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需喚起對德俄單獨互相遷就的舊有恐懼，也無需誇大法國與莫斯科策略上調情的後果，隻要歐洲仍在進行聯合的努力失敗，人們就會對歐洲地緣政治的穩定和美國在歐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歐洲聯合的任何失敗事實上可能使歐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當傳統的手法。這肯定會為俄國或德國在地緣政治方麵自行其是提供機遇。不過，如果歐洲現代史上還能給人以什麽經驗教訓的話，那麽俄、德都不可能在這方麵獲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國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時可能會變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當。
當前，德國的利益與歐盟和北約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後兩者的利益中得以淨化。甚至綠黨左翼聯盟發言人也主張擴大北約和歐盟。但是，如果歐洲的統一和擴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論，將會出現一個更帶民族主義色彩的德國有關歐洲“秩序”觀的詮釋，從而對歐洲的穩定構成潛在的損害。聯邦議院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科爾總理可能的繼任者沃爾夫岡。紹伯勒在說下麵這番話時就反映出這種思想狀態。他說，德國不再是“反對東方的西方堡壘；我們已變為歐洲的中心”，並有針對性地補充說：“在中世紀的漫長年代，德國曾被捲入創立歐洲秩序”1996年8月2日，黑體是引用者所加……按照這一思路，中歐地區會成為確立德國明顯的政治主導地位的地區和德國對東方和西方進一步實施單方麵政策的基礎，而不再是德國僅僅占據經濟優勢的一個歐洲地區。
歐洲到那時就不再是美國力量在歐亞大陸的橋頭堡和向歐亞大陸擴展全球民主體係的跳板了。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對歐洲統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體的支持必須維持不變的原因。盡管在歐洲經濟恢復時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聯盟內美國頻繁表示支持歐洲統一及歐洲的跨國合作，但在行動上美國好像更喜歡與一個一個的歐洲國家而不是與歐盟打交道，來處理棘手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美國在歐洲決策過程中偶而地固執己見，似乎強化了歐洲的疑慮：當歐洲服從美國領導時美國就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而當歐洲製定自己的歐洲政策時美國就不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這是一個不應傳播的錯誤信息。
美國在明確宣布它不但準備接受歐洲成為真正歐洲的後果，而且準備採取相應行動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歐馬德裏聯合宣言中強有力地重申美國對歐洲統一的承諾，但這聽起來依然空洞無力。對歐洲來說，最終結果必須是它與美國結成真正的夥伴，而不是受優待但仍是小夥伴的那種地位。真正的夥伴關係意味著共同決策並分擔責任。美國對歐洲統一事業的支持將有助於使跨大西洋對話充滿活力，並促使歐洲人更認真地致力於在世界上發揮一個真正舉足輕重的歐洲可能發揮的作用。
可以想像，在某個時候，一個真正聯合和強大的歐盟可能會變成美國的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對手。歐盟當然可能變成一個難以駕馭的經濟技術競爭者。與此同時，它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然而，事實上這樣一個強大的和政治上專心致誌的歐洲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出現的。與美國立國之初時的情況不同，歐洲對復興民族國家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麵對一個超國家的歐洲的熱望則顯然已經消退。
未來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種現實可能的選擇：或者是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統一的歐洲，盡管猶豫不決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歐洲大陸統一的目標；或者是一個僵持的歐洲，其一體化的程度和地理範圍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狀況，而中歐則繼續處於地緣政治真空；或者是作為僵持狀態的可能後續，出現一個恢復舊時的強權角逐且逐漸走向分裂的歐洲。如果出現一個僵持的歐洲，德國對歐洲的那種自我認同感幾乎將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國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義色彩。對美國來說，第一種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這是一種如果要實現就需要美國全力支持的選擇。
在歐洲建設猶豫不決的當前階段，美國沒有必要直接介入諸如以下複雜問題的爭論：歐盟是否應以多數贊成製（一個得到德國特別支持的立場）來作出對外政策決定，歐洲議會是否應該獲得立法決策權及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是否應成為事實上的歐洲行政當局，實施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協議的時間表是否應適當鬆動，歐洲最終是否應成為一個涵蓋廣闊的邦聯或者成為一個以聯邦實體為內核加上較為鬆散的外圍周邊地帶的多層次實體。這些問題都應由歐洲人自己去研討解決。解決這些問題的進展很可能不平衡，會停停走走，而且最終隻能靠複雜的妥協被推動前進。
不過，人們有理由認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將在2000年以前應運而生，最初可能由歐盟現有的15個成員國中的六至十個成員國組成。這將加速歐洲在貨幣領域之外的經濟一體化，同時進一步促進政治一體化。於是，伴隨著斷斷續續的進程，一個擁有更為一體化的內核和較鬆散的外圍的單一歐洲將會出現並日漸成為歐亞棋局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棋手。
無論怎樣，美國都不應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美國更喜歡一個盡管包括的地域更廣內涵卻含糊不清的歐洲聯合。美國應該通過言辭和行動重申，它最終願意將歐盟視為美國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夥伴並與之打交道，而不僅僅把歐盟視為由通過北約與美國結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地區性共同市場。為使這一承諾更可信並超越關於“夥伴關係”的動聽言辭，美國可以建議並啟動在新的跨大西洋雙邊決策機製中與歐盟的聯袂規劃。
當前，德國的利益與歐盟和北約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後兩者的利益中得以淨化。甚至綠黨左翼聯盟發言人也主張擴大北約和歐盟。但是，如果歐洲的統一和擴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論，將會出現一個更帶民族主義色彩的德國有關歐洲“秩序”觀的詮釋，從而對歐洲的穩定構成潛在的損害。聯邦議院基督教民主黨領袖、科爾總理可能的繼任者沃爾夫岡。紹伯勒在說下麵這番話時就反映出這種思想狀態。他說，德國不再是“反對東方的西方堡壘；我們已變為歐洲的中心”，並有針對性地補充說：“在中世紀的漫長年代，德國曾被捲入創立歐洲秩序”1996年8月2日，黑體是引用者所加……按照這一思路，中歐地區會成為確立德國明顯的政治主導地位的地區和德國對東方和西方進一步實施單方麵政策的基礎，而不再是德國僅僅占據經濟優勢的一個歐洲地區。
歐洲到那時就不再是美國力量在歐亞大陸的橋頭堡和向歐亞大陸擴展全球民主體係的跳板了。這就是為什麽美國對歐洲統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體的支持必須維持不變的原因。盡管在歐洲經濟恢復時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聯盟內美國頻繁表示支持歐洲統一及歐洲的跨國合作，但在行動上美國好像更喜歡與一個一個的歐洲國家而不是與歐盟打交道，來處理棘手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美國在歐洲決策過程中偶而地固執己見，似乎強化了歐洲的疑慮：當歐洲服從美國領導時美國就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而當歐洲製定自己的歐洲政策時美國就不支持歐洲人之間的合作。這是一個不應傳播的錯誤信息。
美國在明確宣布它不但準備接受歐洲成為真正歐洲的後果，而且準備採取相應行動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歐馬德裏聯合宣言中強有力地重申美國對歐洲統一的承諾，但這聽起來依然空洞無力。對歐洲來說，最終結果必須是它與美國結成真正的夥伴，而不是受優待但仍是小夥伴的那種地位。真正的夥伴關係意味著共同決策並分擔責任。美國對歐洲統一事業的支持將有助於使跨大西洋對話充滿活力，並促使歐洲人更認真地致力於在世界上發揮一個真正舉足輕重的歐洲可能發揮的作用。
可以想像，在某個時候，一個真正聯合和強大的歐盟可能會變成美國的一個全球性的政治對手。歐盟當然可能變成一個難以駕馭的經濟技術競爭者。與此同時，它在中東和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然而，事實上這樣一個強大的和政治上專心致誌的歐洲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出現的。與美國立國之初時的情況不同，歐洲對復興民族國家有很深的歷史淵源，麵對一個超國家的歐洲的熱望則顯然已經消退。
未來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種現實可能的選擇：或者是一個不斷擴大和日益統一的歐洲，盡管猶豫不決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歐洲大陸統一的目標；或者是一個僵持的歐洲，其一體化的程度和地理範圍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狀況，而中歐則繼續處於地緣政治真空；或者是作為僵持狀態的可能後續，出現一個恢復舊時的強權角逐且逐漸走向分裂的歐洲。如果出現一個僵持的歐洲，德國對歐洲的那種自我認同感幾乎將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國對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義色彩。對美國來說，第一種當然是最好的選擇，但這是一種如果要實現就需要美國全力支持的選擇。
在歐洲建設猶豫不決的當前階段，美國沒有必要直接介入諸如以下複雜問題的爭論：歐盟是否應以多數贊成製（一個得到德國特別支持的立場）來作出對外政策決定，歐洲議會是否應該獲得立法決策權及布魯塞爾的歐洲委員會是否應成為事實上的歐洲行政當局，實施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協議的時間表是否應適當鬆動，歐洲最終是否應成為一個涵蓋廣闊的邦聯或者成為一個以聯邦實體為內核加上較為鬆散的外圍周邊地帶的多層次實體。這些問題都應由歐洲人自己去研討解決。解決這些問題的進展很可能不平衡，會停停走走，而且最終隻能靠複雜的妥協被推動前進。
不過，人們有理由認為歐洲經濟貨幣聯盟將在2000年以前應運而生，最初可能由歐盟現有的15個成員國中的六至十個成員國組成。這將加速歐洲在貨幣領域之外的經濟一體化，同時進一步促進政治一體化。於是，伴隨著斷斷續續的進程，一個擁有更為一體化的內核和較鬆散的外圍的單一歐洲將會出現並日漸成為歐亞棋局中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棋手。
無論怎樣，美國都不應給人以這樣的印象：美國更喜歡一個盡管包括的地域更廣內涵卻含糊不清的歐洲聯合。美國應該通過言辭和行動重申，它最終願意將歐盟視為美國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夥伴並與之打交道，而不僅僅把歐盟視為由通過北約與美國結盟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地區性共同市場。為使這一承諾更可信並超越關於“夥伴關係”的動聽言辭，美國可以建議並啟動在新的跨大西洋雙邊決策機製中與歐盟的聯袂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