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影響可以通過波蘭向北輻射到波羅的海諸國，向東可以到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而且波德和解的範圍通過波蘭不時地參與法德關於歐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擴大。所謂的魏瑪三角（由於第一次法、德、波三邊高級磋商在德國城市魏瑪舉行而得名，這一磋商後來定期舉行。）在歐洲大陸形成了一個擁有三個國家總共1.8億人口和十分明確的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地緣政治軸心。一方麵它進一步加強了德國在中歐的主導作用，但另一方麵德國的作用又因波蘭和法國參加三方對話而有所抵消。
德國對歐洲主要組織東擴十分明確的承諾使中歐更易於接受德國的領導，對那些較小的中歐國家來說更其如此。德國作出這樣的承諾就使自己肩負起了與根深蒂固的西歐觀念很不相同的歷史使命。按照西歐那種觀念，發生在德國和奧地利以東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歐洲所應關注的範圍。早在18世紀初博林布魯克勳爵參閱他所著《歐洲史：從庇裏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就明確聲稱，東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會對西歐人帶來任何影響。這種態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機時又重新出現。九十年代中在波士尼亞衝突期間，英國與法國也再次採取了令人悲嘆的態度。在目前有關歐洲未來的辯論中，這種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與此相反，在德國真正引起辯論的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北約和歐盟哪一個應該先擴大。國防部長支持北約先擴大，而外交部長則主張歐盟先擴大。結果是德國成了建立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的無可爭辯的倡導者。德國總理曾經把2000年定為歐盟實現第一次東擴的目標，德國國防部長也最先提議把北約成立五十周年作為實現北約東擴的有象徵意義的適當時間。這樣，德國對歐洲未來的看法就與它的歐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別：英國人明白表示他們寧可建立一個更大的歐洲，因為他們把擴大看成是淡化歐洲統一的途徑。法國人則擔心擴大會增大德國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個範圍較小的一體化。而德國對這兩種想法都支持，從而在中歐獲得了它自己的獨特地位。
美國的總目標對美國而言，主要問題是如何建設一個以法德關係為基礎的歐洲，一個具有生存活力、與美國始終聯繫在一起並能擴展合作與民主的國際體係範圍的歐洲。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運作主要依賴這一體係。因此，這不是一個在法德之間作出取捨的問題。缺了法國或德國，便不會有歐洲。
從前文所述大體上可得出以下三個結論：1.美國必須介入歐洲統一事業，以補救已在削弱歐洲活力的內部士氣與目標危機，克服歐洲普遍流行的關於美國最終並不贊成歐洲真正統一的疑慮，並為歐洲聯合事業注入必要的民主興奮劑。這就要求美國就最終接受歐洲是美國的全球性夥伴作出明確的承諾。
2.從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對法國的政策並支持德國的領導地位是有道理的；從長遠看，倘若真正的歐洲確實應運而生，則歐洲聯合必須具備更鮮明的歐洲政治和軍事特性。這就需要逐步對法國關於跨大西洋體製內權力分配的觀點作出某種遷就。
3.法國和德國均未強大到可單獨建設歐洲或同俄羅斯解決在確定歐洲地理範圍方麵的固有麻煩。這便要求美國有力地、專注地和義無反顧地參與進來，特別是與德國人一道來確定歐洲的範圍，並以此應付諸如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烏克蘭在歐洲體係內的最終地位等這些特別是對俄國來說十分敏感的問題。
在廣褒的歐亞大陸的地圖上掃一眼，即可感受到歐洲橋頭堡對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及其地域上的相對狹小。維護該橋頭堡並使它作為民主的跳板而擴大與美國的安全直接相關。美國對穩定和與之相關的民主傳播所懷有的全球關注與歐洲表麵上對這些問題的漠不關心（盡管法國自詡擁有全球性大國的地位）之間存在著鴻溝，需要填平。隻有當歐洲越來越更加具備邦聯特性時，這一鴻溝才能變窄。歐洲不會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因為歐洲多種多樣的民族傳統都很頑固。但歐洲可以成為一個實體，通過共同的政治製度越來越多地體現共有的民主價值觀，在民族價值觀的普及中明確自身的利益，並對歐亞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鐵般的吸引力。
如果讓歐洲人放任自流，他們就有陷入內部社會問題而不能自拔的危險。歐洲的經濟復甦掩蓋了表麵成功背後的長期代價。這些代價會在經濟上，同時也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損害。西歐日益麵臨政治合法性和經濟活力方麵無法克服的危機，深深植根於受國家庇護的社會結構的普遍膨脹，這助長了家長作風、保護主義以及目光短淺的狹隘性。結果是營造了一種集逃避現實的享樂主義和精神空虛於一體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可能被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或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所利用。
如果這種氛圍大肆泛濫，就可能對民主和歐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損害。就歐洲麵臨的新問題而論，民主和歐洲概念事實上是互相關聯的。暫且不提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不致引起政治動亂的改革這一需要，所有的新問題，不管是外來移民或是美國或亞洲的經濟技術競爭力，都越來越多地隻能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得到有效應對。一個比其各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歐洲，即一個在促進民主和廣泛地改變人類基本價值觀的信仰方麵要發揮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歐洲，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與政治極端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或社會享樂主義劃清界線的歐洲。
德國對歐洲主要組織東擴十分明確的承諾使中歐更易於接受德國的領導，對那些較小的中歐國家來說更其如此。德國作出這樣的承諾就使自己肩負起了與根深蒂固的西歐觀念很不相同的歷史使命。按照西歐那種觀念，發生在德國和奧地利以東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歐洲所應關注的範圍。早在18世紀初博林布魯克勳爵參閱他所著《歐洲史：從庇裏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就明確聲稱，東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會對西歐人帶來任何影響。這種態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機時又重新出現。九十年代中在波士尼亞衝突期間，英國與法國也再次採取了令人悲嘆的態度。在目前有關歐洲未來的辯論中，這種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與此相反，在德國真正引起辯論的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北約和歐盟哪一個應該先擴大。國防部長支持北約先擴大，而外交部長則主張歐盟先擴大。結果是德國成了建立一個更大更統一的歐洲的無可爭辯的倡導者。德國總理曾經把2000年定為歐盟實現第一次東擴的目標，德國國防部長也最先提議把北約成立五十周年作為實現北約東擴的有象徵意義的適當時間。這樣，德國對歐洲未來的看法就與它的歐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別：英國人明白表示他們寧可建立一個更大的歐洲，因為他們把擴大看成是淡化歐洲統一的途徑。法國人則擔心擴大會增大德國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個範圍較小的一體化。而德國對這兩種想法都支持，從而在中歐獲得了它自己的獨特地位。
美國的總目標對美國而言，主要問題是如何建設一個以法德關係為基礎的歐洲，一個具有生存活力、與美國始終聯繫在一起並能擴展合作與民主的國際體係範圍的歐洲。美國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運作主要依賴這一體係。因此，這不是一個在法德之間作出取捨的問題。缺了法國或德國，便不會有歐洲。
從前文所述大體上可得出以下三個結論：1.美國必須介入歐洲統一事業，以補救已在削弱歐洲活力的內部士氣與目標危機，克服歐洲普遍流行的關於美國最終並不贊成歐洲真正統一的疑慮，並為歐洲聯合事業注入必要的民主興奮劑。這就要求美國就最終接受歐洲是美國的全球性夥伴作出明確的承諾。
2.從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對法國的政策並支持德國的領導地位是有道理的；從長遠看，倘若真正的歐洲確實應運而生，則歐洲聯合必須具備更鮮明的歐洲政治和軍事特性。這就需要逐步對法國關於跨大西洋體製內權力分配的觀點作出某種遷就。
3.法國和德國均未強大到可單獨建設歐洲或同俄羅斯解決在確定歐洲地理範圍方麵的固有麻煩。這便要求美國有力地、專注地和義無反顧地參與進來，特別是與德國人一道來確定歐洲的範圍，並以此應付諸如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烏克蘭在歐洲體係內的最終地位等這些特別是對俄國來說十分敏感的問題。
在廣褒的歐亞大陸的地圖上掃一眼，即可感受到歐洲橋頭堡對美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及其地域上的相對狹小。維護該橋頭堡並使它作為民主的跳板而擴大與美國的安全直接相關。美國對穩定和與之相關的民主傳播所懷有的全球關注與歐洲表麵上對這些問題的漠不關心（盡管法國自詡擁有全球性大國的地位）之間存在著鴻溝，需要填平。隻有當歐洲越來越更加具備邦聯特性時，這一鴻溝才能變窄。歐洲不會成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因為歐洲多種多樣的民族傳統都很頑固。但歐洲可以成為一個實體，通過共同的政治製度越來越多地體現共有的民主價值觀，在民族價值觀的普及中明確自身的利益，並對歐亞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鐵般的吸引力。
如果讓歐洲人放任自流，他們就有陷入內部社會問題而不能自拔的危險。歐洲的經濟復甦掩蓋了表麵成功背後的長期代價。這些代價會在經濟上，同時也在政治上，帶來極大的損害。西歐日益麵臨政治合法性和經濟活力方麵無法克服的危機，深深植根於受國家庇護的社會結構的普遍膨脹，這助長了家長作風、保護主義以及目光短淺的狹隘性。結果是營造了一種集逃避現實的享樂主義和精神空虛於一體的文化氛圍，這種氛圍可能被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或教條主義的理論家所利用。
如果這種氛圍大肆泛濫，就可能對民主和歐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損害。就歐洲麵臨的新問題而論，民主和歐洲概念事實上是互相關聯的。暫且不提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進行不致引起政治動亂的改革這一需要，所有的新問題，不管是外來移民或是美國或亞洲的經濟技術競爭力，都越來越多地隻能在整個歐洲的範圍內得到有效應對。一個比其各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歐洲，即一個在促進民主和廣泛地改變人類基本價值觀的信仰方麵要發揮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歐洲，更有可能成為一個與政治極端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或社會享樂主義劃清界線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