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前蘇聯的軍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間引起的恐懼，長期地模糊了這兩個爭奪者之間根本的不對稱性。美國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術上先進得多，軍事上更富有適應性和革新精神，在社會方麵也更有創造性和吸引力。意識形態的桎梏削弱了前蘇聯的創造潛力，使它的製度越來越僵化、經濟越來越浪費、技術上更無競爭力。隻要不爆發相互毀滅的戰爭，在長期的競賽中，天平必然最終向有利於美國的一邊傾斜。
爭奪的最後結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響。美國領導的聯盟，一般說來，認為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許多特性是積極的。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周邊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德國和日本，都在幾乎是無保留地讚賞美國的一切這一背景下恢復了它們的經濟。美國被廣泛地看作代表著未來，是一個值得欽佩和仿效的社會。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俄國卻在文化方麵受其大多數中歐僕從國的鄙視，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東部盟國中國對它甚至更加鄙視。對中歐人來說，俄國的控製意味著使中歐人同他們認為是他們哲學和文化故鄉的西歐及其基督教宗教傳統分離。更糟的是，這還意味著這是受中歐人往往不公正地認為文化上比他們低的一個民族的統治。
對中國人來說，“俄”音同“餓”，俄國意味著“飢餓的土地”。他們更是公開地鄙視俄國。雖然中國人對莫斯科聲稱蘇聯模式具有普遍意義，最初隻是悄悄地提出質疑，但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後不到十年，他們就對莫斯科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戰，甚至開始公開表示出他們對北方鄰邦野蠻人的傳統鄙視。
最後，在前蘇聯內部，占人口50％的非俄羅斯人最後也拒絕了莫斯科的統治。非俄羅斯人政治上的逐漸覺醒意昧著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開始把蘇聯看作是一個外來的帝國統治的一種形式，而統治者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麵並不比他們高的民族。在中亞，民族的抱負可能弱一些。但在這裏，這些民族卻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漸上升的伊斯蘭認同感的鼓舞，這種伊斯蘭認同感又因人們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強。
像蘇聯以前的很多帝國一樣，蘇聯最後從內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並不是直接的軍事失敗，而主要是由經濟和社會問題加速引起的分崩離析。前蘇聯的命運證實了一位學者的正確看法：帝國在政治上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因為下屬單位幾乎總是喜歡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這些單位的那些反對派精英幾乎總是抓住機會採取行動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不會被攻克，而隻會分崩離析。這種分崩離析通常是非常緩慢的，但有時也會非常迅速。唐納德。普查拉：《未來國際關係史》，載《倫理學和國際事務》第8期（1994年）183頁。
第一個全球性大國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麵使人聯想起早期的帝國，盡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隻是地區性的。那些帝國的力量建築在由僕從國、附庸國、保護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蠻人的帝國以外的人組成的等級製度的基礎之上。對當前美國圈子之內的某些國家來說，那種過時的術語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不適宜。像過去一樣，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占優勢的組織程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來自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競爭力。
以往的帝國也有這些特徵。首先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建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是通過不斷地向北接著又向西和向東南擴張領土，以及通過維護涵蓋地中海全部海岸線的有效海上控製而建立起來的。在地理範圍方麵，羅馬帝國在公元211年前後達到了頂峰。（圖2）羅馬帝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製政體。它的經濟是單一的自給自足經濟。羅馬帝國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過一個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複雜體係來發揮力量的。它以戰略的眼光設計的陸路和海軍航道體係，是以首都為起點的。一旦出現對安全的重大威脅時，用這個體係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結駐紮在僕從國和附屬省的羅馬軍團。
在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人數不下30萬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羅馬在戰術和軍備上的優勢以及帝國中心擁有指揮軍隊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更能置人於死地。（人們會驚奇地注意到，比羅馬帝國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級大國美國，1996年也在海外駐紮了29.6萬名職業軍人來保護它統治的領地的外部的地區。）可是，羅馬帝國的力量還來自一個重要的心理現實。civisromanussum——“我是個羅馬公民”——是人們對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願望。高高在上的羅馬公民地位後來甚至授予那些非羅馬出生的人，並且成為文化上的優越性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性使羅馬帝國的使命感成為合情合理。它不僅使羅馬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使它的臣民願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國的框架之中。統治者認為文化優越感是理所當然的，而被統治者也承認是這樣。這樣，文化優越感便加強了帝國的力量。
爭奪的最後結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響。美國領導的聯盟，一般說來，認為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許多特性是積極的。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周邊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德國和日本，都在幾乎是無保留地讚賞美國的一切這一背景下恢復了它們的經濟。美國被廣泛地看作代表著未來，是一個值得欽佩和仿效的社會。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俄國卻在文化方麵受其大多數中歐僕從國的鄙視，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東部盟國中國對它甚至更加鄙視。對中歐人來說，俄國的控製意味著使中歐人同他們認為是他們哲學和文化故鄉的西歐及其基督教宗教傳統分離。更糟的是，這還意味著這是受中歐人往往不公正地認為文化上比他們低的一個民族的統治。
對中國人來說，“俄”音同“餓”，俄國意味著“飢餓的土地”。他們更是公開地鄙視俄國。雖然中國人對莫斯科聲稱蘇聯模式具有普遍意義，最初隻是悄悄地提出質疑，但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後不到十年，他們就對莫斯科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戰，甚至開始公開表示出他們對北方鄰邦野蠻人的傳統鄙視。
最後，在前蘇聯內部，占人口50％的非俄羅斯人最後也拒絕了莫斯科的統治。非俄羅斯人政治上的逐漸覺醒意昧著烏克蘭人、喬治亞人、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開始把蘇聯看作是一個外來的帝國統治的一種形式，而統治者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麵並不比他們高的民族。在中亞，民族的抱負可能弱一些。但在這裏，這些民族卻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漸上升的伊斯蘭認同感的鼓舞，這種伊斯蘭認同感又因人們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強。
像蘇聯以前的很多帝國一樣，蘇聯最後從內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並不是直接的軍事失敗，而主要是由經濟和社會問題加速引起的分崩離析。前蘇聯的命運證實了一位學者的正確看法：帝國在政治上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因為下屬單位幾乎總是喜歡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這些單位的那些反對派精英幾乎總是抓住機會採取行動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不會被攻克，而隻會分崩離析。這種分崩離析通常是非常緩慢的，但有時也會非常迅速。唐納德。普查拉：《未來國際關係史》，載《倫理學和國際事務》第8期（1994年）183頁。
第一個全球性大國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麵使人聯想起早期的帝國，盡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隻是地區性的。那些帝國的力量建築在由僕從國、附庸國、保護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蠻人的帝國以外的人組成的等級製度的基礎之上。對當前美國圈子之內的某些國家來說，那種過時的術語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不適宜。像過去一樣，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占優勢的組織程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來自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競爭力。
以往的帝國也有這些特徵。首先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建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是通過不斷地向北接著又向西和向東南擴張領土，以及通過維護涵蓋地中海全部海岸線的有效海上控製而建立起來的。在地理範圍方麵，羅馬帝國在公元211年前後達到了頂峰。（圖2）羅馬帝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製政體。它的經濟是單一的自給自足經濟。羅馬帝國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過一個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複雜體係來發揮力量的。它以戰略的眼光設計的陸路和海軍航道體係，是以首都為起點的。一旦出現對安全的重大威脅時，用這個體係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結駐紮在僕從國和附屬省的羅馬軍團。
在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人數不下30萬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羅馬在戰術和軍備上的優勢以及帝國中心擁有指揮軍隊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更能置人於死地。（人們會驚奇地注意到，比羅馬帝國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級大國美國，1996年也在海外駐紮了29.6萬名職業軍人來保護它統治的領地的外部的地區。）可是，羅馬帝國的力量還來自一個重要的心理現實。civisromanussum——“我是個羅馬公民”——是人們對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願望。高高在上的羅馬公民地位後來甚至授予那些非羅馬出生的人，並且成為文化上的優越性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性使羅馬帝國的使命感成為合情合理。它不僅使羅馬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使它的臣民願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國的框架之中。統治者認為文化優越感是理所當然的，而被統治者也承認是這樣。這樣，文化優越感便加強了帝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