二千四百名非武裝人員——民夫——去搬運突擊部隊拖帶的物資。
裝備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戰鬥力。但是，仍有一個核心問題尚未解決。在五個各寬四英裏的地段上渡河的三萬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毀巴列夫防線和擊退反擊的任務嗎？尤其是在敵軍第一線坦克部隊（三個旅，三百六十輛坦克）至多在兩小時內即可投入戰鬥，以及西奈以軍另外四個裝甲旅和四個步兵旅可在（據我們的國防情報部估計）六至八小時內趕到的情況下，能夠完成任務嗎？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設想我們的三萬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時到達對岸。他們將分成若幹個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裝備均不相同。第一突擊波最大，由四千人組成。其餘部隊編為十一個波次，各波間隔十五分鍾。
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為了彌補不足，我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我們必須以西岸盡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別是反坦克火力，支援東岸我軍。第二，我軍必須呆在西岸火力的射程之內，也就是說不讓部隊推進得過遠。他們必須在運河以東不超過三英裏處停止前進，等待大約在h+10小時可以與之會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隊。隻有在支援部隊到達並且進行了必要的整頓和改編之後，我軍才能擴大橋頭陣地。即使如此，我們的估計依然如故：到h+18小時，每個步兵師應當已沿運河穩固地建立一個縱深五英裏、寬十英裏的橋頭陣地。
因此，盡管作了許多調整，使裝備和戰術適應步兵的戰鬥力，我們的基本設想並未改變。渡河之戰隻有在發起突擊的十八個小時之後才能取得勝利。
組織渡河
我們的步兵隻有渡過運河，才能與敵交戰。如果渡河出了毛病，那麽，裝備再好，建立橋頭陣地的戰術再妙，西岸的掩護火力再猛，都無法防止災難的發生。
從另一種意義上講，渡河也是對我們的計劃工作最嚴峻的考驗。我們可以在時間和能力上留有較大的餘地，但在渡河的具體組織工作上卻不允許出現絲毫的誤差。由於參戰部隊的密度很大，因而必須組織得分毫不差。一縱隊坦克在西岸開到了錯誤的地點，或者在東岸走錯了路，就有可能造成極大的混亂。它的行動必須準確無誤。
重量仍是一個問題。為減輕負荷，我們去掉了一些重要的裝備。輕便支援武器將隻帶極少的彈藥——我估計隻夠激戰一小時之用。突擊部隊將不配備地雷、探雷器和炸藥，測距儀和無線電（為西岸掩護炮火觀察彈著點和指示目標），以及在晝間和夜間指引支援部隊與突擊部隊會合的路標。我們要另想辦法：
敵人給了我辦法。一九七○年一月，我到紅海軍區就任司令官時，已經研究過敵人以往在該地區遂行的所有作戰行動。其中一次行動是在我抵達該地區的幾個月之前炮擊薩法賈港。這次行動使我大惑不解。於是，我就去檢查依然歷歷在目的彈坑。這些彈坑隻能是120毫米迫擊炮射擊後造成的。因此，這是機載迫擊炮分隊實施的一次襲擊。我們知道120毫米迫擊炮的射程，再設想一下假如我是敵人的指揮官，我會選擇何處作為直升機著陸場，因而不難在地圖上標出兩個最可能的地點。我們驅車前往尋找著陸場，沒走多遠就發現了迫擊炮射擊陣地的蛛絲馬跡。在遺棄的物品中，有一輛粗製的四輪小車。
我當過特種部隊司令官，因此對這輛小車很感興趣。它結構簡單，精巧合用。我把它放到汽車上帶回司令部，召來技術主任，要他製作六輛這樣的小車。他看了一下小車，聲稱可以做得更好一點，隻是車輪有問題，因為武裝部隊中沒有這麽小的車輪。他想起了維斯帕車輪——維斯帕是我國年輕人十分喜愛的小型摩托車。我給了他假期，讓他到坎圖——開羅出售舊車零件的市場——去搜羅一番。造好第一輛樣車後，我們進行了試驗，以便確定其最佳負荷與尺寸。然後，我們又製造了五輛。我們發現，使用這種小車，在兩、三英裏的崎嶇路程上，兩個人最多可拖拽三百七十五磅的物資器材。
現在，作為正為裝備突擊部隊而操心的武裝部隊參謀長，我想起了這些小車。據我的日記記載，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召見了總司令部車輛部部長加麥爾·西德基將軍，給他看了一輛我們的紅海小車，然後說道：“我要一千輛這樣的小車。”幾天後，西德基又來了。車輪仍是一個問題。即使將坎圖市場上的車輪搜購一空，裝配起來的車輛也超不過一百輛。我們必須自製車輪，或者從義大利進口，這就需要六個月的時間。我表示同意。
到一九七二年一月，我有了一千輛小車。一九七二年十月，又有了一千輛。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一共擁有了三千輛。一九七三年十月，我們的步兵衝擊運河對岸的敵軍防線時，身後拖著二千五百四十輛小車，一共載有三百三十六噸作戰物資。若按每人除自身必需品外還能負重四十磅計算，那就要用二萬二千四百名非武裝人員——民夫——去搬運突擊部隊拖帶的物資。
裝備可以大大地提高步兵的戰鬥力。但是，仍有一個核心問題尚未解決。在五個各寬四英裏的地段上渡河的三萬二千名官兵，有可能完成摧毀巴列夫防線和擊退反擊的任務嗎？尤其是在敵軍第一線坦克部隊（三個旅，三百六十輛坦克）至多在兩小時內即可投入戰鬥，以及西奈以軍另外四個裝甲旅和四個步兵旅可在（據我們的國防情報部估計）六至八小時內趕到的情況下，能夠完成任務嗎？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設想我們的三萬二千名官兵可以同時到達對岸。他們將分成若幹個波次渡河，各波的兵力、武器和裝備均不相同。第一突擊波最大，由四千人組成。其餘部隊編為十一個波次，各波間隔十五分鍾。
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為了彌補不足，我作出了兩項決定。第一，我們必須以西岸盡可能猛烈的火力，特別是反坦克火力，支援東岸我軍。第二，我軍必須呆在西岸火力的射程之內，也就是說不讓部隊推進得過遠。他們必須在運河以東不超過三英裏處停止前進，等待大約在h+10小時可以與之會合的坦克和其他支援部隊。隻有在支援部隊到達並且進行了必要的整頓和改編之後，我軍才能擴大橋頭陣地。即使如此，我們的估計依然如故：到h+18小時，每個步兵師應當已沿運河穩固地建立一個縱深五英裏、寬十英裏的橋頭陣地。
因此，盡管作了許多調整，使裝備和戰術適應步兵的戰鬥力，我們的基本設想並未改變。渡河之戰隻有在發起突擊的十八個小時之後才能取得勝利。
組織渡河
我們的步兵隻有渡過運河，才能與敵交戰。如果渡河出了毛病，那麽，裝備再好，建立橋頭陣地的戰術再妙，西岸的掩護火力再猛，都無法防止災難的發生。
從另一種意義上講，渡河也是對我們的計劃工作最嚴峻的考驗。我們可以在時間和能力上留有較大的餘地，但在渡河的具體組織工作上卻不允許出現絲毫的誤差。由於參戰部隊的密度很大，因而必須組織得分毫不差。一縱隊坦克在西岸開到了錯誤的地點，或者在東岸走錯了路，就有可能造成極大的混亂。它的行動必須準確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