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費慰梅敞開了。那段日子，費慰梅經常騎著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過花園去找林徽因，兩個人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裏坐下，並泡上兩杯熱茶，便開始了推心置腹的傾談，她們有時比較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時談文學藝術，並把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林徽因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徐誌摩，她給費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誦徐誌摩的詩，從她閃著淚光的眸子裏，費慰梅讀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戀。
很快費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結成了知己，他便是邏輯家學金嶽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實際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個成員，他住在梁家院後一座小房子裏，梁氏夫婦住宅的一扇小門，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婦的聚會上，老金總是第一個到達的客人，有時這樣的聚會也在老金家裏舉行。作為邏輯學家的老金，連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麽獨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對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聞聲過來解勸，從不問清紅皂白，而是大講特講其生活與哲學的關係，總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戰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這理性的邏輯思辯。
經常參加聚會的還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和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陳岱孫，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在倫敦留學的社會學家陶孟和等，也是這裏的常客。應該說，那個年代梁家客廳裏聚集的多是中國學術界的精英。
每到星期六，學者們的妻子也往往趕來參加聚會，費正清和費慰梅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他們的中文水平也就在這樣的聚會中飛快地提高。
星期六的聚會，高潮是中午在飯店裏的聚餐，差不多每次林徽因都給大家講上一段開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兒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林家的僕人陳媽，有一天驚慌地跑來報告說，在梁家西邊的緊鄰，房頂上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在那居住的房客窮得修不起屋頂，托徽因向房東去求情，讓房東出錢修房，林徽因馬上去找房東，得知房客住的三間居屋每月隻付50個銅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從幹隆年間就租用這處房子，已經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終沒有漲過，因此房東也沒有能力出錢維修這座房子，事情的終結是林徽因給房東捐了一筆修理房頂費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費慰梅像中國人那樣，豎起大拇指，大聲說：「徽，真有你的！」
不歡迎費氏夫婦的似乎隻有林徽因的母親和僕人們，老太太總是用一雙疑惑的眼睛直盯著這一對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人。每當費氏夫婦扣響梁家的門環，開門的僕人總是隻把大門打開一道縫，從上到下把他們打量一會兒，然後才把他們放進院子，而老太太卻踮著小腳一直把他們追到客廳裏，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親推著送回她自己的屋裏。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時候，費氏夫婦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騎馬，城市裏的塵囂被遠遠地隔在了灰色的城牆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現的是另一種賞心悅目的景觀。一望無垠的大平原上的莊稼，一直綠到城牆腳下，那蓬蓬勃勃的綠，散發出一種鮮嫩的氣息。
高高低低的土屋，錯落在萬綠叢中，遠處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藍色的煙跡，透過稀稀落落的樹木，隱約可見遠處的塔影。天空藍得像一匹緞子，一絲絲雲彩在小月河裏漂蕩著，元代的土城牆逶迤如一條灰蛇，起伏在紛亂灌莽中。
林徽因策馬前行，她在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極了，連號稱美利堅騎士的費正清也嘆為觀止，林徽因信馬由韁，沿著古老的灰色城牆，一會兒便縱馬飛馳起來，她那條紅色披巾，在風裏飄蕩如一團燃燒的火焰。
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一對馬鞍，一套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帶給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鮮而美好的，費氏夫婦回國後，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麽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麽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麽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裏對我來說隻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很快費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結成了知己，他便是邏輯家學金嶽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實際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個成員，他住在梁家院後一座小房子裏，梁氏夫婦住宅的一扇小門，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婦的聚會上，老金總是第一個到達的客人，有時這樣的聚會也在老金家裏舉行。作為邏輯學家的老金，連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麽獨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對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聞聲過來解勸，從不問清紅皂白，而是大講特講其生活與哲學的關係，總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戰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這理性的邏輯思辯。
經常參加聚會的還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和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陳岱孫，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在倫敦留學的社會學家陶孟和等，也是這裏的常客。應該說，那個年代梁家客廳裏聚集的多是中國學術界的精英。
每到星期六，學者們的妻子也往往趕來參加聚會，費正清和費慰梅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他們的中文水平也就在這樣的聚會中飛快地提高。
星期六的聚會，高潮是中午在飯店裏的聚餐，差不多每次林徽因都給大家講上一段開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兒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林家的僕人陳媽，有一天驚慌地跑來報告說，在梁家西邊的緊鄰，房頂上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在那居住的房客窮得修不起屋頂，托徽因向房東去求情，讓房東出錢修房，林徽因馬上去找房東，得知房客住的三間居屋每月隻付50個銅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從幹隆年間就租用這處房子，已經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終沒有漲過，因此房東也沒有能力出錢維修這座房子，事情的終結是林徽因給房東捐了一筆修理房頂費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費慰梅像中國人那樣，豎起大拇指，大聲說：「徽，真有你的！」
不歡迎費氏夫婦的似乎隻有林徽因的母親和僕人們，老太太總是用一雙疑惑的眼睛直盯著這一對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人。每當費氏夫婦扣響梁家的門環，開門的僕人總是隻把大門打開一道縫，從上到下把他們打量一會兒，然後才把他們放進院子，而老太太卻踮著小腳一直把他們追到客廳裏，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親推著送回她自己的屋裏。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時候，費氏夫婦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騎馬，城市裏的塵囂被遠遠地隔在了灰色的城牆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現的是另一種賞心悅目的景觀。一望無垠的大平原上的莊稼，一直綠到城牆腳下，那蓬蓬勃勃的綠，散發出一種鮮嫩的氣息。
高高低低的土屋，錯落在萬綠叢中，遠處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藍色的煙跡，透過稀稀落落的樹木，隱約可見遠處的塔影。天空藍得像一匹緞子，一絲絲雲彩在小月河裏漂蕩著，元代的土城牆逶迤如一條灰蛇，起伏在紛亂灌莽中。
林徽因策馬前行，她在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極了，連號稱美利堅騎士的費正清也嘆為觀止，林徽因信馬由韁，沿著古老的灰色城牆，一會兒便縱馬飛馳起來，她那條紅色披巾，在風裏飄蕩如一團燃燒的火焰。
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一對馬鞍，一套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帶給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鮮而美好的，費氏夫婦回國後，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並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驚奇。
你看，我是在兩種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種文化的接觸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種缺少點什麽的感覺，覺得有一種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適合這種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麽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麽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機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鬱！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裏對我來說隻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