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雷夫還引用了一個此前沒被人關注的細節：就在這一連串死亡發生的時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並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華裔學者鄺兆江在其由哈佛大學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維新的碎片>>中，考證了慈禧太後一直患有嚴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國駐北京公使館發回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明確地說：“（慈禧）太後，兩位攝政者中更有權勢的一位，也病得很厲害……數月以來，（慈禧）病得如此厲害，以至於街頭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預期她會死掉，甚至有好幾次謠傳她已經死了。”
據此，西格雷夫問道：“到底是誰給慈禧所有的直係家庭成員下了毒呢？恭親王毫無疑問有最強烈的動機，但他並不會弄髒自己的雙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話，自有李鴻章這把老練的解剖刀替他完成這項秘密的外科手術。”而他認為，恭親王的動機在於，“同治已經給親王帶來了十年的麻煩和阻礙，恭親王的惱怒可能轉嫁到了慈禧頭上，怪她沒有對兒子採取強硬手段，因而牽涉到了親王自己的利益……無論是誰做出了這樣的安排，總歸是有人決心要幹掉同治，還有他的皇後、他的母親和他的異母姐姐，就好像是為下一撥食客匆匆打掃宴會的餐桌”。
恭親王的性格是綿裏藏針的，在陰柔的外表下，卻是一種果決，這在其打倒肅順等“八人幫”及解散阿思本艦隊時展露無遺。當他在慈禧身後，高舉旗幟、高喊萬歲時，慈禧如果真能對他徹底放心，慈禧就不會成其為慈禧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臍帶
【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嗎？權力絕對需要生物學和生理學意義上的播種，放下清高與孤傲，尋找合適的土地，燃燒激情，生根、開花……】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紀念屈原，本就是個傷懷的日子，而在這個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親王奕訢最親密的助手文祥告別了人世，享年58歲。
老友新逝，43歲的恭親王賦詩一首，悲歌道：“從今別有盈杯淚，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黃酒正散發著苦澀，而哪一杯雄黃酒，能為大清國辟邪呢？
君子不黨
如果說，大清國改革開放的主心骨是恭親王，那恭親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親王成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經是鹹豐皇帝麾下的重要幹部。1858年他躋身政治局候補委員（“軍機大臣行走”），次年扶正（“軍機大臣”），進入了國家最高決策層。英法聯軍來犯，鹹豐皇帝逃離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衛戍部隊代理司令官（“署步軍統領”），“從恭親王奕訢議和，出入敵營”，配合恭親王與英法的外交談判。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與恭親王及恭親王的嶽父桂良等結下深厚情誼。在恭親王與慈禧密謀發動政變，打倒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時，文祥成為恭親王的主要謀士。在熱河及北京的政變方的密信來往中（“熱河密劄”），文祥是密劄的主要讀者之一。辛酉政變後，兩宮太後及恭親王組成了“叔嫂共和”體製，恭親王成為中央日常工作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文祥作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親王的改革開放在中央的主要執行者，與在地方的主要執行者李鴻章等遙相呼應。
文祥在海內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啓超曾認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親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時代”。蔣廷黻則稱其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盛讚其“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將其視為與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並列的“五個大領袖”。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說，從未遇見過比文祥更聰明的人。大清國的洋幹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則對文祥有著更高的評價：“他影響之大，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中無人可比。”
更為難得的是，在幾乎無官不貪的大清國，文祥的清廉令中外側目。美國前國務卿西華德訪問大清時，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訪，要見一見這位運籌長城以內、決勝大洋彼岸的世界級政治家，卻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說“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貴賓”，而親自到美國公使館拜訪。“寒舍凋敝”還真非虛詞，雖貴為國家領導人之一，文祥居然還住在租來的房子，“每月房租僅四塊半，不會多麽堂皇”（丁韙良記載）。
丁韙良堅信：“隻要他活著，總理衙門的全部動力都來自於他。他智勇雙全，如能活得更長久，他肯定會竭力反對法國人侵吞東京（即越南北部的北圻）……總之，產生了文祥和寶鋆（恭親王另一助手）的種族絕不虛弱。”文祥去世後，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的文告中，盛讚文祥“外交內治，無不盡心籌劃，實為股肱心膂之臣”，這可說是中央對其的蓋棺論定。
弔詭的是，盡管海內外無不將文祥視為恭親王的親密助手，卻並不認為他們是小團夥，丁韙良甚至質疑：如果文祥還活著，“他究竟會阻止恭親王下台，還是加速其進程，造成更大的災難？”可以說，文祥所效忠的，並非恭親王本人，而是這個政權、這個國家。
據此，西格雷夫問道：“到底是誰給慈禧所有的直係家庭成員下了毒呢？恭親王毫無疑問有最強烈的動機，但他並不會弄髒自己的雙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話，自有李鴻章這把老練的解剖刀替他完成這項秘密的外科手術。”而他認為，恭親王的動機在於，“同治已經給親王帶來了十年的麻煩和阻礙，恭親王的惱怒可能轉嫁到了慈禧頭上，怪她沒有對兒子採取強硬手段，因而牽涉到了親王自己的利益……無論是誰做出了這樣的安排，總歸是有人決心要幹掉同治，還有他的皇後、他的母親和他的異母姐姐，就好像是為下一撥食客匆匆打掃宴會的餐桌”。
恭親王的性格是綿裏藏針的，在陰柔的外表下，卻是一種果決，這在其打倒肅順等“八人幫”及解散阿思本艦隊時展露無遺。當他在慈禧身後，高舉旗幟、高喊萬歲時，慈禧如果真能對他徹底放心，慈禧就不會成其為慈禧了……
第九章 中南海的臍帶
【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嗎？權力絕對需要生物學和生理學意義上的播種，放下清高與孤傲，尋找合適的土地，燃燒激情，生根、開花……】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紀念屈原，本就是個傷懷的日子，而在這個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親王奕訢最親密的助手文祥告別了人世，享年58歲。
老友新逝，43歲的恭親王賦詩一首，悲歌道：“從今別有盈杯淚，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黃酒正散發著苦澀，而哪一杯雄黃酒，能為大清國辟邪呢？
君子不黨
如果說，大清國改革開放的主心骨是恭親王，那恭親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親王成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經是鹹豐皇帝麾下的重要幹部。1858年他躋身政治局候補委員（“軍機大臣行走”），次年扶正（“軍機大臣”），進入了國家最高決策層。英法聯軍來犯，鹹豐皇帝逃離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衛戍部隊代理司令官（“署步軍統領”），“從恭親王奕訢議和，出入敵營”，配合恭親王與英法的外交談判。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與恭親王及恭親王的嶽父桂良等結下深厚情誼。在恭親王與慈禧密謀發動政變，打倒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時，文祥成為恭親王的主要謀士。在熱河及北京的政變方的密信來往中（“熱河密劄”），文祥是密劄的主要讀者之一。辛酉政變後，兩宮太後及恭親王組成了“叔嫂共和”體製，恭親王成為中央日常工作的實際最高領導人，文祥作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親王的改革開放在中央的主要執行者，與在地方的主要執行者李鴻章等遙相呼應。
文祥在海內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啓超曾認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親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時代”。蔣廷黻則稱其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政治家，盛讚其“品格可說是中國文化的最優代表”，將其視為與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並列的“五個大領袖”。
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說，從未遇見過比文祥更聰明的人。大清國的洋幹部、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則對文祥有著更高的評價：“他影響之大，同時代的中國政治家中無人可比。”
更為難得的是，在幾乎無官不貪的大清國，文祥的清廉令中外側目。美國前國務卿西華德訪問大清時，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訪，要見一見這位運籌長城以內、決勝大洋彼岸的世界級政治家，卻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說“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貴賓”，而親自到美國公使館拜訪。“寒舍凋敝”還真非虛詞，雖貴為國家領導人之一，文祥居然還住在租來的房子，“每月房租僅四塊半，不會多麽堂皇”（丁韙良記載）。
丁韙良堅信：“隻要他活著，總理衙門的全部動力都來自於他。他智勇雙全，如能活得更長久，他肯定會竭力反對法國人侵吞東京（即越南北部的北圻）……總之，產生了文祥和寶鋆（恭親王另一助手）的種族絕不虛弱。”文祥去世後，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的文告中，盛讚文祥“外交內治，無不盡心籌劃，實為股肱心膂之臣”，這可說是中央對其的蓋棺論定。
弔詭的是，盡管海內外無不將文祥視為恭親王的親密助手，卻並不認為他們是小團夥，丁韙良甚至質疑：如果文祥還活著，“他究竟會阻止恭親王下台，還是加速其進程，造成更大的災難？”可以說，文祥所效忠的，並非恭親王本人，而是這個政權、這個國家。