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嚴格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主要是一次歐洲戰爭，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戰爭。但是這次大戰自我毀滅的特性標誌著歐洲對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開始告終。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歐洲大國能夠決定性地占上風——而這次戰爭的結果卻深深地受到一個正在倔起的非歐洲大國美國捲入的影響。從此以後，歐洲越來越成為全球大國政治的客體，而不是主體。
然而，美國對世界的這次短暫領導，並未導致美國對世界事務繼續不斷的介入。美國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滿足的孤立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那種狀態。雖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正在歐洲大陸積聚力量，美國這個大國——那時已經擁有一支強大的能夠在兩大洋作戰的艦隊，並明顯地超過了英國海軍——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態度。美國人更喜歡當全球政治的旁觀者。
與那種傾向一致的是，美國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國看作是個大陸島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的。美國的戰略集中在保護它的海岸，因而在範圍上隻限於本國，很少考慮國際或全球的問題。在國際舞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演員仍然是各歐洲大國和正越來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歐洲時代的最後終結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這是第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它在三大洲同時進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進行著激烈的爭鬥。當英國士兵和日本士兵——他們分別代表著一個遙遠的西歐島嶼和一個同樣遙遠的東亞島嶼——在遠離他們家鄉萬裏之外的印度－緬甸邊境上發生衝突時，這次戰爭的全球規模便象徵性地顯示出來了。歐洲和亞洲已經變成同一個戰場。
假如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納粹德國的明顯勝利，一個單一的歐洲大國便可能成為一個享有全球優勢的國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勝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為在遠東占主導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隻是一個地區性的霸主。）然而，德國的失敗主要是由兩個歐洲以外的勝利者——美國和前蘇聯決定的。這兩個國家繼承了歐洲未完成的對全球霸主地位的尋求。
那以後的五十年是由美蘇兩極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鬥爭支配的。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爭奪，是地緣政治學家們最心愛的理論的實現：這一爭奪使控製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與在歐亞大陸中心居於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國家（中蘇集團的地盤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國的版圖）相互對立。地緣政治的規模再清楚不過了：北美洲與歐亞大陸相對峙，影響整個世界的命運。勝利者將真正地控製全球。一旦最後奪取了勝利，就再也沒有別人擋道。
對立的雙方都向全世界宣傳自己的充滿歷史樂觀主義的思想信念。這種信念使每方在加強其必勝的信心時，都能理直氣壯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盤內都明顯地處於主導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獲得全球霸權的歐洲帝國沒有一個曾經成功地在歐洲本身範圍之內運用過決定性優勢。而且美蘇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對各自僕從國和附庸國的控製。這又有點使人想起宗教戰爭的年代。
全球地緣政治的範圍加上雙方都宣稱它們的互相競爭的教條是普遍適用的，就使雙方之間的爭奪變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個也具有全球性含義的因素使這一爭奪真正成為獨一無二的。核武器的出現，意昧著兩個主要爭奪者之間典型的迎頭相撞的戰爭，不僅將使它們相互毀滅，而且會給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類帶來致命的後果。因此，衝突的激烈程度同時受到兩個對手極大的自我克製的製約。
在地緣政治方麵，衝突大都發生在歐亞大陸本身的周邊地區。中蘇集團主宰著歐亞大陸的絕大部分，但是沒有控製它的周邊地區。美國在遼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和最東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保衛這些大陸橋頭堡（集中體現在西部“戰線”的柏林封鎖和東部“戰線”的韓戰中）因而成了後來被稱為冷戰的那個時期的第一次戰略考驗。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第三條防禦“戰線”即南部戰線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出現了（圖1）。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國從兩方麵作出了反應：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動使蘇軍陷入困境；在波斯灣建立大規模的美國軍事存在作為威懾力量，以阻遏蘇聯政治或軍事力量任何進一步的南下。美國承諾保衛波斯灣地區，把這一地區視為與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國對歐亞大陸集團為有效地支配整個歐亞大陸所作努力的成功遏製，意味著爭奪的結果最後是由非軍事手段決定的。因為雙方都害怕一場核戰爭，直到最後誰也未敢挑起直接軍事衝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經濟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變成了決定性因素。
美國領導的聯盟保持了它的團結，而中蘇集團卻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產主義陣營的等級森嚴、教條主義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聯盟有較大的靈活性。民主的聯盟有共同的價值觀，卻沒有拘泥於形式的教條格式。共產主義陣營強調教條的正統性，隻有一個中心說了算。追隨美國的主要圖家也比美國弱得多，而蘇聯卻不能無限期地把中國作為它的部屬來對待。出現這種結果也是由於美國方麵被證明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蘇聯卻逐漸停滯，在經濟增長和軍事技術上都無力與美進行有效的競爭。經濟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識形態上的沮喪。
然而，美國對世界的這次短暫領導，並未導致美國對世界事務繼續不斷的介入。美國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滿足的孤立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那種狀態。雖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正在歐洲大陸積聚力量，美國這個大國——那時已經擁有一支強大的能夠在兩大洋作戰的艦隊，並明顯地超過了英國海軍——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態度。美國人更喜歡當全球政治的旁觀者。
與那種傾向一致的是，美國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國看作是個大陸島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的。美國的戰略集中在保護它的海岸，因而在範圍上隻限於本國，很少考慮國際或全球的問題。在國際舞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演員仍然是各歐洲大國和正越來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歐洲時代的最後終結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這是第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它在三大洲同時進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進行著激烈的爭鬥。當英國士兵和日本士兵——他們分別代表著一個遙遠的西歐島嶼和一個同樣遙遠的東亞島嶼——在遠離他們家鄉萬裏之外的印度－緬甸邊境上發生衝突時，這次戰爭的全球規模便象徵性地顯示出來了。歐洲和亞洲已經變成同一個戰場。
假如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納粹德國的明顯勝利，一個單一的歐洲大國便可能成為一個享有全球優勢的國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勝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為在遠東占主導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隻是一個地區性的霸主。）然而，德國的失敗主要是由兩個歐洲以外的勝利者——美國和前蘇聯決定的。這兩個國家繼承了歐洲未完成的對全球霸主地位的尋求。
那以後的五十年是由美蘇兩極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鬥爭支配的。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爭奪，是地緣政治學家們最心愛的理論的實現：這一爭奪使控製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與在歐亞大陸中心居於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國家（中蘇集團的地盤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國的版圖）相互對立。地緣政治的規模再清楚不過了：北美洲與歐亞大陸相對峙，影響整個世界的命運。勝利者將真正地控製全球。一旦最後奪取了勝利，就再也沒有別人擋道。
對立的雙方都向全世界宣傳自己的充滿歷史樂觀主義的思想信念。這種信念使每方在加強其必勝的信心時，都能理直氣壯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盤內都明顯地處於主導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獲得全球霸權的歐洲帝國沒有一個曾經成功地在歐洲本身範圍之內運用過決定性優勢。而且美蘇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對各自僕從國和附庸國的控製。這又有點使人想起宗教戰爭的年代。
全球地緣政治的範圍加上雙方都宣稱它們的互相競爭的教條是普遍適用的，就使雙方之間的爭奪變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個也具有全球性含義的因素使這一爭奪真正成為獨一無二的。核武器的出現，意昧著兩個主要爭奪者之間典型的迎頭相撞的戰爭，不僅將使它們相互毀滅，而且會給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類帶來致命的後果。因此，衝突的激烈程度同時受到兩個對手極大的自我克製的製約。
在地緣政治方麵，衝突大都發生在歐亞大陸本身的周邊地區。中蘇集團主宰著歐亞大陸的絕大部分，但是沒有控製它的周邊地區。美國在遼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和最東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保衛這些大陸橋頭堡（集中體現在西部“戰線”的柏林封鎖和東部“戰線”的韓戰中）因而成了後來被稱為冷戰的那個時期的第一次戰略考驗。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第三條防禦“戰線”即南部戰線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出現了（圖1）。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國從兩方麵作出了反應：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動使蘇軍陷入困境；在波斯灣建立大規模的美國軍事存在作為威懾力量，以阻遏蘇聯政治或軍事力量任何進一步的南下。美國承諾保衛波斯灣地區，把這一地區視為與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國對歐亞大陸集團為有效地支配整個歐亞大陸所作努力的成功遏製，意味著爭奪的結果最後是由非軍事手段決定的。因為雙方都害怕一場核戰爭，直到最後誰也未敢挑起直接軍事衝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經濟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變成了決定性因素。
美國領導的聯盟保持了它的團結，而中蘇集團卻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產主義陣營的等級森嚴、教條主義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聯盟有較大的靈活性。民主的聯盟有共同的價值觀，卻沒有拘泥於形式的教條格式。共產主義陣營強調教條的正統性，隻有一個中心說了算。追隨美國的主要圖家也比美國弱得多，而蘇聯卻不能無限期地把中國作為它的部屬來對待。出現這種結果也是由於美國方麵被證明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蘇聯卻逐漸停滯，在經濟增長和軍事技術上都無力與美進行有效的競爭。經濟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識形態上的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