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座小龕，雖不能說是真正的建築遺物，也可以說是與建築有關的小品。不止詩意畫意都很充足，「建築意」更是豐富，實在值得停車一覽。至於走下山坡到原來的杏子口裏望上真真瞻仰這三龕本來莊嚴峻立的形勢，更是值得。
林徽因很仔細地畫了素描，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杏子口北崖石佛龕的門口，把那件藍上衣披在肩上，讓梁思成為她拍照。
林徽因問梁思成：「你看這個佛龕像什麽？」
梁思成說：「它很抽象，好像什麽都像，又好像什麽都不像，也許它隻是一個符號吧。法國的郎香教堂像一艘駛向遠方的大船，又像一頂荷蘭牧師的帽子，也像祈禱合掌的雙手，它們不是一般地實現了建築的物質功能，而且在精神上、藝術上給人以強烈的象徵性，建築美的本質特徵在於抽象，從廣義上講抽象就是象徵。這兩個佛龕，可以說它是扣在山頂上的僧帽。」
林徽因說：「不能孤立的看這兩個建築，它是整個山的一部分。在這個山口上，唯其樸素奇特，才能顯示宗教的征服，這是蘊含在自然中的達觀和莊嚴。」
平郊建築的考察，喚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審美感覺。1933年11月，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又到河北正定的興隆寺、陽和樓、開元寺鍾樓等10餘處宋遼時期的古建築考察。
在她的眸子裏，沒有一塊石頭是冥頑不化的，而她的酬報便是那無窮的建築意的收穫。
彼岸的友情
一對新婚不久的美國青年，驀然闖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們便是後來成為著名社會學家、漢學家的費正清（費爾班克。約翰。金）、費慰梅（威爾瑪）夫婦。
當時，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費正清來自南達科他，費慰梅則來自麻塞諸薩州的劍橋，這一對如癡如狂的喜歡中國的人文歷史和藝術的青年人齊qisuu網，就是在那裏相遇並相愛的。基於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他們把自己的結婚地也選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裏，這一對來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懷著一腔新奇，過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們到胡同口去喝豆漿、吃油條，挎籃子吆喝「籮卜賽梨」的小販，也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每天，他們都會買上幾隻「心裏美」籮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韻。他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車，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種古老的文化氤氳，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古典的東方夢境。
他們找了中文老師，開始學習中國語言，神秘的方塊字給了他們橫平豎直的另一種語境。課餘時間，他們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裏考察，但對他們更具吸引力的卻是北平的門樓和城牆，盡管這大牆內外上演著的一幕幕活劇，對於他們卻還是那樣陌生。
婚後的兩個月，他們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並從那時起，他們維繫了一生血濃於水的友情。晚年的費慰梅回憶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開始於心靈的奇遇，而這兩對夫婦的相識卻完全沒有故事，他們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並互相吸引，一交談，才知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喜不自勝。
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當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瀋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百廢待興，而繁重的家事又給她憑添了若許煩惱，費慰梅懷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那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裏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應該說，作為一個西方女性，費慰梅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癥結，費慰梅說：「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製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裏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林徽因很仔細地畫了素描，又落落大方地坐在杏子口北崖石佛龕的門口，把那件藍上衣披在肩上，讓梁思成為她拍照。
林徽因問梁思成：「你看這個佛龕像什麽？」
梁思成說：「它很抽象，好像什麽都像，又好像什麽都不像，也許它隻是一個符號吧。法國的郎香教堂像一艘駛向遠方的大船，又像一頂荷蘭牧師的帽子，也像祈禱合掌的雙手，它們不是一般地實現了建築的物質功能，而且在精神上、藝術上給人以強烈的象徵性，建築美的本質特徵在於抽象，從廣義上講抽象就是象徵。這兩個佛龕，可以說它是扣在山頂上的僧帽。」
林徽因說：「不能孤立的看這兩個建築，它是整個山的一部分。在這個山口上，唯其樸素奇特，才能顯示宗教的征服，這是蘊含在自然中的達觀和莊嚴。」
平郊建築的考察，喚起了林徽因特殊的審美感覺。1933年11月，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又到河北正定的興隆寺、陽和樓、開元寺鍾樓等10餘處宋遼時期的古建築考察。
在她的眸子裏，沒有一塊石頭是冥頑不化的，而她的酬報便是那無窮的建築意的收穫。
彼岸的友情
一對新婚不久的美國青年，驀然闖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們便是後來成為著名社會學家、漢學家的費正清（費爾班克。約翰。金）、費慰梅（威爾瑪）夫婦。
當時，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費正清來自南達科他，費慰梅則來自麻塞諸薩州的劍橋，這一對如癡如狂的喜歡中國的人文歷史和藝術的青年人齊qisuu網，就是在那裏相遇並相愛的。基於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他們把自己的結婚地也選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裏，這一對來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懷著一腔新奇，過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們到胡同口去喝豆漿、吃油條，挎籃子吆喝「籮卜賽梨」的小販，也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每天，他們都會買上幾隻「心裏美」籮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韻。他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車，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種古老的文化氤氳，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古典的東方夢境。
他們找了中文老師，開始學習中國語言，神秘的方塊字給了他們橫平豎直的另一種語境。課餘時間，他們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裏考察，但對他們更具吸引力的卻是北平的門樓和城牆，盡管這大牆內外上演著的一幕幕活劇，對於他們卻還是那樣陌生。
婚後的兩個月，他們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並從那時起，他們維繫了一生血濃於水的友情。晚年的費慰梅回憶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後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願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種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開始於心靈的奇遇，而這兩對夫婦的相識卻完全沒有故事，他們在一次聚會上認識，並互相吸引，一交談，才知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喜不自勝。
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當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瀋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百廢待興，而繁重的家事又給她憑添了若許煩惱，費慰梅懷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那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並不是她沒有僕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兒、新生的兒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於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裏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應該說，作為一個西方女性，費慰梅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癥結，費慰梅說：「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製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瀋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種生活。可是此刻在家裏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寧，可以不受孩子、僕人或母親的幹擾。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種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築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擾，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