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主要承擔的是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的設計，從總平麵規劃到裝飾圖案紋樣，她一張一張認真推敲，反覆研究。每繪一個圖樣，都要逐級放大，從小比例尺全圖直到大樣，並在每個圖上繪出人形，保證正確的尺度。
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作藍本，選出許多資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詳細講解，掌握基本特點。
林徽因說：「盛唐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的華彩樂段，顯示著時代風貌和社會形態。
『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為麻。』這是何等氣派！任何藝術從氣勢和風度講，顯然應該和社會時代相一致。秦漢雕塑以陽剛之美為主，體現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則剛柔並濟，同時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緻、細膩、華美的自然靈氣。秦漢雕塑在空間造型上講究體積的龐大，氣勢的充沛，以大為美，以充實為美，而唐代雕塑則是渾厚中有靈巧，粗獷中有嫵媚，豪放中有細膩，凝重中有輕盈。秦漢雕塑表現為物質世界的擴張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時還講這種擴張和征服與內心世界的刻畫相統一。唐代雕塑代表著完滿、和諧，在『比德』和『暢神』方麵都做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係。這些正是我們要借鑑的。
唐代藝術具有與歐洲文藝復興類似的人文主義特點，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
林徽因說完，又拿起關肇鄴設計的一幅圖案，半開玩笑地說：「這幅好像是幹隆趣味，不配表現我們的英雄。」
經過比較，他們最後選定了一種以唐風為主的風格。
兩個月的時間，林徽因和關肇鄴畫了數百張圖案，最後選定了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設計。
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上，他們很傷了一段時間腦筋。最初選用了英雄花，經諮詢花卉專家，得知木棉並非中國原產，隨後放棄這一構想。
在上千種花卉中，他們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象徵高貴、純潔和堅韌。
須彌座正麵設計為一主兩從三個花環，側麵為一隻花環。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應，運用中國傳統的紀念性符號，如同一組上行的音階，把英雄的樂章推向高潮。
1953年完成了景泰藍搶救工作以後，林徽因的身體又一次垮了下來，她生命的熱能仿佛徹底耗盡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嚴重，藥物已不能奏效，隻能保持居室的溫度。即使是一場感冒，對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紙把林徽因居室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來，幾個火爐也早早地點上。
這年十月，中國建築學會成立，梁思成被推舉為副理事長，林徽因被選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
1954年6月，林徽因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8月10日，《北京日報》介紹了她的簡歷。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體實在不能抵禦郊外的寒冷，為方便治療，梁思成在城裏租了房子。由於一時尚未就緒，便搬到陳占祥家裏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同仁醫院。
1955年春節剛過，建工部召開了設計和施工工作會議，各部、局的領導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根據近年來各報陸續披露的基本建設中浪費情況，和設計工作中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偏向，進行了激烈地討論和批判。
這次會上，還組織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樣。
從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
十多年以後，梁思成在回顧這場批判時，談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國考察時，國際上新建築理論又有了發展，我深感我國在建築理論上的落後。回國後，我把這些理論貫徹到教學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開展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中，批判崇美思想，把這些新建築理論和我修訂的教學計劃，統統算在美帝的帳上給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係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時感到十分吃驚，因為它仍舊是沿襲巴黎美院學院派的傳統教育體製。但是當時正是學習蘇聯高潮，認為蘇聯的經驗都是先進的，便把它照搬了過來。
當時，我也深感不解，怎麽史達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建築和我二十年代在賓大所學的那一套完全一樣？我自己的解釋是：蘇聯建築與歐美折衷主義建築之不同，主要在「內容」上。但是在建築上「社會主義的內容」和「資本主義的內容」
究竟有何區別，我之所以說不清，是因為我不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將來我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時，自然就會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內容了。
我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一提法，感到很受啟發。我想我們新中國的建築也應該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認為我過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築，它們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則我既不了解什麽是社會主義，也說不清在建築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內容」。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個問題。
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作藍本，選出許多資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詳細講解，掌握基本特點。
林徽因說：「盛唐文化是中國歷史上的華彩樂段，顯示著時代風貌和社會形態。
『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為麻。』這是何等氣派！任何藝術從氣勢和風度講，顯然應該和社會時代相一致。秦漢雕塑以陽剛之美為主，體現了積極進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則剛柔並濟，同時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緻、細膩、華美的自然靈氣。秦漢雕塑在空間造型上講究體積的龐大，氣勢的充沛，以大為美，以充實為美，而唐代雕塑則是渾厚中有靈巧，粗獷中有嫵媚，豪放中有細膩，凝重中有輕盈。秦漢雕塑表現為物質世界的擴張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時還講這種擴張和征服與內心世界的刻畫相統一。唐代雕塑代表著完滿、和諧，在『比德』和『暢神』方麵都做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係。這些正是我們要借鑑的。
唐代藝術具有與歐洲文藝復興類似的人文主義特點，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
林徽因說完，又拿起關肇鄴設計的一幅圖案，半開玩笑地說：「這幅好像是幹隆趣味，不配表現我們的英雄。」
經過比較，他們最後選定了一種以唐風為主的風格。
兩個月的時間，林徽因和關肇鄴畫了數百張圖案，最後選定了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設計。
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上，他們很傷了一段時間腦筋。最初選用了英雄花，經諮詢花卉專家，得知木棉並非中國原產，隨後放棄這一構想。
在上千種花卉中，他們最後選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種，象徵高貴、純潔和堅韌。
須彌座正麵設計為一主兩從三個花環，側麵為一隻花環。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應，運用中國傳統的紀念性符號，如同一組上行的音階，把英雄的樂章推向高潮。
1953年完成了景泰藍搶救工作以後，林徽因的身體又一次垮了下來，她生命的熱能仿佛徹底耗盡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嚴重，藥物已不能奏效，隻能保持居室的溫度。即使是一場感冒，對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紙把林徽因居室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來，幾個火爐也早早地點上。
這年十月，中國建築學會成立，梁思成被推舉為副理事長，林徽因被選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
1954年6月，林徽因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8月10日，《北京日報》介紹了她的簡歷。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體實在不能抵禦郊外的寒冷，為方便治療，梁思成在城裏租了房子。由於一時尚未就緒，便搬到陳占祥家裏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惡化，住進了同仁醫院。
1955年春節剛過，建工部召開了設計和施工工作會議，各部、局的領導和北京市委宣傳部門的負責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會上，根據近年來各報陸續披露的基本建設中浪費情況，和設計工作中的「復古主義」、「形式主義」偏向，進行了激烈地討論和批判。
這次會上，還組織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樣。
從此，「以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主義建築思想」的批判，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
十多年以後，梁思成在回顧這場批判時，談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國考察時，國際上新建築理論又有了發展，我深感我國在建築理論上的落後。回國後，我把這些理論貫徹到教學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開展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中，批判崇美思想，把這些新建築理論和我修訂的教學計劃，統統算在美帝的帳上給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學建築係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時感到十分吃驚，因為它仍舊是沿襲巴黎美院學院派的傳統教育體製。但是當時正是學習蘇聯高潮，認為蘇聯的經驗都是先進的，便把它照搬了過來。
當時，我也深感不解，怎麽史達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建築和我二十年代在賓大所學的那一套完全一樣？我自己的解釋是：蘇聯建築與歐美折衷主義建築之不同，主要在「內容」上。但是在建築上「社會主義的內容」和「資本主義的內容」
究竟有何區別，我之所以說不清，是因為我不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將來我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時，自然就會懂得什麽是社會主義內容了。
我學習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應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一提法，感到很受啟發。我想我們新中國的建築也應該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認為我過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築，它們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於「社會主義的內容」，則我既不了解什麽是社會主義，也說不清在建築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內容」。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